目 錄

1. 彭德懷自述：廬山會議前后

2. 彭德懷1959年7月14日給毛主席的信

3.毛主席與彭德懷1965年9月23日談話摘錄

彭德懷自述：廬山會議前后

一、關于廬山會議前后的情況

廬山會議前中央召開的兩次鄭州會議（注：一次是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人參加的會議，討論了人民公社問題；另一次是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確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武昌會議（注：即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昌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委的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討論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決議》（草案）及工農業生產問題，通過了《中央同意教育部黨組關于教育問題的幾個建議》等文件）、上海會議，我參加的情況：

兩次鄭州會議我只參加了一次。這次鄭州會議，由于收到通知較晚，只參加了會議的最后一天。那次會議是某天黃昏后在火車上召開的，會上是毛主席講話，其大意是反對“共產風”。因為到會者取得了一致的認識，所以會議時間不長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見，并未提出其他意見。

武昌會議時，我參加了西北小組。在小組討論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糧棉數字時，有的同志說，糧食有一萬億斤以上；有的同志說，糧食有九千億斤，棉花有六七千萬擔；也有的同志說，糧食要多少有多少，現在是工業大大落后于農業。

我說糧食沒有那么多。當時有的同志對我提出了客氣的批評，他說：“老總呀！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么辦呢？”

我說：“公布的數字少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布數字多了，將來被動。”

后來主席說公布七千五百億斤，我當時同意了，但心中對此數還是有懷疑的。

會議閉幕后，我先到了湘潭縣的烏石、韶山兩公社，后又到了平江縣。這幾處給我的印象是實際收獲的糧食數字沒有公布的數字那樣多。其根據：由于勞動力不足，沒有收獲好；有些地區又多吃了一些糧食。在平江展覽館參觀時，發現將兩個年度的生產數字顛倒公布了，即將一九五七年高產數字公布為一九五八年的生產數字，而將一九五八年的較低數字公布為一九五七年的生產數字。這樣的造假數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與薄一波同志（注：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相遇，當談到糧食數字時，我說：

“實產糧食數字可能沒有估計的那樣多，今年征購一千二百億斤糧食是很勉強的。如果征購了過頭糧，不僅將來返運困難，而且會影響農民的生產情緒。估計征購九百億斤為宜。”

薄一波同志說：“你給中央打個電報。”

我說：“請你寫吧。”

后來還是用我的名字寫了一個電報，說明不能征購一千二百億斤，只能征購九百億斤。這個電報妥當與否，應由我個人負責。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懷疑觀點，是沒有隱瞞下來的。

上海會議時（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發生叛亂，當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進軍西藏的一些事務性工作上了，因此，對其他問題沒有提意見。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訪問了東歐各國，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國防部辦公樓，聽了黃克誠（注：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關于國內情況的說明。山東菏澤地區的糧荒情況，比我出國時要稍微緩和些。四月開上海會議時，甘肅還說是余糧省，現在已成為嚴重的缺糧省，運輸力缺乏，運糧進去也不容易。

我問：“軍隊中還可抽出一點運輸力嗎？”

黃說：“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軍艦只抽了一部分到重慶幫助運糧，空軍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調要影響備戰。現在油的儲備也有問題。”

黃說：“西藏平亂，雖已勝利，但運輸車輛還不能減少。”

他在談話時，有些為難的表情。

我說：“還是想辦法抽出一點運輸力來幫助地方。”

我說：“東歐各兄弟國家人民，對中國很熱情，各國領導對西藏叛亂是很關心的。”

我又說，七月一日中央在廬山召集工作會議，我現在很疲勞，想休息一下。廬山會議請你參加，因你是書記處書記，地方和軍隊情況都比較熟悉。

他說，廬山會議還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軍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過于勉強。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漢乘輪船到廬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開會。毛主席概述了形勢，大體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中央辦公廳所發材料不少。

我編入西北小組，幾乎每次會都去出席，約十次。參加國務院兩次會是討論計劃工作；參加了中央常委會一兩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周小舟（注：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湖南省政協主席、湖南省軍區政委）來我處談過兩次。

第一次談了湖南工業情況，他說，過去湖南沒有重工業基礎，現有鋼鐵廠、電機制造廠、機械廠等；輕工業有很大發展；水利建設成績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還可保收。約談了數十分鐘，吃午飯去了。

過了兩天，周小舟第二次來談，他說去年糧食造了假！

我說：“為什么呢？”

他說：“是壓出來的。一次說糧食數字不落實，第二次又說不落實，連造了幾次數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個底——要虛報不要實報。”

我說：“只能是有多少報多少，決不能虛報也不能少報。”

他又說：“現在吃大鍋飯（公共食堂），就要大鍋大灶，燒柴火也不節省，勞力也不節省；小鍋小灶，婦女、弱勞力都可以煮飯，現在非強勞動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眾對公共食堂有意見。”

我說：“這些問題，你應當如實地向主席反映。”

周說：“昨天向主席談了一些。”

他希望我有機會同主席談談，向主席反映一些具體情況。

我說：“軍隊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會情況，我都送給主席看。”

他說：“主席能看到嗎？”

我說：“能看到。”

張聞天（注：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第一副部長）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門就見到，談的次數多些。多在散步時，隨便談談。時間久了，已記不清楚，大概談及幾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爐煉鐵是得不償失。

我說，煉土鐵是有得有失（后來我給主席信，別人抄錯變為有失有得）。

張說：“你的估價還比較高。”

張說：“要很好學習歷史，毛主席從中國歷史中學了很多東西。”

我說：“在黨內真正懂得中國歷史的還只有毛主席一人。”

我表示會議后要認真學習政治經濟學，認為斯大林解決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問題，但沒有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在這個問題上，是犯有錯誤的。毛主席解決了這個大問題，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這進一步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

以上是在廬山會議期間，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張聞天談的大致內容。此時，黃克誠還未去廬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初期，我參加了西北小組。七月二日開幕以后，從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組會上共有七次發言（或插話）。這些都在會議時期中央辦公廳的簡報上陸續印發給到會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對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組又將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或插話）幾經校對，集中印發給到會同志。

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在我給主席寫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發，而是在言詞中表露了對某些“左”的現象不滿，這才是事實。

從七月一日起，除參加會議外，就是坐在室內看中央部門有關財經的文件、群眾來信、會議簡報。

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國家計劃工作嚴重比例失調，毛主席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實際工作中去的看法。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內容。本決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時，警衛員說，主席剛睡。我就去西北小組參加會議去了。

十三日晚飯后，就開始寫那封信（實際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將寫成的信，送給主席親收。

十六日中央辦公廳印發出來了，我于十八日參加小組會時，我說明這封信只是寫給主席個人參考的，請求中央辦公廳收回我這封信。

可是二十日前后，張聞天、周小舟還有其他人發了言，都說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黃克誠十八號晚或十九號晚才到廬山的。他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我未看到。

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黨性質的綱領，說在寫這封信之前，就有人發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這不是反黨集團又是什么呢？

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會議的空氣就變了，我的情緒也是緊張的。

為了表白我當時寫信的動機和愿望，故在這里再次把我對當時國內形勢及對當時一些具體問題的觀點說明一下（成績就不詳細談了）。

我對當時國內形勢的看法：

我認為當時是處于大好形勢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在各地陸續組成。大躍進運動的廣泛掀起，和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與我國人民為迅速擺脫“一窮二白”的愿望相適應的。

這些總的大好形勢，給了我們在執行總路線、鞏固人民公社和持續大躍進方面，都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是不是在當時就沒有什么問題呢 ？不是。而相對的在某些地區，或某些具體政策上，是存在著嚴重的缺點或錯誤的。在廬山會議時，我所寫的信，是起源于這些問題。

首先，我當時對計劃工作是有意見的。認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設項目過多過急，不少工廠返工和窩工，分散了資金，致使必成項目推遲，而形成了原材料緊張。一九五九年并沒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繼續擴大基本建設。在發展鋼鐵工業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業及材料工業的建設和發展，而相對地忽視了原料工業。原料工業是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的基礎，如果基礎不鞏固，就會影響加工工業的發展。

對于這個問題，我在七月十四日給主席的信上，舉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沒有認真研究煉鋼、軋鋼及碎石設備和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對于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和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以及市場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夠。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

我當時認為，在計劃工作方面的不夠實事求是，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我當時也顧慮，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設項目，不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會要延長比例失調（主要是農業遠遠地落后于工業），某些被動局面就難以擺脫，將會直接妨礙四年趕英或超英的躍進速度。

在給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于決斷”。我當時認為有四個難于決斷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門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速度，還沒有得出客觀規律。

斯大林同志對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摸索了約近二十年才得出結論，即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點八七。我國情況，比蘇聯當時的情況有所不同。首先，我們人力比他們多；其二，是國際環境比較好；但是我們的工業基礎是比較差的。根據具體條件的比較，我國的建設速度可能會快些。

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遞增百分之十八點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遞增百分之二十六。

我當時想，我們四年翻一番，爭取三年半完成，因無經驗，沒有提出來。我總覺得，計劃工作沒有一個年度標準是不好做的，容易產生冒進或保守現象，只好檢討再檢討。我在給主席的信中，批評計劃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于決斷”這句話，是原諒計委的。

我認為，在農業方面也要有一個標準為宜。從解放以來，在現有條件下，平均每年能夠增長百分之七就算不錯了。至于將來農業機械、水利、肥料條件改善和加強后，那時肯定會快得多。

從解放后，我國農業每三年中就有豐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豐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豐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過去是以豐補歉。一九五八年是一個特大豐年，但由于好多地區收獲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區發生多吃和其他浪費現象，不但國家庫存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

如果過去的自然氣候是帶有規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〇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萬人煉鐵，一九五九年繼續七千萬人大搞水利建設，這對長遠利益來講，當然是有好處的，但對當年的農業生產來講，是有些不適應的。

再加上各方面一齊有幾個“大辦”，這就勢必造成農業缺乏勞動力，而直接影響農業增產，又進而影響到一些工業、輕工業的原料來源和副食品的供應。

在當時對小土群煉鐵問題的議論，有三種意見：一是有損無益；二是得不償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種看法，反對前兩種看法。

當時，在貿易政策方面，我對“內銷服從外貿”，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過多，就會引起國內市場緊張，將影響貨幣回籠和財政收入，也就會影響大躍進。

那時我把這些概括起來為“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來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經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以及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系我們今后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大躍進的關鍵所在。”

在那個時期，有許多地區的領導同志，滋長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有時他們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長遠的戰略性的任務，錯誤地作為當時的行動口號。在某項工作任務中，缺乏認真研究具體條件，憑自己的主觀愿望作決定。有時中央下達了任務，他們層層加碼。

甚至流傳了一些純主觀主義口號，如：“人有多大的膽，地就有多大的產”；“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當然，這些錯誤說法，他們是不會直接講給主席等領導同志聽的。

我認為，這種做法和說法，實際上是在破壞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農村勞動力的組織方面，有許多地區過分強調大兵團作戰，不按照強弱勞動力相互搭配，反而實行強弱分別組織。這樣組織勞動力，是不適合我國現階段農村生產技術水平的。

在當時，某些地區嚴重地刮起了幾股黑風——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有相當數量的基層干部（其他各級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誤當做共產主義已經來臨，把大批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盲目地集中起來，實行所謂“共產主義”；

新居民點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樹木、竹林。有不少農戶怕“共產”，就低價變賣家產；

有些干部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績，就無限制地上報“衛星”數字。本來產量不高，而報上去的數字很高。如果這些數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

這種現象的產生，不能說與某些領導部門要求的任務過重無關。許多基層干部，為了放更高的衛星或完成上一級交給他的層層加碼下來的生產指標，便采取了強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區打人竟成了風氣，完不成任務打，出工遲到也打，說話不好聽也有挨打的。

在勞動生產中，有些地區不照顧婦女生理特點的現象也很嚴重，致使不少婦女發生子宮下垂和停經的疾病。

這些風氣，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烏石、平江等地時，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因為有不少農民到我處申訴、告狀。

由于這些黑風在某些地區刮起，直接影響了我黨基層組織在那些地區群眾中的威信，使中央領導同志在那些地區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更嚴重的是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我把這些問題概括為浮夸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強迫命令等。這些問題，在廬山會議初期，到會同志并沒有推心置腹地談出來。鑒于以上這些情況，就促使了我給主席寫信的念頭。

二、七月二十三日對我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寫給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將我在西北小組會上不便講的一些問題，提要式地寫給主席。這些問題是涉及到執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問題。

在這些問題上，我當時認為主要是產生了一些“左”的現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個別的或者是極少數的。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為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

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

正如在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剛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對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和按勞分配原則問題在認識上有些模糊，但是經過主席的開導，那個問題很快得到了糾正。既糾正了偏差，又沒有傷害同志們的積極性，我對此非常滿意。

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給主席寫信的目的，就是為了盡早地糾正當時存在的那些問題，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并沒有什么“陰謀篡黨”、“反對毛澤東同志”的目的。

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并沒有論述那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同時我也論述不出許多的原因，我想，橫豎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他會斟酌的。

可是，事與愿違。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辦公廳對那封信的印發本，并在起頭加了一個大字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

七月十八日，在小組會上我就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會上講話，從高度原則上批判了那封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

聽了主席的講話，當時很難用言語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復思索主席的講話，再衡量自己的主觀愿望與動機，怎么也是想不通。當時抵觸情緒很大。

當日黃昏，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在馬路上散步時，迎面碰見了一個同志（注：聶榮臻元帥，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他叫了聲：“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講話，考慮好了沒有？”

我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

他很嚴肅地說：“老彭，不能采取滿不在乎的態度，主席午前講話，從政治上、組織上、路線上，已經提到了高度原則，你應當考慮對黨對人民如何有利的問題，寫成書面發言。”

我說：“現在很疲勞，一時寫不出來，也寫不清楚。”

他說：“你講意思，叫秘書記錄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這樣比較嚴密，也比較深刻些。”

我說：“沒帶秘書，只帶來一個管軍事電報的大尉參謀，他寫不了這類文章。”

我知道他說的話是好意，是從人民利益出發的，即別而歸。

回到住所后，參謀同志送來軍委轉西藏軍區電報，是要求增派運輸車輛。即拿著電報想同黃克誠同志商量一下。

推開黃的門時，聽到黃克誠同志說：“你們不要激動，事情會弄清楚的，主席是不會錯的。”

我進到黃的室內時，見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對我說：“老總呀！我們離右派只有五十步了。”

我說，五十步也不要著急，把一些模糊觀點弄清楚也是好的。

僅停片刻，沒有談及別的，我即回自己辦公室去處理電報。

當晚，怎么也睡不著，直至拂曉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么成了意見書呢？為什么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么說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呢？那位同志的話雖對，但怎樣才是對黨對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還是作檢討呢？

總之，有一系列的問號在我腦子里盤旋著。甚至產生了一種埋怨情緒，想：我雖然認識主席時間比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這信有如此嚴重的錯誤，為什么不可以找我談一談呢？

同時也考慮到，我黨中央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并積極支援國際上的民主、民族解放運動。如果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損失，那就會給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更大損失。想到這里，我動搖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頭。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兩個同志（注：聶榮臻和葉劍英元帥，葉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來到我處。問我考慮好了沒有？

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并沒有什么準備和懷有什么陰謀目的。

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

我說：“除周小舟同志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我準備寫封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志提起過。張聞天同志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并沒談寫信的問題。”

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

他們并以熱情和激動的心情談到，“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討自己。

但是，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給什么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做了一些不合事實的夸大檢討。惟有所謂“軍事俱樂部”（注：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彭德懷等人被錯誤地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由于彭德懷當時擔任國防部長職務，在批判時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又被錯誤地稱為“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對于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后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時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

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

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

有幾個同志說我太頑固，太不嚴肅。其實，在廬山會議結束后，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做，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進一步的鞏固，是有好處的。

我就是持著這個態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但是我不能亂供什么“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等，那樣做，會產生嚴重的后果。我只能毀滅自己，決不能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

彭德懷1959年7月14日給毛主席的信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

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后的指標來看，1958年較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8.4％，其中工業增長了66.1％，農副業增長了25％（糧棉增產30％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43.5％。

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

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象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后，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地起積極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

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

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后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

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

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

對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后4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

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

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后的國度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

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干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20余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到會同志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

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面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著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

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系到我們今后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

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另方面，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只18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后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

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盡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

1. 浮夸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

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

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玻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夸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于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

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

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

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

產生這種浮夸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系的。

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干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2. 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系混淆起來。

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15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于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

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

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

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

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并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

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

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于團結，不利于事業的。屬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

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

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

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斗，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15年趕上英國的奮斗目標，在今后4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

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敬禮！

彭德懷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毛主席與彭德懷1965年9月23日談話摘錄

（彭德懷追記）

主席：早在等著，還沒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興得睡不著，你這個人有個犟脾氣，幾年也不寫信，要寫就寫八萬字。

今天還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會就來參加， 周總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來。我們一起談談吧！

現在要建設戰略后方，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后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帶一點兵去打仗，以便恢復名譽。

(在廬山會議時，主席問到對我的決議案如何，當時我向主席作了三條保證)

主席問：那三條?

（我說：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做反革命；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主席說：后面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戰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區，它有各種資源，地理也適宜，大有作為。彭德懷同志去也許會搞出一點名堂來。建立黨的統一領導，成立建設總指揮部，李井泉為主，彭為副，還有程子華。

彭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誠心誠意的。

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

在立三路線時，三軍團的干部反對過贛江，彭說要過贛江，一言為定，即過了贛江。

在粉碎蔣介石的一、二、三次“圍剿”時，我們合作得很好。

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三人。彭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會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斗爭也是堅定的。

解放戰爭，在西北戰場成績也是肯定的，那么一點軍隊，打敗國民黨胡宗南等那樣強大的軍隊，這件事使我經常想起來。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的名字。為什么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主席繼續說：你還是去西南吧！讓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區有關同志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來找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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