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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編選自《攝影往事七十年——陳勃回憶錄》（有刪節），今天是陳勃誕辰百年紀念日，謹以此文紀念、懷念。

從我第一次拿起相機，到2015年，已經整整七十年了。在這段不長也不短的歲月里，我經歷了不少國家和攝影界的大事。比如采訪開國大典；創辦新中國第一部大型攝影畫報《中國工人畫刊》；參與創建中國攝影學會；“五·七”干校調回負責全國影展辦公室工作；之后執行周恩來總理指示、主持擴建中國圖片社結束中國不能沖洗彩色膠卷的歷史等等。很多事情，我既是歷史的見證者，又是執行者。

一

陳勃的第一張自拍照片（1945年與晉察冀工人報同事）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我從1938年當抗日兒童團員兩年，1940年便在晉察冀文化抗日救國會、抗聯會從事文化工作和辦小報，直至日本投降。抗戰八年，都在晉察冀農村，是個地地道道的鄉下“土包子”。

1945年8月，我被分配到晉察冀總工會工作。由作家康濯牽頭，我們辦起了《工人報》。最初，只有我們6個人辦這張工人報，不僅當記者、當編輯，每周還有三天要到印刷這張小報的《晉察冀日報》印刷廠去校對。

出乎我的意料、更讓我喜出望外的是：有一天，總工會發給我一架照相機，供我使用。我拿起它，真是愛不釋手。這是一部德國名牌蔡司相機，每個120膠卷照8張，通常也叫它“大八片”，是皮老虎式的折疊相機。沒事的時候，我總要打開它，撥撥它的快門，試一試從1秒到1／250秒，聽聽它那脆脆的聲音，真是心花怒放。

有了相機，沒有膠卷也是件讓人著急的事。這天，總算弄到一個過期膠卷；當有了膠卷即可拍照的時候，又發愁了，誰會照呢？怎么照呢？可不能胡亂浪費得來不易的膠卷啊。

我想到了請教我的父親。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每到寒暑假他從北平回家，都帶一個黑色的方盒子，給家里人照幾張像，那時他在北平的中學教書， 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寇侵入北平后，他回鄉參加了革命。此刻也進入張家口工作，于是我跑去請教，他只告訴了我六個字：光圈、快門、距離，并簡單地講述了這六個字的關系。

當時報社還有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青年叫孫發祥，我們兩個便開始研究，應該用多大光圈、什么快門，怎么個照法？突然發現，這個相機上還有一個自拍的裝置，研究一切就緒并大概學會操作之后，有一天我們邀了報社的6個人去拍照，居然開動了自拍裝置，拍下了第一張報社同仁合影照片。

在以后的日子里，雖然仍弄不到膠卷，但我天天還在琢磨光圈和快門之間的關系，甚至我找到了這樣一些公式：

光線亮時，光圈要縮小或速度要加快；

光線暗時，光圈要放大或速度要減慢。

物體動，速度要快，光圈相對要放大；

物體靜，速度可慢，光圈相對要縮小。

今天，我真羨慕那些初學攝影的愛好者們，由于科學技術的飛快發展，如今的相機都已自動化，光圈快門再不用手調了，可以自動曝光，距離也可以自動對焦，這些技術性的問題都解決了。這多方便啊！

二

1948年在東北解放區毛澤東號機車前

我在哈爾濱時，借錢在舊貨店買了一架德國生產的舊照相機，用120膠卷拍16張的。但是有了相機又沒有膠卷，實在是困難。

回到石家莊以后，晉察冀解放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已合并成為華北解放區。兩個解放區的總工會也合并成華北總工會，辦公地點設在天津迪化道。

1949年，我從石家莊又進入剛解放的天津、入華北總工會工作。大約四五月份，總工會領導跟我說：“陳勃，咱們工會接收了一個日本人勞工所的倉庫，里面有一些照相器材，你要不要去看看？”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什么樣的攝影器材，也考慮到日本投降已久，即使有膠卷也可能早已過期了，但聽到這個消息，我還是很興奮，馬上答應去看看。那是一所洋房，窗戶緊閉，里面的物品雜亂無章，灰塵滿地，在一個角落里，哇！幾千個120的膠卷扔在那里像一堵墻。膠卷的牌子有櫻花和富士，都是120膠卷，還有一盤一盤成盒的相紙，是120膠卷那么寬，那么長的。這是當年日本人給勞工拍證件照和印相用的，此外，還有配好的一套套的顯影藥。好家伙！那么大的一個倉庫，那么多的膠卷，我興奮得不得了。隨手拿了幾十個回到工會。噼里啪啦地開始試拍。白天拍完，晚上自己沖洗。那會兒，華北總工會一共有二三十人，我把總工會上至主任，下至炊事員，都動員起來照相，拍完別人拍自己，他們不想拍都不行。幾十個膠卷，沒費什么勁就拍完了。那會兒沒有放大機，就用玻璃板夾住印小片。試用之后，我覺得這些膠卷和相紙都還可以用，但這么多的膠卷，我一時怎么能用完呢？和領導商量后決定將大部分賣給天津的照相館，只留了一二百個膠卷給我使用。盡管如此，我覺得自己已經富有得不得了啦。一下擁有這么多膠卷，心里別提有多高興了。戰爭年代，剛拿相機的時候，膠卷少得可憐，練得少技術上也不可能成熟。而現在，有了這么多的膠卷，又試驗性地拍了很多，攝影技術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式。解放軍騎兵舉旗向國家領導人致敬

1949年開國大典的時候，我有幸作為全國總工會的記者，參加了這次重大活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拍攝。

那天下午3點鐘，大典開始。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攝影完全是無序的。因為以前沒有搞過這么大的活動，沒有什么經驗。游行隊伍從天安門東面的三座門進來，再從西面的三座門出去，廣場也不像現在的廣場這么大，南側兩邊還有圍墻和樹，廣場是半包圍的。我們就在廣場中間，受閱的隊伍來了，記者就讓開，受閱隊伍過去了之后，再鉆到隊伍中間拍照。有的記者為選角度拍攝，索性躺在廣場上仰攝，總之，什么樣的怪形象都有，一點秩序都沒有。雖然采訪的記者不多，但還是很亂。

這次開國大典之后，第二年還是有些無序。有關部門感覺記者的采訪太亂了。第三年就開始整頓規范了。除了天安門城樓上的記者外，分為天安門廣場內和場外記者，廣場外的記者不能進場內。廣場內的記者還要定位，不能亂跑。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我有幸到天安門城樓上采訪了。拍了毛主席和國家領導人檢閱工人游行隊伍的照片。那一天，我拍了兩三個膠卷。但是這些底片由于種種原因，也都已經沒有了。

根據我的記憶，參加開國大典的攝影者有：陳正青、侯波、楊振亞（以上三位在天安門城樓上）、石少華、吳群、林揚、孟昭瑞、羅光達、高糧、紅楓、宋貝珩、童小鵬、畢深忠、張力、陳勃、熊知行、吳大中。

四

1956年中國攝影學會第一批會員證

1956年中國攝影學會成立，我當選為學會常務理事，并調任駐會副秘書長。過了一段時間，我原來的工作單位——《工人日報》社，向我提了個要求：問我能不能給他們的內部刊物《工人通訊員》寫一點學習攝影知識的文章，以便擴大攝影方面的稿源。這義不容辭，我答應下來，共寫了四篇：一、照相機和膠卷；二、光線、光圈和快門；三、用光和取景；四、沖洗和放大。這四篇短文簡明地介紹了一點攝影的知識，據說，它受到工人通訊員們的歡迎。

上海的著名出版家、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總編輯趙家璧先生，不知從哪里得到了《工人通訊員》的這四篇文章，他專程從上海到北京找到了我。他說看了你的四篇文章，很實用，我們想將這四部份文稿集中起來，編輯成一本簡明攝影知識的書出版，并由此開始，我們打算編輯出版一套系列的實用攝影知識叢書，希望得到你的同意和支持。

讓人沒有想到，這本《簡明攝影知識》出版發行之后，第一次印刷40萬冊，很快銷售一空，以后是30萬冊、40萬冊地印刷都供不應求，幾年中15次印刷，共發行200多萬冊。

由此我感到，普及攝影是當務之急。那些年，攝影書籍很少，而許多人急需學攝影，因此才有一本小書印行200萬冊之多的效果。到上世紀末，我經常遇到一些攝影家，對我說，陳老，我學習攝影還是讀了你這本小冊子才入行的啊！我為自己作了一點點普及工作感到十分欣慰。

五

同陳復禮在張家界采風

中國學會成立后的第一個大型影展，是《穗港澳攝影作品展覽》，于1957年4月7日至21日在北京王府井帥府園的美術館展出。

廣東、香港和澳門三地98位攝影家的224幅作品布滿了一二層展廳，其中港澳作品占了一半以上，題材大至新聞紀實作品、社會生活、工農業生產、風光人像、文化體育，小到花鳥魚蟲等小品。半個月中，觀眾達16萬5千多人，創下了美術館以往觀眾數量的最高紀錄。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初期，內地與港澳的攝影家們根本沒有機會正式接觸。隨著學會的成立，由廣東同行率先將港澳作品引入內地，首先登場京城，真是稀罕又新鮮。剎那間，像一陣和暖的春風，吹開了南北攝影交流的大門，從此港澳攝影家和內地攝影家的往來日漸增多。一件很有趣的事是：1957年秋，香港攝影家簡慶福先生來京，在街頭拍照時，被派出所人員帶去盤查，當他舉目無親正處困境時，忽然想起了中國攝影學會，他告訴派出所的同志，說他認識學會的陳勃（其實那時我們從未謀面，互不相識，不過簡先生的大名我在四月的穗港澳影展中早已熟了），于是派出所給我通了電話，我回答說，是的，他是香港攝影界的名家，是我們的好朋友，請你們給予照顧。派出所的同志馬上客客氣氣地送走了他。從此， 簡先生也真的成了香港我認識最早的好朋友。半個世紀過去了，簡先生一談到此事，就說那次是陳勃把我從派出所“撈出來的”，于是引來大家一陣哈哈大笑。

在我的記憶中，這個時期，除了簡先生外，還有卓犖先生，以及香港中國銀行的一位朋友，他們是香港攝影界較早進入北京拍照片的名家。

接著，1962年，學會正式邀請陳復禮、林襄修、楊明等五位攝影家上黃山，這是學會第一個正式邀請來內地創作的香港攝影團。據陳先生后來閑談，他是在1962年第一期《中國攝影》上看到我寫的一篇短文《黃山獵云記》后，才萌發上黃山的動機。他們通過時任廣州攝影學會常務理事的林襄修先生出面，由廣州分會商請總會發函正式邀請。當時學會欣然同意，派我去廣州迎接，并由廣州分會秘書長蘇湘陪同他們一道上山。此行創作，收獲頗豐，像陳復禮的名作《朝暉頌》等，就是這次創作的。

這一時期，港澳攝影家還喜歡就近回兩廣采風，如陳復禮1959年曾去桂林拍照，所攝《漓江早渡》在臺灣獲金獎，此后，港澳影友就掀起了回內地拍風光的潮流。

時光荏苒，如今港澳攝影家，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內地攝影創作了，由于交通的便捷，甚至早上搭飛機來京、傍晚就可返港，大有“千里江陵一日還”的氣勢了。

六

北京郊區農民在進行農田基本建設（攝于1958年）

1958年，國家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高潮中。這一年，在北京郊區的昌平十三陵地區，修建了十三陵水庫。從1月21日破土動工，經過近40萬個勞動者160天的日夜奮戰，一座長627米、高29米、底寬179米、蓄水量達8200多萬立方米的大水庫即告完成，7月1日，舉行了十三陵水庫落成典禮，這堪稱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奇跡。

當時，我任職于全國文聯屬下的中國攝影學會（現為中國攝影家協會），短短五個月中，有幸三次來到這個水庫工地：第一次是背著鋪蓋卷來參加中直機關組織的義務勞動；第二次是作為文藝工作者下工地搞創作；第三次是陪同法國著名攝影家布勒松到水庫工地采訪。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翻翻經過文革之后留下殘缺不全的老照片，隨著畫面的變化，當年水庫工地勞動者挑著沙土推著小車的一行行身影、人們的號子聲夾雜著高音喇叭的音樂聲、還有那一排排整齊的帳篷，此情此影，仿佛又把我帶回到了那激情迸發的年代……

我在第一次去十三陵勞動之后，對工地的情況有大致的了解，更有了一些親身的感受。待第二次隨文藝隊伍去搞創作時，正處于渾身是勁使不完的狀態，整天泡在工地。這次帶了一個有長鏡頭的、當時比較先進的哈蘇相機，一會兒拍大場面、一會兒抓特寫，非常過癮。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地拍照，忽然天空烏云密布，頃刻間下了瓢潑大雨，我趕緊把相機貼身藏在襯衣下面保護好，呼喊著近處的同伴楊子頤去附近的帳篷避雨。猛然一回頭，看到了不遠處的許多民工，他們不但沒有躲雨，反而披起隨身攜帶的雨衣、叫著比雨聲更響亮的勞動號子，挑著沉重的沙石，一個個向前奔跑，好像在同大雨比賽。這個場面一下子讓我驚呆了，當時也忘了大雨的沖刷，徑自向人群跑去，選取了一個逆光角度，突出落下的雨點和奮戰的人群，從襯衣內掏出相機，在滂沱大雨中按下了快門。

這張照片放大后，同事們認為冒雨奮戰的氣氛還可以，于是根據當時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的時代口號，取名為《雨越大 干勁越大》，先在中國攝影學會主辦的《中國攝影》上發表，后來在匈牙利舉行的一個國際影賽中，獲第一名，是新中國攝影工作者建國后在國際影賽中獲得的第一面金牌獎。這張照片的底片一直保存在國家級的檔案館——新華社照片檔案館。

《雨越大干勁越大》——十三陵水庫的勞動場景（攝于1958年）

1958年6月的一天清晨，我陪同法國著名攝影家布勒松又一次來到十三陵。40多歲的布勒松清瘦干練，當天帶了兩部黑漆漆的萊卡相機，還背了一大挎包膠卷。抵達后在工地指揮部受到熱情接待，他客氣地謝絕了水庫領導要詳細介紹建設情況的好意，拿起相機就匆匆奔向工地。他說拍照要靠自己的一雙眼睛。在工地，民工們熱情勞動的場面，頓時感染了這位客人，他興奮不已，在人群中鉆來鉆去，貪婪地不停地按動著快門。他拍照時總是不讓被攝者注意，有時甚至躲進工地帳篷，從帳篷底部的縫隙中偷偷地抓拍，一會兒拍特寫、一會兒拍有各種背景的大場面。那年頭我們拍照，由于膠卷還是比較緊缺，講究節約，考慮再三才按動一次快門。而當天的布勒松就像個“機槍射手”，蹲著拍、趴下拍，幾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我估算他那天至少用了30多個135膠卷。他一面拍照一面連聲對我說：“了不起！了不起！我好像看到了建設金字塔的場面，真了不起！”

十三陵水庫的火熱場面，不但激發了國內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也震撼了這位法國攝影家。可惜我拍攝他當天在十三陵的各種攝影姿態的照片，在“文革”中盡失；然而他當天在工地穿梭來往，不時發出陣陣的“啊！啊！”驚嘆聲、拍照時的“咔嚓、咔嚓”聲，似乎還在我耳邊回響。這一天的陪同，使我感受到：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的攝影家，只有到火熱的生活中去，才有可能拍出精彩的照片。生活永遠是文藝創作的源泉！

《大眾攝影》創刊號封面

1958年7月，《大眾攝影》創刊了，這是繼《中國攝影》之后，中國攝影學會創辦的第二本攝影雜志。當年我拍攝的兩位攝影家在十三陵工地創作的照片，發表在創刊號的封面上。其時學會的駐會干部很少，秘書長吳群兼管《大眾攝影》。有一天他找我商量創刊號的稿件和封面問題，想看看我剛剛在十三陵拍攝的照片。在翻閱中，他看了許多修水庫場景和毛主席、周總理視察工地等照片，忽然間他發現了薛子江和楊子頤在工地拍照的小樣片，他一邊端詳一邊說：這張用作封面比較合適。薛子江是來自香港，開電梯出身的攝影家；楊子頤是來自上海，與吳寅伯齊名并與郎靜山有交誼的，且兩位都屬有名望者（其時大約50歲左右）。他們下到基層面向大眾搞創作，符合辦刊宗旨，也切題。之后他又慎重地將此照片送石少華主席和常務理事會審定。

用攝影家照片作封面，這在建國后辦的攝影雜志中還是頭一回。

七

1963年出的黃山風光郵票

1961年是我國三年自然災害中最嚴重的一年。那時，不少同志因為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不僅浮腫，還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癥，醫生讓我離開工作崗位轉地治療。我住在杭州一個工人療養院，治療一段后，病情好轉．于是決定到黃山拍拍照片，借此機會鞏固治療效果。

剛到黃山賓館，正巧遇上前來拍攝《黃山風光》藝術電影片的吳印咸、程默，盧施福(安徽攝影家)三人，他們也要上山。不期而遇，大家分外高興，我們一行四人，從9月20日到10月1日，一直在山上攝影創作。第一次上黃山，云霧、云海以及許多難得的美景，都遇上了，大家興奮異常，拍了不少照片。

從黃山回到北京，我開始策劃舉辦一次《黃山風景攝影展覽》，先同吳老商量：將過去歷年到過黃山的攝影家的作品一道展出，這可能會對我國的風光攝影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吳老欣然贊同，并得到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會的討論和批準。于是，黃山影展開始籌備。不久，便收到了張印泉、吳印咸、黃翔、吳寅伯、敖恩洪、馮四知、盧施福等數十位攝影家作品數百幅。經過集體評選，共選出22位作者的95幅作品。于1962年10月12日起，在北京中山公園水榭展廳舉辦了《黃山風景攝影展覽》。這是新中國建國后的第一個風光攝影作品專題展覽。影展出乎意料的盛況空前，水榭展廳內經常是人山人海，擁擠不堪。

黃山影展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并不是偶然的。1956年中央發表了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雙百方針之后，人們的思想開始解凍，但是還沒有完全解放，對于風光攝影，當時的看法還拘泥于這些“風花雪月”的玩意兒，是有錢有閑階級把玩的對象，和廣大人民群眾無關，攝影者也不敢多接觸。此次《黃山風景攝影展覽》，的確開啟了新中國風光攝影創作的先河。風光攝影作品如此受群眾的歡迎和受領導人的稱贊，令廣大的攝影者敢于面向大自然的美好景色，大大鼓舞了他們拍攝風光照片的積極性。

出乎意料的是：黃山影展期間，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元帥、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等國家領導人和社會各界名流，都蒞臨參觀，并留下了他們的墨寶。朱老總的題字是 “風景如畫”，如今這四個大字已經刻在黃山玉屏峰迎客松旁邊的一塊巨大的石壁上；郭老則熱情洋溢地寫道：“天公向人挑戰，人工比天巧算，把你好處攝來，勝似畫圖好看。我未到過黃山，今來影上大觀，仿佛身在云海，胸中涌起波瀾。”郭老的題字如今也書寫在山下溫泉賓館附近一面大大的墻壁上。這些激情而浪漫直白的題字和詩句，激起廣大游客上黃山的熱潮。

陳毅元帥觀看影展時，十分興奮，他肯定這次影展辦得好，他說：風光攝影今后還應該提倡，我國除了黃山，還有許多優美的自然風景可以用攝影藝術表現出來。風景攝影能增進人民的愛國感情，給人以美的欣賞，人民需要它。

陳老總還說，抗日戰爭年代黃山就在我新四軍軍部（安徽涇縣）附近，但那時戰斗任務很忙，我還沒有上過黃山。現在和平了，我一定找個機會上黃山看看。在陳毅元帥說話的第二年，他真的親自率領各國駐華使節團上黃山游覽，令這些外國朋友大開眼界，欣賞到中國最美麗的山川風光。從此，黃山的美名，更由各國友人傳播到五洲四海。

這次黃山影展，全部使用廈門感光材料廠生產的黑白放大紙制作。一式兩套，一套展出，一套回贈該廠。在50多年前的當時，廈門廠的相紙，已能充分表現攝影作品豐富的層次和鮮明的色調，為黃山影展增添了不少的光彩，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黃山影展過后，中國郵票發行局根據影展作品，繪制了一套16枚黃山風景紀念郵票向全國發行。據說這套郵票今日已成為集郵愛好者爭搶的珍品，它的行情不斷上漲。

第一次黃山影展的影響，像湖面上的漣漪，一波波地向四周延展開來。許許多多的攝影愛好者，放棄了以往的顧慮，拿起相機，走向大自然，以自然為師，使中國的風光攝影蓬勃地發展起來。國內涌現了一大批風光攝影家。

八

畫家黃永玉剛從十三陵水庫工地采風歸來，在家指導女兒黑妞作畫（攝于1958年）

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當時協會的各種動作，真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不久，我被調任為風光組組長。風光組集中了一批新華社退居二線的老攝影記者，如鄒健東、冀連波、杜鐵柯、張彬、成大林，以及一些資深編輯，大約有一二十人。我們主要拍攝祖國大好河山、秀麗風光，以配合旅游事業的發展。這些記者的采訪沒有硬性指標，能拍多少就拍多少，愿意到哪兒拍就到哪兒拍。

現在回想起來，在風光組近三年的時光是我最為留戀的。那三年我自己制定采訪計劃，跑了許多過去沒有機會去的地方，比如中國的幾大名山、云貴川疆等地，我真感到自己如魚得水，想游到哪兒就到哪兒。有人調侃說：“你們這是公費旅游啊，真美！”

那些年月里，跑路、起早貪黑爬山，雖然十分辛苦，但對自己的鍛煉，卻終生受益。

正當我在風光攝影方面有收獲、有作為的時候，領導上通知要我仍回圖片社，當然也官復原職。于是，1982年初我重回圖片社。

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有一次，陳復禮對我說：“有次黃永玉說到過你，他說陳勃這個人有一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這是怎么回事呢？

我同黃永玉相識，是1958年在十三陵水庫工地。我們住在一頂帳篷里，朝夕相處，成了好朋友。20多年之后，在王府井帥府園大街上遇到了他，我熱情地同他握手，并問他：“最近怎么樣？好嗎？夫人和孩子們都好嗎？”他含含糊糊地回答我：“馬馬虎虎，還好。”那時，正在批“黑畫展”，他的作品一眼睜一眼閉的貓頭鷹受到了上綱上線的批判。后來他對陳復禮說：“當時把我批得臭狗屎一樣，誰也不理我了。而此時，陳勃那樣熱情地同我握手，我真的感到溫暖，所以這件事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一個人在最困難、最無助的時候，有人同他握住手，的確是件刻骨銘心的事。我自己也有過同樣的感受，比如文革中有一天，我在挨斗后，天氣已晚，大家已紛紛回家，這時炊事員老李給我打來了飯、悄悄地對我說：你多吃點，以后說不定你還是我的領導！

20世紀90年代，我到香港，黃永玉送我一幅畫，他在上面寫了一段文字：“與陳勃兄相識為友已三十余年，共同經過了一些有趣的生活。補天是同鄉十足家鄉妹子一個，今得在海隅山莊一見誠可感也。”我至今還將他饋贈的這幅畫高掛在家中。

楠溪江晨漁（攝于1995年）

九

2009年是我三喜臨門的一年。

一喜：2009年是中國文聯成立60周年的日子，6月，中國文聯在人民大會堂為60位從事新中國文藝工作60年的文藝工作者頒發證書和獎章，我獲得了這個殊榮。

二喜：8月，中國攝影家協會在云南大理名城舉行了隆重的第八屆中國攝影藝術節，期間，8位老攝影家獲得了中國攝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他們是：陳復禮、徐肖冰、呂厚民、簡慶福、陳勃、侯波、陳昌謙、袁毅平。

三喜：11月，中國文聯在北京為10位老藝術家頒發了第八屆“造型藝術成就獎”和“表演藝術成就獎”。我作為這次唯一的攝影藝術家獲得了“造型藝術成就獎”。

“中國文聯造型和表演藝術成就獎”創辦已八屆，專用于獎勵中國在造型藝術、表演藝術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老藝術家和研究學者，這個獎實際上也是終身成就獎。這次獲獎的除我以外、還有漫畫家方成，美術家王琦、宋忠元、華夏，建筑大師吳良鏞，書法家李鐸，音樂家周小燕，京劇表演藝術家吳素秋和舞蹈表演藝術家刀美蘭。

第八屆中國文聯造型、表演成就獎班委會給我的評語是：

陳勃先生是我黨培養的老一代優秀攝影藝術家和中國攝影界的杰出組織領導者，是新中國攝影事業的開拓者。60多年來，他對攝影藝術孜孜以求，誨人不倦。在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他以新聞攝影為主，之后逐漸將紀實攝影和藝術攝影相結合，拍攝了許多優秀作品。他的風光作品，風格清新優美。中年拍攝的《天安門上的歡笑》等作品又在社會上影響很大，多幅作品曾在不同國家舉辦的國際影展上獲獎。

陳勃先生重視普及攝影藝術，上世紀五十年代即撰寫了《簡明攝影知識》一書，幫助和啟蒙了一大批攝影愛好者。陳勃先生被公認為是攝影界卓有成就的組織領導者，曾參與創辦新中國第一本發行國內外的大型攝影畫報——《中國工人畫刊》；參與組建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攝影團體——中國攝影學會（現“中國攝影家協會”）；主持重建中國圖片社，從此結束了中國不能沖洗彩色圖片的歷史。

為表彰陳勃先生為中國攝影界作出的突出貢獻，2009年8月，中國攝影家協會向他頒發了“中國攝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

鑒于陳勃先生在中國攝影藝術領域的卓越成就，特授予其第八屆造型藝術成就獎。

云山縹緲（1961年攝于黃山）

來源：大眾攝影

實習編輯：李嫣然 雷軼童

編輯：張立強

審校：周津皓

審核：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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