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斯坦伯克(Dan Steinb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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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總統征收的新一輪關稅讓全球經濟面臨崩潰風險,結果不僅是世界貿易和投資暴跌,還有美國軍費開支飆升。
特朗普總統的新一輪對等關稅和基準關稅將加劇貿易緊張局勢,降低投資,沖擊市場定價,扭曲貿易流動,擾亂供應鏈,并削弱消費者、企業和投資者的信心。這無疑將損害全球經濟的前景。
隨著經濟衰退的擔憂加劇以及美國爆發大規??棺h活動,華爾街兩天就損失超過6萬億美元,但這一切只是未來危機的序幕。除中國外,歐洲、日本、韓國、印度、巴西等大型貿易經濟體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都已做好準備,應對特朗普的關稅舉措。
特朗普新一輪關稅措施實施前幾天,中國宣布其商務部長已與美國在亞洲的兩個盟友——日本和韓國——就針對特朗普關稅的共同應對措施達成一致。日本和韓國方面認為,這一聲明言過其實。然而,前總統尹錫悅遭彈劾之后,分裂的韓國必須在解決憲法危機的同時應對貿易戰,而日本首相石破茂則將其稱為“國家危機”。在南亞和東南亞、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應對自然災害和外部不穩定因素的發展中經濟體也成為特朗普關稅措施的目標。
隨著華盛頓將貿易和國防政策脫鉤,它打開了多維結盟的潘多拉魔盒。
▲美國的貿易:盟友及其他。(數據來源:美國進口,聯合國;貿易逆差,美國經濟分析局;互惠關稅,白宮;關鍵商品,聯合國)
“國家安全”成為全球分裂的借口
表面上看,特朗普的對等關稅顯示,當代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圣皮埃爾和密克隆群島、萊索托和柬埔寨,前者是靠近加拿大的法國小島,后兩個國家是分別位于非洲及東南亞的貧窮發展中國家。
新的國際關稅表面上是基于“國家安全”制定的,實際上它們將滋生出新的動蕩和不確定性。
過去,美國的軍事盟友就是貿易伙伴,反之亦然。如今它的軍事盟友成了貿易對手。過去,降低關稅就可以解決分歧,今天情況正好相反。
新的保護主義令人想起20世紀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和對等關稅。這些政策與強硬的民族主義、仇外心理和大規模軍事重整相伴而生,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以及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因此,軍事層面在最近的全球化/去全球化調查中基本上被忽視頗讓人感到奇怪。
1945年,美國幾乎占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它是世界制造業巨頭,也是最大的債務國。美元壟斷了跨境交易。如今,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份額已減半。它是世界上去工業化的大國,也是最大的借款國。美元在全球交易中的主導地位很可能也已減半。
然而,軍事力量完全是另一回事。拜登政府暗中運用的正是這種力量,而特朗普政府喜歡公開炫耀。白宮試圖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這個世界,也正是有計劃地利用了這種野蠻的軍事優勢。
軍事全球化
全球經濟一體化通常以世界貿易和投資衡量。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和基準關稅政策,2017年以來這兩個領域的數據都大幅下滑。諷刺的是,當時世界經濟原本有望復蘇,但由于新的保護主義, 復蘇良機被錯失,直到今天。
盡管沒有標準數字,但和本應“結束所有戰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冷戰結束后,軍事開支和出口反而經歷了兩次大增長。經過20世紀90 年代的短暫平靜,美國領導的后“911”戰爭讓軍事支出在21世紀不斷加大。這些戰爭使國防開支差不多翻了一番,僅美國就花費超過8萬億美元,并導致目標國家近100萬人死亡。奧巴馬時代之后,特朗普1.0開啟了又一個軍事擴張時期,拜登時期軍事擴張急劇升級。
在此過程中,全球軍費開支在2024年攀升至2.4萬億美元,而2023年6.8%的增幅為2009年以來之最。目前,全球軍費開支已達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記錄到的最高水平。全球軍費開支增長主要歸因于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發生的代理人戰爭,這些戰爭尤其得到美國的武裝和資助。另外,美國十多年前將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后,該地區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在不斷升級。
▲世界軍費開支。(來源:SIPRI;單位:10億美元)
美國的軍事優勢
特朗普1.0時期,世界貿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回落至15年前水平。由于對等和基準關稅的實施,這種暴跌可能更加嚴重,也更加致命。世界投資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特朗普1.0時期,外資流入占GDP的比重在2020年降到了30年前的水平。
相比之下,軍費開支卻完全沒有反映這種趨勢,反而在不斷飆升。2023年,美國軍費開支達到9160億美元。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大軍費支出國,其軍費撥款是排名第二的中國的3.1倍。由于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2倍,實際差距更大。按人均計算,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12倍。
在《2025年優先預防事項調查》中,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政策制定專家從美國利益的角度追蹤重點沖突。然而,這些沖突中的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要么是因為美國冷戰后數十年來的軍事開支、武器轉讓、“顧問”和秘密行動,要么是因為這些因素的存在而加劇。
▲來源:CFR,作者
誰是美國軍事全球化的受益者?
2015-19年至2020-24年期間,美國武器出口增長了21%。與此同時,美國在全球武器出口中的份額從35%上升至43%,幾乎相當于排在其后八個最大出口國的總和。2020-24年,美國向107個國家提供了主要武器。美國對歐洲國家的武器出口增長了兩倍多(+233%)。2020-24年,亞洲和大洋洲的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和臺灣地區等占美國武器出口的28%。
美國的軍事主導地位為美國幾家大型國防承包商帶來了暴利。從烏克蘭的代理人戰爭到加沙和中東地區的戰爭,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亞洲的新沖突地區,這些軍工巨頭一直是最大受益者。從股價走勢看,這些國防巨頭攫取了巨額利潤,尤其是過去五年。
▲美國大型軍工企業:股價十年飆升。(來源:Tradingeconomics;作者,2025年4月6日)
從實際目的看,亞太地區正在開展的重整軍備行動是為了遏制中國,甚至不惜犧牲亞洲經濟發展——亞洲目前占全球增長預期的60%以上。
美國的軍事優勢地位以及非法的對等和基準關稅有可能在未來數年損害全球經濟前景,尤其在未來數十年損害發展中經濟體和大型新興經濟體,進而擾亂全球經濟增長。
我們正處于1933年以來最危險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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