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

路村屬京郊房山，離竇店不遠，在廣播局發射臺“十二號工地”附近。

　　一九六八年九月，我隨廣播局專政隊全體轉移到路村，到了那里，才發現已有大批人馬先到，凈是熟人，原來他們雖然沒進專政隊，早已在廣播局各部門各單位的“清（理階級）隊（伍）”中立案審查，都是“未決犯”。

　　被“清理”出“階級隊伍”的隊伍越來越大。重新編隊，我們原先的專政隊就打亂了，我不知怎么跟科研所的朋友們分到一塊兒去了。

有一天，從田間回來，一進村就解散了。正往我住的院子走，過來一支下工的隊伍，走在最后的是劉寶瑞，臉色灰白，指著前胸對我說：“心口疼，實在干不動了，你給我說說。”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看我，沒等我回話，就趕隊去了。他佝僂著背，艱難地蹣跚走著。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辦。劉寶瑞不顧“不許串聯”的紀律找我說話，一是實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從一九六○年相識，有一陣成天一起整理老相聲，至今也八九年了；在一九六八年這一屆專政隊，我當隊長，勞動，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應，都是心照不宣的。

但在這里，我不是隊長了，又不在一個班里，我怎么替他說話？我是跟他一樣的專政對象啊，還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報告。

想來想去，晚飯的時候我找到王決（中央電臺文藝部曲藝組的曲藝作家與研究家），他跟劉寶瑞比我還熟。他不會以為劉寶瑞偷奸耍滑，更不會說他裝病……我說，看寶瑞那樣兒，得讓他歇歇工了。王決跟他在一個班里，也許能不露痕跡地向誰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沒停，這樣的天氣照例是學習，想到劉寶瑞跟大伙兒一樣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實了一點。或許我們求情沒用，老天爺才管用。

一早出屋洗漱，發現劉寶瑞他們那間屋子情況異常，小小騷動，卻是無聲的騷動。我們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不許亂說亂動”的，平時便緘口不言，彼此不過話不打招呼。這個早晨，不但他們班里的人板著面孔，還有鐵青著臉的“干部”出人。發生了什么事情了？

早飯場上仍然鴉雀無聲。但從別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聽說劉寶瑞死了，——并且說是吃安眠藥自殺的。

自殺，就是“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了。他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許就是因為“心口疼”，又還得下地干活，難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脫……

我又看到他那雙凄楚的，絕望中殘存著一線期求的眼光。像針扎著我的心。

我辜負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該立馬找到他們的班組長，或是他們原單位的“干部”，直截了當地建議，讓劉寶瑞休息，不能再帶病勞動；受審查歸受審查，看病歸看病，“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但我沒有這樣做。竟是因為自覺被專政的身份！

這想法翻來覆去折磨著我。學習文件的時候一直神不守舍。

忽然通知我出去，班里只叫我一個，帶上鐵锨！

走過一片泥濘，到了生產隊一塊地邊，原就低洼，沒種什么的地方，叫我們四個人趕在午前挖出一個坑來。

我看看王決，看看張品興，大家就都一聲不響地挖起來。只有下雨的聲音，鐵锨吃進土里的聲音，帶著泥水甩土的聲音。

雨水順著衣領流過脊梁。一邊出熱汗，一邊脊梁發涼。

任誰都沒說什么。

下午雨還沒停。我們四個人又來這里。

這墳坑朝村子一面，已經用淡藍的塑料布圍起半邊屏障。

我們沒有什么活兒了，修修補補，拖泥帶水的也做不出什么樣兒來。似乎只等劉寶瑞的尸體抬來下葬了。

等到下午四點鐘。遠遠聽見有一兩聲汽車鳴笛。廣播局保衛處的老處長彭保一行陪著一位客人來到。劉寶瑞的尸體也適時地抬來。那位客人是法醫。人群簇擁著他麻利脆快地在藍塑料障子里做了一套手術動作，我們自然只遠遠地望望，轉過臉去，做出漠不關心的樣子。

隨后劉寶瑞入穴，噼里啪啦往他身上蓋土，我內心總以為劉寶瑞會有知覺，土撂在他身上格格棱棱，不說打疼也會極不自在；但理智告訴我他不會感到什么了，現在這一切所要折磨的是我們。

等到泥土蓋住劉寶瑞的尸體，看不見了，我們連忙加快節奏，好趕快從這次受罪的勞役中逃離。完全沒顧上那邊保衛處長、法醫和其他“干部”們在談些什么。

在濾去了當時的雨水、倉皇、憤懣、恐懼、歉疚、惡心多種感覺以后，我記得我們看到一個瓶里裝著一個臟器，那是劉寶瑞的胃，法醫指出這個胃上有個穿孔，劉寶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沒有食物也沒有藥物的殘跡。

法醫又被人們簇擁著，到村邊上車走了。

這里，保衛處的老處長見我們已把墳坑填平，癡癡地等候著新的指令，就過來安撫地說：“沒事了，你們回去吧。”然后又正色警告：“今天在這里看到的，聽到的，不許說出去！”

我們看到了，聽到了什么？

劉寶瑞死而不能復活了，這一切還有什么意義嗎？

當時，我回到自己的班里，果然沒人問什么。好像一切都沒發生過一樣。科研所的朋友對劉寶瑞不像我那么熟，何況“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這條保密原則，用在專政對象身上，分量更需加碼。

一九六八年十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審查對象陸續撤去，最后我們這支專政隊也原編制返城，只少了劉寶瑞。

他留在路村了。

“文 革”結束以后，我離開了廣播局。我不知道那里人們怎樣議論劉寶瑞之死。

三十三年過去。不但劉寶瑞已緘默三十三年，當時主持處理善后的保衛處長也去世了，跟我一起參加挖坑下葬的，王決不在了，健在的只剩張品興，我，還有一個人，當時印象不深，姓名失記。

我尊敬的丁一嵐（鄧拓夫人）那年也跟著專政隊在路村。她去世前不久，在電話里還對我說起劉寶瑞之死，她記得張紀明在通鋪上跟劉寶瑞緊挨著，他是劉寶瑞那最后一夜的權威證明人。

我所尊敬的張紀明，一九五八年莫須有的“溫鄒張反黨集團”中那個“張”，我原想就劉寶瑞的最后一夜找他問問，后來又想，老人已年近九旬，別再打攪他了。

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人陳庚，原廣播文工團的領導，當時也跟專政隊一起在路村。他前年告訴我，那個該對劉寶瑞之死負直接責任的人（他沒說此人名字），也死了，死前總是夢到劉寶瑞。該是他自知欠了一筆生死債，內心惴惴，夜有所夢吧。真是報應。

　　[附〕關于劉寶瑞之死補記

我的《路村·劉寶瑞之死》刊出后，接到廣播局老同事徐衡兄來電來信，以他的記憶相告。原來，一九六八年秋，他也是作為專政對象在路村參加秋收勞動，幾十個人住在一個大屋，分成兩排睡地鋪，他正跟劉寶瑞頭對頭。

徐衡提到，路村有六七百畝地，秋收時節天天白日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在場上“剝棒子（玉米）”。這我記得。當時廣播局來人有四五百，圍坐一大圈兒，那圈兒有小足球場大。

他說起劉寶瑞猝死之前那個晚上，在“剝棒子”現場發生的事情，我卻全無所知——我搜索記憶，如果目擊過這樣傷心慘目的場景，是不會遺忘的——也許因為人多，嘈雜，心無旁騖地干活，從不“亂說亂動”，進而一切不聞不問，這才什么動靜都沒往心里去。

徐衡是這樣記述的：

這天，那個管我們黑幫隊的郭××忽然發現，就數劉寶瑞剝的棒子少。于是，大聲斥責之后，他就喊劉寶瑞站起來，又找來個大糞箕子，裝滿玉米，直到起了尖，讓劉寶瑞背上，圍著四五百人的大圈跑。那個專政的執行者，緊跟在后邊，像趕驢一樣，不斷吆喝：“快跑，快點！再快點！還得快！”

徐衡說，每當劉寶瑞從他身后過一回，就總先聽他“哼哧！哼哧”大喘氣，隨后，就是那個專政執行者的吆喝聲，蓋過了劉寶瑞的哼哧聲……那時候，見專政的人也跟著來了，人們都趕緊干活。他心里雖然不是滋味，也顧不得體會劉寶瑞是啥心情了。

徐衡說，平常，天天晚上干完活回屋，劉寶瑞總是先拿上小搪瓷缸，艱難地一步一步挪到院里開水桶接水，再蹭回來打開幾個小藥瓶，倒出幾粒來，就水吃下去。然后吃力地拉開褥子，慢慢躺下，用夾被蓋上，趕緊閉目養神。他蒼白的臉上，鼻翼不住顫動，費力地喘氣。劉寶瑞說過，他血壓高，有心臟病，吃的主要是治心臟病的藥，還有腸胃也不大好，近來氣喘又厲害了。

這天晚上收了工，回到住處，徐衡見劉寶瑞已經癱在鋪位上，拿起那個小搪瓷缸，伸著顫抖的手，有氣無力地哀求：“徐衡啊！你給我倒碗水吧！”

這天夜里，聽劉寶瑞像往常一樣呻吟，聲音時大時小，聲調卻拖得很長很長。熄燈后，夜深人靜，哼哼聲顯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都不作聲。徐衡也終于在這呻吟聲中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吹響了，大家都麻利地穿好衣服洗漱，見劉寶瑞一動不動，不知什么時候他已經停止呼吸了。

我那篇回憶文字還只敘述了劉寶瑞黃昏收工回來的勞累病痛，如果沒有徐衡所述的當晚這場折磨，他是不是還能多活幾天？——誰知道？

劉寶瑞有病不得療救，又加上超過他體力負荷的勞動，還有如上的身心雙重摧殘，不死才是奇跡。而在他死后，有關方面即使找人進行尸檢，也只是為了推卸（至少是)管理的責任罷了。

現在人們回過頭來，稱劉寶瑞為“單口相聲大王（或大師)”了，而在一九六八年，還不是一介專政對象，可以隨便用手指捻死的螞蟻？誰管他怎么死的，死了從專政隊花名冊上把名字勾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