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的推進需要不斷地“探賾索隱”，小到對具體歷史物事的考辨求索，大到對宏觀歷史嬗變、思想脈絡演進的鉤沉發(fā)微，無不需要學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洞察與把握。

鄧廣銘先生（1907.03.16.-1998.01.10）是當代宋史研究的重要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在20世紀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有關“拐子馬”的諸問題的考釋》是一篇經典的考證文章。鄧先生以層層剝繭的史家筆法，通過對《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鄂王行實編年》《南渡四將傳·岳鄂王傳》等文獻的考辨分析，矯正了訛誤近八百年的一系列對“拐子馬”的錯誤理解。本文收錄于《鄧廣銘治史叢稿》（再版），2022年4月。特此轉載，以饗讀者。

南宋高宗趙構的紹興十年（1140），岳飛由鄂州率軍北上，抗擊由金朝女真軍事貴族兀朮統(tǒng)帥的南侵兵馬，在郾城戰(zhàn)役中，大破金方的精銳部隊——拐子馬。這一歷史事件，直到今天還在普遍流傳。但是，究竟拐子馬是一種什么樣的部隊，具有何等樣的裝備，這卻從南宋以來的史書上，就有不同的記載和不同的理解。到岳珂在他所編寫的《鄂王行實編年》中，對拐子馬又詳細地加以解釋說：“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按即皮繩）。凡三人為聯(lián)，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墻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贝苏f既出，章穎在《南渡四將傳》的《岳鄂王傳》中加以沿用，元朝官修的《宋史·岳飛傳》中也加以沿用。從此，對于拐子馬的解釋算是定于一尊了，然而諸多的附會錯訛，卻也從此鑄定，踵訛襲謬，牢不可破。計其時間，已將近八百年了。我認為，再不應讓這一誤解繼續(xù)流傳下去了。因特寫成此文，目的是要把拐子馬的正確解釋探索出來，而把歷來（特別是從岳珂以來）對拐子馬的種種附會和誤解一律加以澄清。

一、在有關宋、金戰(zhàn)爭史料中出現較早的

“鐵浮圖”、“拐子馬”、“扢叉千戶”、

“河北簽軍”和“左護軍”諸詞

（一）

“拐子馬”這個名詞，在北宋人所撰述的有關武備和軍事的史料中就已經出現，并不是在宋、金戰(zhàn)爭發(fā)生后才出現的。在記載宋、金戰(zhàn)爭的史料中，“拐子馬”這一名詞的出現，是在1140年五月的順昌戰(zhàn)役中，也不是在記載這年七月郾城戰(zhàn)役時才出現的。

《大宋中興岳王傳》之《劉锜順昌鏖兵》

明萬歷三臺館刊本

當金朝的軍事統(tǒng)帥兀朮于1140年率軍南侵，于六月間抵達順昌（今安徽阜陽）境內時，原先奉命去駐扎開封的南宋將官劉锜，這時恰正帶兵行進到順昌，便在順昌城內進行防御部署。有一個名叫楊汝翼的文人，這時也跟隨劉锜在順昌。他親眼看到這次戰(zhàn)役的全部過程，事后便寫了一篇《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按，此書全文收入《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六亦引錄此文，但謂系郭喬年撰，不知何以歧互如此），詳記這次戰(zhàn)役經過，其中有一段文字說：

〔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tǒng)，韓將軍、翟將軍人馬，環(huán)合城下。甲兵鐵騎十有余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有差?！?/p>

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按同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又號扢叉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官軍殺傷。先以槍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者。極力斗敵。自辰至戌，賊兵大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大破之?！?/p>

方其接戰(zhàn)時，酈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單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斗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損七八。

這是南宋一代的歷史記載當中，最先提及拐子馬的，而拐子馬究竟是怎樣的物事，在楊汝翼的文章中卻找不到解釋。我們也把這一問題留到下文去解決，在此先把見于這段引文中的另外兩個名詞，即“扢叉千戶”和“河北簽軍”解釋一下。

什么叫“扢叉千戶”？這在《金史·兵志》的“禁軍”條中可以得到回答。《兵志》說：

禁軍之制，本于“合扎謀克”?！昂显闭撸杂H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焉?！?/p>

貞元遷都，更以太祖、遼王宗干、秦王宗翰軍為“合扎猛安”，謂之“侍衛(wèi)親軍”，故立“侍衛(wèi)親軍司”以統(tǒng)之。

這里的“猛安”，是按女真語音轉寫為漢字的，意譯就是“千戶”。“扢叉”與“合扎”自是同一女真語音的漢字異寫。因此，“扢叉千戶”與“合扎猛安”這兩個詞兒，不論就其語音或語義來說，是全然相同的，即同是漢語中的“侍衛(wèi)親軍”之意。所以，在《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中，也說金的四太子兀朮以“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又號‘扢叉千戶'，其精銳特甚?！必X自將的牙兵，當然也就是他的侍衛(wèi)親軍了。

《金史·兵志》說“合扎猛安”的編制，是在貞元遷都之后才組成的，按所謂貞元遷都者，是指1153年金主完顏亮由金的上京會寧府遷都于燕京一事而言，然在1140年的順昌戰(zhàn)役中既已出現了“扢叉千戶”的名稱，則其組成必然在1140年之前，而絕不會在1153年之后。可見《金史·兵志》的這一條記事，必有年代上的錯誤。今查《金史》卷一九《世紀補》的開頭，記敘金太祖的第二子完顏宗峻的事跡，說在太祖天輔五年（1121），完顏杲都統(tǒng)諸軍攻取遼的中京時，完顏宗峻“別領合扎猛安，受金牌，既克中京，遂與杲俱襲遼主于鴛鴦濼”。據此可知，在金太祖開國之初，就已經建置了“合扎猛安”即“扢叉千戶”了。是則其事應早于順昌之戰(zhàn)二十幾年，早于完顏亮的遷都燕京三十幾年。但盡管如此，《金史·兵志》對于“合扎”（亦即“扢叉”）這一語詞的解釋卻是完全正確的。

《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說兀朮的“自將牙兵”“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又號‘扢叉千戶’”。這里也頗有語病。因為，所謂“又號‘扢叉千戶’”一句，只應是承接上文的“自將牙兵”而言；而所謂“虜號‘鐵浮圖’”，則又應是僅僅承接“皆重鎧全裝”一句，只是說，因為這支部隊的裝備都是“重鎧全裝”，望之若鐵塔一般，所以又得了“鐵浮圖”的稱號（按實說來，鐵浮圖也只能是漢人給予的稱呼，決非女真語）?！白詫⒀辣迸c“扢叉千戶”或“侍衛(wèi)親軍”，都是指部隊中的一種特定編制；而“鐵浮圖”則決不寓有任何編制的涵義在內，而是對所有裝備精良的部隊，對所有望如鐵塔般的部隊，都可以給予這樣的稱呼。所以，在汪若海記述順昌戰(zhàn)役的《札子》（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二）當中，把兀朮“所將攻城士卒”，一律稱為“鐵浮屠，又曰鐵塔兵”。并述寫其裝備說：“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睋俄槻龖?zhàn)勝破賊錄》中既把“鐵浮圖”作為女真語，又把“鐵浮圖”與“扢叉千戶”和“自將牙兵”等同起來，顯而易見，都是錯誤的。

《中興瑞應圖卷》中的金人騎兵形象

[宋] 蕭照 繪

上海龍美術館藏

我再重說一遍：兀朮的侍衛(wèi)軍固可因其“重鎧全裝”而被稱為鐵浮圖；兀朮的侍衛(wèi)軍以外的所有“重鎧全裝”的金軍，也是同樣可以被稱為鐵浮圖的。

（二）

據《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所說，拐子馬的名稱是出之于“河北簽軍”之口的，是金國部隊中的“河北簽軍”向南宋軍隊講話時使用的一個名詞。因此，“河北簽軍”在這里的關系極關重要。我們應當盡先弄清楚什么叫做“河北簽軍”。

《宋會要輯稿》的《兵》門《歸正》類，在紹興三年（1133）載有一道詔令說：

九月二十五日詔：金人自來多系驅擄河北等路軍民，號為簽軍，所當先沖冒矢石，枉遭殺戮。念皆吾民，深可憐憫。兼自來招收投降漢兒簽軍等，并皆優(yōu)補官資，支破請受?？闪钤里w：如遇外敵侵犯，措置說諭，有率眾來歸，為首之人，仍優(yōu)與推恩。（《兵》十五之三）

汪藻《浮溪集》卷二《論僑寓州郡札子》中，也有論及簽軍的一段，說道：

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為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yǎng)之恩，一旦與我為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為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鎮(zhèn)江為韓世忠、岳飛所招，遁〔而來〕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系此《札子》于建炎四年（1130）五月）。

金人劉祁的《歸潛志》卷七，也有一條談及此事，后來且為《金史·兵志》所引用。其文云：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或即盡揀取無遺。號泣怨嗟，闔家以為苦。驅此輩戰(zhàn)，欲其克勝，難哉！

從上面的幾段引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謂“河北簽軍”者，就是指河北地區(qū)民戶中被金國統(tǒng)治者強迫征調參軍的那些人。這些被驅擄從軍的人，在每次戰(zhàn)爭中，還都被迫最先上火線去“沖冒矢石”。

山西稷山縣馬村金代磚雕墓

從上面的引文還可看出，全部的河北簽軍，其人既全是漢族的人，他們所講說的自然也全都是漢族的語言。既然如此，則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拐子馬”，也只能是漢族語言，而斷然不會是女真語言。

（三）

河北簽軍告訴南宋軍隊的話，第一句就是“我輩原是左護軍，本無斗志?！边@里的“左護軍”究作如何解釋呢？

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六紹興元年（1131）十二月庚子條所載，南宋王朝在這一天把它所統(tǒng)轄的軍隊，由原來的神武軍改名為行營護軍，張俊所部人馬稱行營中護軍，韓世忠的稱前護軍，岳飛的稱后護軍，而劉光世所部人馬則稱左護軍。到紹興七年（1137）八月，劉光世的一員部將酈瓊率領劉家軍一部叛降了偽齊。一年以后，偽齊被金人所廢，這支軍隊的下場，可能有一些人被改編，另有一些人便可能被遣散了。金人在每次征簽兵丁時，總是盡先征簽那些曾經做過正規(guī)軍人的人，在紹興十年（1140）金軍大舉南侵之前，為酈瓊所劫持而投降偽齊的劉光世的舊部，不論是被改編或被遣散的，必又都被征發(fā)到前線上去。這些在陣地上主動向南宋軍隊搭話的“河北簽軍”，因其本來就是劉光世的舊部，所以首先就表明身份，說“我輩原是左護軍，本無斗志”了。（但是，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八的《御前諸軍》條內，所述行營護軍的前后左右各軍及其將領，均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不同。例如，說張俊部隊改稱前護軍，韓世忠部隊改稱后護軍，岳飛部隊改稱左護軍，劉光世部隊改稱右護軍。不知兩書何以歧互如此。今與南宋其他史籍相參證，知《朝野雜記》此條所記多誤，故不取。）

《中興四將圖》

題 [宋] 劉松年 繪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二、對“鐵浮圖”和“拐子馬”最早的錯誤解釋

在1140年，南宋王朝派在順昌府做地方長官的是陳規(guī)，作通判的是汪若海。金國的南侵兵馬已經進入順昌境內之后，陳規(guī)與劉锜共同負責措置守御事項，汪若海則因須往杭州去乞援于南宋王朝，于五月中旬即挈帶眷屬離開了順昌。

從宋欽宗趙桓即位以后，在關于是否割三鎮(zhèn)的問題上，在委任趙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以及趙構由相州到歸德去踐皇帝之位的問題上，汪若海都曾參加過謀議，因而在當時是被稱為“深沉有度”的人?？墒沁@次之挈眷南行，在《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中是被描述為臨陣脫逃的。事實上，汪若海這次到杭州也并沒有請到救兵，而他的重回順昌去做通判，卻也是在順昌戰(zhàn)役已經結束、順昌的安全已經可以確保之后。

汪若海為要表明自己也是這場順昌戰(zhàn)役的直接參與者，便于回任之后，“躬往戰(zhàn)地，或訪親身臨陣之人，或質被擄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zhàn)勝”，寫成一篇《札子》送呈南宋王朝，“以備朝廷之采擇”。其中有專談“鐵浮屠”和“拐子馬”的一段：

兀朮所將，號常勝軍。……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浮屠，又曰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后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拒馬子一步，示不反顧。

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

〔六月九日〕劉某出軍五千人接戰(zhàn)，……始與虜騎往來馳逐，后直沖入虜軍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相抱于城濠而死者。

血戰(zhàn)自辰時至申，虜乃敗走，橫尸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兀朮大怒，親擁三千余騎，直扣東門，射城上人，著城上炮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弩射走。

兀朮既大敗，乃移寨于城西門，開掘濠塹，……欲為不戰(zhàn)之計而坐困順昌。……（《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二）

汪若海的這幾段記述，有一部分是從《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中抄襲來的，但也有一部分為該《錄》所不載，則應是從一些“親自臨陣之人”或“被擄得脫之士”詢訪而得的。其中對于“鐵浮屠（圖）”和“拐子馬”做了更具體的解釋，那就是：所謂“鐵浮屠”者，除為《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所說的“重鎧全裝”做了更詳細的說明，如“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諸事之外，還要“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所謂“拐子馬”者，則是列置在左右兩翼的女真鐵騎的一種簡稱。

汪若海對拐子馬所作的解釋是正確的，對鐵浮屠所增加的“三人為伍”等解釋則全然錯誤。然而到岳珂編寫《鄂王行實編年》時，卻又合二而一，把汪若海對“鐵浮屠”所作的錯誤解釋移用于“拐子馬”身上去了。從此便以訛傳訛，貽誤千載，故不可不加辨正。

三、岳珂《鄂王行實編年》所載

郾城戰(zhàn)役中的“拐子馬”

岳飛是一個喜歡招攬文士的人。在他的軍營中經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當他的軍隊在紹興十年（1140）夏、秋間在潁昌府、郾城縣等地與金軍對戰(zhàn)時，隨同部隊在戰(zhàn)地的這類文士必也不少。他們親眼看到了這幾次戰(zhàn)役的實況，必也有人將其全過程記載下來，像楊汝翼記載順昌戰(zhàn)役那樣。不幸是，到紹興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檜便對岳飛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慘遭殺身橫禍。從此以后，凡與岳飛往還較多的人，便被目為“交通叛將”，曾做過他的幕僚的人，更不免被深文周納地加以這樣那樣的罪名，他們的身家性命全受到嚴重災禍。因此，凡屬記述岳飛生平事跡、特別是戰(zhàn)功的文字，以及和岳飛相往還的書札之類，在這時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銷毀，希圖藉此滅跡免禍。郾城戰(zhàn)役的經過，雖然也必有身臨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記述，在岳飛身遭橫禍之后，這些記載也必然都隨之而灰飛煙滅，自也可以斷言。基于這些因由，我們現時所能看到的關于郾城戰(zhàn)役的最早記錄，是在岳飛身死六十多年之后，由他的孫子岳珂寫入《鄂王行實編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輕騎駐于郾城縣，方日進未已?！粘鲆卉娞籼?，且罵之。兀朮怒其敗，〔紹興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偽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云領背嵬、游奕馬軍直貫虜陣，……鏖戰(zhàn)數十合，賊尸布野，得馬數百匹。……

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lián)，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墻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zhàn)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肮兆玉R”既相聯(lián)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尸如丘。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

岳珂之編寫《行實編年》，是在宋寧宗嘉泰三年（1203），其時上距岳飛之死已經六十二年，岳飛生前所帶領的兵將，假如在岳飛受害時年僅二十五六歲的，到這年也已將近九十歲了，必不可能還有幾個活在人間的。因而岳珂對于郾城戰(zhàn)役的那段敘述，必不會是從親身參與那次戰(zhàn)役的兵將口中聽來的。但岳珂編寫此書時所依據的文字資料，絕大部分我們現時都還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較為冷僻的，后來也被岳珂收錄在《金佗稡編》和《金佗續(xù)編》當中了，而在上述這些資料當中，卻全無詳述郾城戰(zhàn)役的文字。岳珂為求能夠把這一空白補充起來，而且要把它補充得有聲有色，他便東拼西湊，把楊汝翼、汪若海記載順昌戰(zhàn)役的兩文取來參考，摘錄了兩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竄改，即移用了來，充作郾城戰(zhàn)役的具體內容。例如，“貫以韋索”和“三人為聯(lián)”，即是把汪若?！对印分械摹叭藶槲?，以皮索相連”稍加改動而成的。而把“鐵浮圖”和“拐子馬”合二而為一，則是岳珂把見于楊、汪二文中的兩個各不相干的名詞有意加以混淆的?！耙获R僨，二馬皆不能行”，更是岳珂專憑臆想而創(chuàng)為之說的。

《鄂國金佗續(xù)編》

[宋] 岳珂 編

明嘉靖刻本

在《鄂王行實編年》成書三年之后，即1206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穎以為，劉锜、岳飛、李顯忠和魏勝這四員大將的遭遇都很不幸，遂為他們各寫一傳以事表揚，合編為《南渡四將傳》一書，并且表上于朝（事實上即獻諸史館），以備修撰國史時的采擇。其中的《岳飛傳》，完完全全是以《鄂王行實編年》為藍本，稍加刪潤而成的。在記述郾城戰(zhàn)役中大破金軍“拐子馬”一段，則只是把《行實編年》中的“堵墻”改為“如墻”，“是戰(zhàn)也”改為“是役也”，“步人”改為“步卒”，“既相聯(lián)合”改為“相連”，“一馬僨”改為“一馬仆”，此外再沒有不同之處。后來元朝晚年編修的《宋史》，其中的《岳飛傳》果然是照抄了章穎的《南渡四將傳》中的那一篇，連字句間的改動也很少。明、清兩代有好幾種記述岳飛事跡的小說《說岳精忠全傳》之類行世，其內容雖不盡相同，卻全都在敘述郾城戰(zhàn)役時插入了大破拐子馬一節(jié)，而且也都是以《宋史·岳飛傳》或《鄂王行實編年》為其依據的。這樣一來，就使得一般人對于所謂拐子馬者統(tǒng)一在同一種理解之下：“三人為聯(lián)，貫以韋索”，而且是，只要“一馬仆”，其余二馬自然也都“不能行”了。

《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之“拐子馬”

朝鮮銅活字本

四、“鐵浮圖”和“拐子馬”全都不是

“三人為聯(lián)，貫以韋索”的

岳珂在《鄂王行實編年》當中把“鐵浮圖”和“拐子馬”混同起來，做史官的章穎又完全依照《行實編年》改寫了一篇《岳飛傳》而上之史館，可以想見，南宋《國史》中的《岳飛傳》必即是毫不改動地照抄了章穎的那一篇，而元朝官修《宋史》中的《岳飛傳》，若非直接從章穎著作中抄來，便必是從南宋《國史》中抄來的，兩篇文字之間的差異處，真可說絕無而僅有。于是，“三人為聯(lián)，貫以韋索，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之說，從此便成了大家公認的“定說”了。在明、清兩代人所編輯的《宋史紀事本末》、《續(xù)通鑒》等書中，更無不沿用其說。到十八世紀后期，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義編纂《御批通鑒輯覽》時，才察覺到此說之不通，因而寫了一條“御批”，對之進行駁斥，說道：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lián)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卻；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兀朮等傳皆不載，唯見于《宋史·岳飛傳》、《劉锜傳》，本不足為確據。況兀朮戰(zhàn)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有羈絆己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因而妄加之名目耳。

這段話雖是直接針對著《宋史·岳飛傳》、《劉锜傳》中的拐子馬一詞而發(fā)的，但在《宋史·岳飛傳》中，卻正是輾轉因襲了《鄂王行實編年》之誤，把“拐子馬”和“鐵浮圖”合二而為一的，而《行實編年》中對拐子馬的解釋，則是把汪若海對鐵浮圖的解釋照搬來的，因此，這段“御批”還等于間接地對汪若海在其《札子》中對“鐵浮圖”的解釋進行了批駁。

如在上文中所已說過的，鐵浮圖和鐵塔兵，都只能是出自漢人口中的一種稱呼，而其所以得此稱呼，則又只能按照楊汝翼在《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中所說，是指金軍中之“重鎧全裝”的那部分士兵而言的，如在此外再附加任何涵義，便必然發(fā)生錯誤。汪若海沒有親身參與順昌戰(zhàn)役，對于金方軍人和戰(zhàn)馬的裝備全不曾目睹，卻偏要在楊汝翼的記載和解釋之外，平空增加了“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等無稽之談，既不近情，也不合理，當然不會是從“臨陣之人”或“被擄之士”詢訪得來的。

《御批通鑒輯覽》關于“拐子馬”的批語

清《四庫全書薈要》本

《通鑒輯覽》中的這條“御批”，不論用以駁斥“鐵浮圖”或“拐子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說服力的。但是，在楊汝翼的《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中對鐵浮圖已經給予了正確的解釋，在駁斥了汪若海的謬說之后，當會很自然地回到楊汝翼的正確解釋上去；而楊汝翼、汪若海二人對于“拐子馬”一詞卻全未給予任何解釋。在《通鑒輯覽》的這條“御批”當中，雖然論證了“三馬聯(lián)絡”與“三人相連”之不合情理，然而說，拐子馬乃是南宋人見金兵“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卻也仍然是一個不能使人信服的解釋。因此，人們仍不免要問：拐子馬既與鐵浮圖同樣不是“三人相連”或“三馬聯(lián)絡”的，那么，它究竟是指金軍中的什么部隊而說的呢？

五、“拐子馬”就是左右翼騎兵

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六，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七月乙未有一條記載說：

詔北面都部署：自今與敵斗，陣已成列，除“東西拐子馬”及“無地分馬”外，更募使臣、軍校拳勇者，量地形遠近，押輕騎以備應援。

先是，以大陣步騎相半。敵諜知王師不敢擅離本處，多盡力偏攻一面，既眾寡不敵，罕能成功。故有是詔。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等人編纂的《武經總要》前集卷七，也有一段記載說：

“東西拐子馬陣”，為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馬”并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捍御不及則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馬陣”以為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從上邊的兩段引文中，可知“拐子馬”一詞在北宋的前期便已出現。而見于這兩段引文中的“拐子馬”，又全不是指敵人（當時北方敵人為遼）方面的某種騎兵，而是宋人自指其前線上某一種騎兵說的?！堕L編》所載詔令以“東西拐子馬”與“無地分馬”對舉，所謂“無地分馬”者，乃是指沒有固定列陣的方位和地點，只準備隨時聽令相機策應或赴某部之用的騎兵；而“東西拐子馬”者，則是有固定列陣方位的，亦即《武經總要》中所說“為大陣之左右翼”的騎兵。

以上引兩條記載與楊汝翼、汪若海記順昌戰(zhàn)役的文字相參證，我們就可對“拐子馬”一詞得出確切理解了：

1. 《續(xù)通鑒長編》和《武經總要》中的“東西拐子馬”、“大陣之左右翼”，和見于楊汝翼、汪若海二人文章中的“兩拐子馬”、“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是完全相對應的；所謂“兩拐子”實即等于說“兩翼”；所謂“東西拐子馬”實即等于說“左右翼騎兵”。

2. 《續(xù)通鑒長編》和《武經總要》中的“拐子馬”是北宋人自指其“大陣左右翼”的騎兵而言，而見于楊汝翼記載中的“兩拐子馬”，卻又恰恰是出諸“河北簽軍”之口，而非出于女真士兵口中的。所謂“河北簽軍”者，照我們上文所考釋，其人本皆漢人，其話也全是漢話，則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拐子馬”，自然也只是沿用北宋以來已在習用的一個名詞，不會有新加的涵義在內，也是可以斷言的。

在北宋時期內的詞匯中，不但有“拐子馬”，還常見有“拐子城”的稱呼。在《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六，于靖康元年（1126）閏十一月記金兵圍攻開封城時，即屢次談及守御拐子城的事。例如：

一日壬辰條有云：“車駕幸京城南壁，……已而幸宣化門，徒步登拐子城，親視虜營。”

四日乙未條有云：“賊初到即力攻東壁通津門拐子城，時劉延慶頗練兵事，措置獨有法?！?/p>

六日丁酉條有云：“金人犯闕幾旬日，……攻城日急，而善利、通津、宣化三門尤為緊地?！χ儆延谌T兩拐子城別置兩圓門，……”

九月庚子條有云：“宣化門告急，姚仲友領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御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櫓皆壞?！?/p>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卷一的《東都城外》條亦載：“東城一邊，其門有四。東南曰東水門，乃汴河下流水門也，其門跨河，有鐵裹窗門，遇夜，如閘垂下水面。兩岸各有門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夾岸百余丈。”

據上引各條資料可以證明，修筑在汴京城的各城門外，用以拱衛(wèi)城門的兩道各成直角的對立垣壁，北宋人稱之為拐子城；設置在正面大陣兩翼的騎兵部隊，北宋人稱之為拐子馬陣。是拐子一詞乃北宋人的習用語詞，當無疑義。不幸的是，在北宋滅亡之后，這一語詞竟跟隨著中原和華北地區(qū)而一同淪陷，它雖還保存在中原和兩河地區(qū)居民的口語當中，卻不曾被南渡的軍民人等帶往南方。他們聽到這一名詞雖也完全懂得，卻也不再用以稱呼自己的兩翼騎兵。故在南宋初年的楊汝翼和汪若海，對拐子馬這一名稱還能通曉其涵義，還不曾在其記述順昌戰(zhàn)役的文字中對它作任何曲解和附會；到南宋中葉的朱熹，已不知此事之原委、曲折，便不免對之茫然不知其為何物了。例如：

黎靖德編《朱子語錄》卷一三三《夷狄》門載，朱熹曾向他的學生說，當宋徽宗派人去與金人聯(lián)系夾攻遼朝時，高麗國王向北宋派往高麗的兩位醫(yī)師說：“女真不是好人，勝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國亦不能自存?！庇终f：“女真作一陣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勝之。”對于被高麗國王稱為“甚好”的女真陣法，朱熹繼即加以解釋說：“蓋如拐子馬之類。”按照《武經總要》所說，“拐子馬陣”乃是北宋對敵作戰(zhàn)時所常擺布的一種陣式，怎么被說成是女真的一種甚好的陣法呢？可見朱熹已不知拐子馬的確鑿涵義了。

岳珂和章穎，較朱熹更為晚出，對于拐子馬一詞自然更莫名其妙，于是就只能望文生義，硬把“鐵浮圖”和“拐子馬”二者牽合為一，并借用汪若海對“鐵浮圖”的錯誤解釋來解釋“拐子馬”，另外還附益了“三人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等話語，以致與“拐子馬”的確切涵義就不能不愈去愈遠了。

六、糾駁岳珂的“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和“拐子馬由此遂廢”諸謬說

（一）

金朝的軍隊，是以騎兵為主的。凡是由女真本族的丁壯所組成的部隊，或從其所管轄的各少數民族征調來的部族兵，大致上都是騎兵。只是從漢族地區(qū)征簽的兵丁，才編制為步兵隊伍。而且在作戰(zhàn)時，總要他們首先去“沖冒矢石”。如《歸潛志》所說，每當金朝下令簽軍之時，居民則“號泣怨嗟”，州縣均為之“騷動”，“驅此輩戰(zhàn)，欲其克勝”，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金軍的主力，及其恃以取勝的，當然只有騎兵，包括被漢族士兵稱作鐵浮圖和拐子馬的那些部隊。打了勝仗，固應歸功于他們；打了敗仗，也同樣得歸咎于他們。而從宋、金間發(fā)生戰(zhàn)爭以來，金的主力部隊被宋軍打敗的事卻也是不少的。《鄂王行實編年》以為，自金人起兵以來，只要鐵浮圖、拐子馬一上陣，便戰(zhàn)無不勝，只在郾城戰(zhàn)役中，才被岳飛識破其弱點，“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才第一次把鐵浮圖、拐子馬打敗，而且，“拐子馬由是遂廢”。這顯然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史實的。

《武經總要》所載宋軍武備

[宋] 曾公亮 等撰

明萬歷刊本

首先，宋軍以大刀、長斧入金陣而砍其馬足，并因此而戰(zhàn)勝金軍的事，在郾城戰(zhàn)前就已有了不只一次了。例如：

1.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一載：紹興四年（1134）十月韓世忠在揚州大儀鎮(zhèn)打敗金軍，其過程是：“韓世忠引兵次大儀鎮(zhèn)，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余處?！苯饘橐病皳龛F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背嵬軍（按，即韓世忠的侍衛(wèi)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削馬足?！苯鸬尿T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p>

2. 《朱子語類》卷一三二，記有朱熹關于紹興十年順昌戰(zhàn)役的一段談話：

張棟（字彥輔）謂劉信叔（按，即劉锜）親與他言：順昌之戰(zhàn)，時金人上十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zhàn)。虜人笑。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鐵陣甚密，不動。劉先以……肉飯犒師，……以所犒一隊持斧出，令只掀起虜騎[馬甲]，斫斷馬腳。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虜人全無下手處?！瓪⑸醵唷Ｌ斢X得勢敗，遂遁走?！保ā墩Z類》卷一三六載有另一人所記此次談話，末段作：“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人?！保?/p>

上引這些資料中所說的，全是宋軍用斧或長斧或大刀斫斷馬足而戰(zhàn)勝金軍的事，而所戰(zhàn)勝的金軍，又都是“人馬都全裝”的“鐵騎”，其中也必然包括有鐵浮圖和拐子馬。因為，既然以上十萬的大軍作戰(zhàn)，而其中竟無勁旅，當然是不可想象的。更何況在楊汝翼、汪若海兩人記述順昌戰(zhàn)役的文字中，分明提到金軍中的鐵浮圖和拐子馬都已參戰(zhàn)，而且都被打敗了。既然如此，則說在郾城戰(zhàn)役以前，鐵浮圖、拐子馬不曾被宋軍打敗過，這顯然是不符合史實真相的。

（二）

在任何一次規(guī)模較大、用兵較多的戰(zhàn)役當中，斷無只在正面擺布大陣，而不配置左右兩翼的道理。拐子馬的正確解釋既然是左右翼騎兵，則說在郾城戰(zhàn)役之后，金人在作戰(zhàn)時就不再配置左右翼騎兵，這顯然不成道理，正面的大陣如一旦打了敗仗，難道也要從此不再設置正面大陣嗎！事實上，金國自從發(fā)動侵宋之師以來，一直就在使用著所謂“三生陣”，而這“三生陣”就正是包括正面和左右兩翼在內的一個統(tǒng)名。石茂良的《避戎夜話》（自《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轉引）中有專記此事的一段文字：

頃在殿前，見御寶批降到金人三生陣同命隊法，令姚仲友以下各陳己見以聞。

凡敵人遇我?guī)?，必布圍圓陣當鋒，次張兩翼，左右夾攻，故謂之三生陣。每隊一十五人，以一人為旗頭，二人為角，三人為從，四人為副，五人為徼。旗頭死，從〔者〕不生還，還者并斬。得勝受賞，亦然。故謂之同命隊。

圓陣當鋒，兩翼夾攻，既為金軍經常采用的戰(zhàn)術，是不可能因某個局部的一次勝敗而從根本上進行改變的。

從南宋的許多史書的記載上，在郾城戰(zhàn)役之后，也仍可看到，金軍在與宋軍作戰(zhàn)時，還照樣在兩翼配置精騎，亦即照樣使用“拐子馬陣”。例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五，于紹興十一年（1141）二月十八日記宋軍于柘皋鎮(zhèn)大破金軍事，說道：

兀朮率鐵騎十余萬，分兩隅，夾道而陣?！醯瞒廛姖?，奮勇先登，薄其右隅，賊陣動?！鹑艘怨兆玉R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zhàn)，大破之。

另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九所記這次戰(zhàn)役的文字，還可得到一些補充材料：

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zhàn)，（楊）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去其技?！蹦肆钊f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

可見宋軍這次之大破金方的拐子馬陣，所使用的辦法，和大儀鎮(zhèn)、順昌城諸戰(zhàn)役完全相同，是以長斧入陣，“上揕人胸，下斫馬足”的。這既可說明，用麻扎刀砍斷馬足，從而使金的騎兵大受挫敗，這并不是由岳飛創(chuàng)造發(fā)明的一種辦法，而是在其前其后全都使用過的；還可說明，岳珂所說，在郾城戰(zhàn)役之后，“拐子馬由此遂廢”，完全是不顧事實的無稽之談。

而且，不只是在晚于郾城戰(zhàn)役一年的柘皋戰(zhàn)役中有拐子馬的出現，在郾城戰(zhàn)役二十多年之后，在宋方的記載當中，仍然說金方使用拐子馬參加戰(zhàn)斗。如《宋史》卷三六七《李顯忠傳》所載：

孝宗即位，隆興元年（1163），……顯忠陰結金統(tǒng)軍蕭琦為內應，請出師，自宿、亳出汴，由汴京以通關陜?！瓡r張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zhàn)，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zhàn)，敗之。

盡管在此以后，拐子馬一詞確實是極少出現了，但是，它之所以極少出現，也仍然不是因為“拐子馬由此遂廢”，而是因為，這時宋、金軍隊中的將官與士兵（包括金軍中的簽軍在內），全已換了一代人，在他們的口語和詞匯當中，全已不再存在“拐子馬”這個詞兒，都不再以此稱呼金軍的兩翼騎兵，從而在南宋人的文字記載當中，這一名詞也隨之而逐漸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