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縱橫雜志

飛樂音響首任董事長秦其斌 口述

改革開放后，伴隨經濟的發展，新中國第一只股票——“小飛樂”在上海應運而生，為我國股份制進行了有益的探路，繼而催生了新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的建成。市場的繁榮，又帶動期貨等多類金融要素的繁衍誕生。與此同時，為了解決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籌資的實踐中所出現的問題，上海在股權分置改革的道路上又擔起重任……上海金融改革風云激蕩，有太多歷史值得書寫。本文講述的是我的親歷故事。

新中國第一股“小飛樂”

1986年11月14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證券交易所主席約翰·凡爾霖時，向來賓贈送了改革開放后我國公開發行的第一張股票——一張面額為人民幣50元的上海飛樂音響公司股票。這成為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史上的標志性事件之一。這只俗稱“小飛樂”的“中國第一股”，讓世界為之轟動。回想改革開放后第一只股票的橫空出世，作為當事人的我可以說是無知者無畏，沒想到，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偶然行動，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新興產品廣受歡迎

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提倡干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組織上把我抽調到上海儀表電訊工業局下面的元件公司擔任辦公室副主任。1982年鄧小平提出企業整頓學首鋼，國有企業改革提上議程。恰逢上海無線電一廠搞企業改革，我與其他一些同志被派去蹲點，落實經濟責任制，在實踐中，我首次對產權界定有了概念，并積累了不少管理經驗。蹲點結束后，組織上想把我上調，但我覺得自己的性格不太適合在機關工作，希望蹲點時積累的經驗和受到的啟發能夠得到運用和發揮。于是，1983年初，我被任命為上海電聲總廠第一副廠長，1984年接任廠長。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的大環境下，企業只需每年按照上面計劃完成任務就可以安安穩穩過日子。但我不甘于此，帶領電聲總廠開始搞經營，開辟新的經營道路。電聲總廠生產的揚聲器除了給電視機做配套以外，還可以做成音響。在那個年代，人們的文化生活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逐步豐富起來，“音樂茶座”十分紅火，人們對音響的需求量大增，因此，我們的產品在市場上廣受歡迎。為了進一步拓展市場，電聲總廠設立了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即“小飛樂”，主要是幫助客戶設計和安裝揚聲器。于是，就有了以后“小飛樂”股票成為第一股的故事。

搞股份制水到渠成

企業要發展，資金是關鍵。既然提出設立新的企業，就得有資金。但錢從哪里來呢？因為參加過長寧區工商聯的一次集會，我結識了一些老工商業主，也有了對股份制的知識儲備。老工商業者集資入股辦企業的事啟發了我，我提出了股份制的構想。我的想法是企業拿出一部分資金，再向企業內部職工發行股票籌集一部分資金，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一舉兩得。

當時，理論界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股份制搞活企業。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賀鎬圣任主任）組織了很多研討會，但對于股份制具體怎樣操作還沒有突破。上海想搞股份制試點的氣候也在逐步形成，這樣一個大環境很重要。我認為上海有這個條件，正好我們也做了很多基礎工作，首先發行股票也是水到渠成。

但是，沖破計劃經濟藩籬的無形阻力還很大，搞股份制還面臨政治風險。為此，領導找我談過話，表示對于改革很支持，他們鼓勵辦新企業、開發新產品這些穩妥的改革，但是對于我偏要搞股份制持反對意見。這畢竟是很新的事物，上級單位擔心操作不好會闖禍。面對領導的壓力，我有些難以招架，但也沒有多想，只是樸素地認為，企業改革可以有一些創新，黨委已經作了決議，并且廠里已經作了不少動員，就像箭在弦上，我憋著一股干勁。

1984年11月15日，《新民晚報》關于飛樂音響公司發行股票的報道

公眾熱情促成股票公開發行

“小飛樂”公開發行股票，新聞界為之推動了一大步。《新民晚報》聽到“小飛樂”要搞股份制集資，就去采訪。記者問：“你們是不是打算向社會發股票？”“是啊。”我一口回答。可是那個時候，我對于“社會”的概念還比較模糊，認為企業就是“小社會”。《新民晚報》就此發了篇“豆腐干”，把這些信息傳遞給了讀者，不料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不久，《新民晚報》的領導打電話來給我：“老秦，報社天天電話不斷，都是詢問‘小飛樂’什么時候發行，怎么發行，怎么認購。為了報社的信譽，你們無論如何都幫幫忙，多少也要發一點，不然我們受不了啦。”

我也直接感受到了壓力：廠里電話響個不停，上門來訪的也很多。我認為不能讓為我們作宣傳的人為難，更不能讓社會上的熱心人撲空。當時上海市民確實有投資意向，想法也很樸素，絲毫沒有內部職工那種擔心股票不能盈利的顧慮，就是想買股票、支持股份制。上海外貿學院一位素不相識的教授專門去信贊揚這件事：“你（指秦其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英雄，你走了一條非常偉大的道路，勇氣了不得！”對于這樣的鼓勵，我深受感動，至今記憶猶新。

“小飛樂”最終把10％的股份向社會公眾發行，股票一天售罄。那么多熱心人來排隊買股票，真是盛況空前！沒有他們來捧場，股票一生下來就會是“棄兒”。對于那些當年認購“小飛樂”的投資者，我心懷感激。另外，有趣的是，“小飛樂”發行的股票當時是由印鈔廠印制的，每張面值50元，共1萬張。股票印制相當精美，為了防止有人偽造，印章是一張一張蓋上去的。

“小飛樂”就這樣承擔起了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零的突破。可以說這是歷史的偶然，也可以說是改革的必然。

經過了種種風波，“小飛樂”成功地公開發行股票，籌集了資金。1984年11月18日，“小飛樂”成立大會在錦江俱樂部隆重舉行。

當時吳邦國等老領導都很關心股份制。在成立大會召開前，我和幾位同志一起去了吳邦國家里。“11月18日要召開音響公司創立大會，是不是能請您來？”“好！”吳邦國很爽快地答應了，又馬上拎起電話給常務副市長等領導同志發“請柬”：“我一個老同事要成立一個音響公司，11月18日請你們一起到場，地址在錦江飯店俱樂部，你們都來支持支持！”

當天，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單位的領導也參加了成立大會，新聞界也來了很多人。吳邦國作了熱情洋溢的致辭，鼓勵“小飛樂”走好股份制改革試點的道路。

我順理成章成了“小飛樂”的董事長兼總經理，但卻是“零股份”。當時的領導特意囑咐我：“你是領導干部，你不能買股票！家屬也不能買！”后來經過討論，最終批準我購買一股股票。要是買了“小飛樂”的原始股，我早就是“秦百萬”了！

至此，“新中國第一股”正式誕生了。遙想當年，誰也沒有料到“小飛樂”與之后的“延中實業”“愛使股份”等股票，會對企業的發展和中國的經濟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這真是一個奇跡！

然而，這第一只公開發行的股票命運變化注定不會輕易結束，后面還有許多精彩的篇章。1986年9月26日，“小飛樂”在南京西路1806號中國工商銀行上海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正式掛牌買賣，當天證券業務部門口被圍得水泄不通，投資者蜂擁而至，掛牌的“小飛樂”股票不到一個半小時就被搶購一空。

你們是什么制？我們是股份制

“小飛樂”召開了成立大會后，就去工商部門登記。我打算登記為“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如今，公司是依法設立的企業法人，按照當時規定卻屬于處級以上級別的行政單位，只要帶個“公司”字眼，都是需要批的。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員詢問：“你們是什么制的？”“我們是股份制的。”“股份制？所有制中沒有股份制！”當時工商登記的表格上只有三種選擇：國營、集體和私營。我想，既然不是國營，也不是私營，那就登記集體的吧。

沒想到登記的集體所有制后來還引發了“小飛樂”第一次分紅是否為私分國有財產的爭論。那時，企業的公積金和公益金都是屬于國家的。

1986年初，“小飛樂”第一次分紅。經股東大會一致同意，每股的分紅為35元；而后，股東自己出15元，配售一股，分紅和擴股結合起來操作。那次分紅方案是時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處的張寧科長主設計的。

之前沒有過經驗，我認為，開了股東大會，股份制的機制就開始運行了。分紅結束，靜安區稅務局的稽查大隊來查賬時質問：你們這是私分國有財產！“我們不是國營的。”“集體的也是國家的！”稽查大隊認為公積金、公益金是不能私分到個人的。更有部門說：“你們這是培養食利階層。”

于是，我們后來還寫了檢討。但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處卻認為這是符合金融管理規定的。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讓“小飛樂”按照股份制的形態運作起來了。

誰也沒有料到，幾年后，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讓股份制改革的浪潮席卷神州。如今，滬深兩市已有兩三千家上市公司，再也不會有人問“股份制是什么所有制”這樣的問題了；而買股票分享上市公司成長的成果，已經成為普通市民的重要理財方式。

那時候沒有范例可循，沒有經驗，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發行承銷商，也沒有明確詳細的法律法規，我們就這么摸著石頭過河。每到關鍵時刻，總有無形的手在推進，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這么成了。

至今，我仍一直關注著股市。歲月不會沖淡我內心深處那段與股市的不了情。股市能夠紅紅火火、健康發展，一直是我的心愿，而創立“小飛樂”的這段人生經歷，更是珍藏在我心中的光榮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