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來航

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輩看過《國家的啟蒙》書稿后說，這本書好像沒有寫完，應該寫到日本戰敗。確實，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從1853年黑船來航、打開日本國門，到1945年日本徹底失敗、無條件投降，是其第一輪現代化的完整過程：開國—追趕—崛起—歧路—毀滅。

這是一個以成功始、以失敗終的故事。《國家的啟蒙》雖然多處指出，明治晚期的日本已經走上了歧途，但是畢竟沒有將故事講完。

在前輩的鼓勵下，我開始追尋明治天皇去世后的日本發展軌跡。就像我和小針健一在微信交流里說的那樣，這是一段“越寫越沉重”的歷史。

如果說，明治維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響曲，那么從1912年開始的日本歷史則是從充滿希望的歡快節奏開始的，后來越來越混亂低迷，至1945年曲終之際，已經絕望哀痛，不忍聽聞。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大正時期的日本充滿了向上的希望：國內建設蒸蒸日上，1910—1920年經濟增長60%，民主運動不斷發展，政黨制度、議會制度迅速建設；國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躋身國際聯盟四大常任理事國之列，主張人權平等和協調外交，贏得國際社會的贊譽。

但是，就在國內發展、國際和平的背后，暗潮涌動，崢嶸時現。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給日本帶來巨大的打擊，右翼勢力開始膨脹，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變，此后日本就像一艘巨輪突然掉頭，逆流而行。

從這時起的10年時間里，日本所有的舉措看起來都好像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贊同，甚至歡呼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舉措中走向了戰爭深淵。雖然有個別清醒者沒有被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潮流沖昏頭腦，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識精英都成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吹鼓手，推波助瀾。

許多人（特別是青年軍人）確實不愿意假裝看不見社會的不公，不愿意假裝聽不見民眾的哭聲，可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卻將國家推進災難的泥潭。這不是更大的悲劇嗎？

1941年日本和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為1∶26，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力比例為1∶77.9。國力如此懸殊，為什么日本愚蠢到要與美國開戰？其結果不但讓世界遭受涂炭，也讓自明治維新以來幾代日本人奮斗得來的現代化成果毀于一旦。這種瘋狂的“民族切腹”行為是怎么發生的？我認為，這是20世紀世界史的最大謎團。

更大的悲劇在于，1931—1945年，在長達15年時間里，日本的最大戰場在中國，為日本的瘋狂行為付出最大代價的也是中國。本來，中國局勢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平靜下來，此后10年各種建設頗有可觀，但是日本挑起七七事變，中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逆轉了中國的國運。

當我寫作《國家的啟蒙》一書時，常常為中日兩國面對世界沖擊而做出的不同選擇而感慨。當我寫作這本《國家的歧路》時，更多的是悲憤。“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須臾誤。”國運如此，夫復何言？有時繞室而走，心意難平。

1915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爾斯坦·凡勃倫訪問日本。這位大學者對這個新興國家頗有好感，他說自己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間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在他看來，科學和工業的推廣導致了相似的文化價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現，尤其是在像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

因此他預言，當日本變得更加現代時，日本人將丟棄“舊日本的精神”，擁抱遍及世界先進國家的“理想、道德、價值和原則”。反過來，相近價值觀的建立也會支持與歐洲和北美相似的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制度。

一開始好像果真如此。作為一個后發國家，大正時期的日本積極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但是很快，凡勃倫的預言就完全落空，因為狂熱的民族主義越來越控制了這個國家。

毋庸諱言，對于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新興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是一個強有力的推動，但是一旦失去節制，那么民族主義就會反噬新興國家。恰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說：“沒有比狹隘的民族主義更有害的東西了。”

在大正時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會多元化，但是進入20世紀30年代，這個國家的氣質發生了變化。彼時的日本人被國家主義馴服，認為滿足國家的需要是天經地義的，將國家利益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愛國的表現。強調忠誠于國家和毫不猶豫地為國捐軀，釀成一種盲目的民族主義。

盲目的民族主義可以蒙蔽國民的心靈，也可以蒙蔽國家的雙眼。特別是在遭受世界經濟危機之后，日本沒有審視自己的問題，而是從外面的世界里尋找敵人。它也如愿以償地找到了：西方。日本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日本應該從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壓制下解放出來，這種輿論成為主流。在明治維新時代被推崇的現代文明價值觀和秩序，被輕蔑地貼上“西方”“資本主義”“物質主義”等標簽。

盲目的民族主義讓日本拒絕承認普世的價值觀。它自暴自棄地退出國際聯盟之后，成為文明世界的棄兒。日本不但沒有反思，反而進一步鼓吹自己的特色，宣揚自己文化獨特、制度優越，號稱要“近代之超克”（克服現代性）、“超越西方”，仿佛全世界都應該學習日本。

于是，政黨政治、議會制度等現代文明被踐踏，天皇制度被吹捧為世界最好的政治體制，膽敢懷疑者就會被斥責為“非國民”，遭受打壓。

法西斯主義思想家北一輝說，一旦將那些外國雜質清除干凈后，一個復興的日本就注定在民族國家交戰的災難中取勝，將會創建一個“偉大的革命帝國”。他的預言一部分是對的，因為， 盲目的民族主義和狂熱的愛國主義的合流 ，必然導致軍國主義。可是，軍國主義沒有讓日本“取勝”，反而將日本推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通過明治維新，日本躋身世界強國，給其他后發國家以巨大的鼓勵。可是最終它卻自取滅亡，這難道是后發國家追趕現代化的宿命嗎？當然不是。深入歷史現場觀察就會發現，即使是在歷史轉折點上，也并非只有一條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種選擇。

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戰爭的余地。綜觀日本現代化的過程，這個國家似乎每向前邁進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兩步才行，結果以失敗而告終。國家現代化是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懼，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為后發國家，尤其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義所左右。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