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芮瑪麗（Mary Clalaugh Wright，1917—1970）美國著名漢學家，耶魯大學中國史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

擁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極其穩定且保守的國家，沒有人會對此提出疑問，冠以“中國保守主義”的這種很隨意的提法充斥于近期召開的大多數現當代中國事務問題研討會上。有的說，由于“保守勢力”過于強大，導致這次改革、那場變法宣告失敗；也有的說，“保守分子”為了維持舊秩序，通過獲取外國列強提供的援助，與外國列強聯手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加劇了局勢的動蕩；還有的認為，表面現象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當代中國仍存在著“潛在的保守主義”，如果遇到適當的社會激勵因素，它們就會卷土重來。上述提法，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中國保守主義”這個提法很重要，無論是對于中國近代史研究，還是開展比較政治學研究，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概念。但是，如果不能正確理解這一概念，研究者就會“張冠李戴”、輕易地給研究領域貼上一個錯誤的概念標簽，從而使研究工作誤入歧途。其中，關于“保守”的含義，如果被理解為“保持安全狀態，使之免受傷害、腐爛或損失”（注1），那么，我們可以確信：在19世紀乃至20世紀的舊中國，那些封建官員和士大夫們為維持儒家秩序而秉持的一整套觀點立場，都屬于保守主義。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保守主義不同于我們常說的西方現代保守主義，二者不可混淆。認識到這一點，將會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

[美] 芮瑪麗 著

吳軍 譯

重慶出版社

2025年3月

西方政治術語中的“保守主義”，創立于法國大革命之初。當時，伯克的追隨者為了尋求維持歐洲社會啟蒙運動之前的包括基督教、反理性主義和貴族政治在內的封建世襲體制而采取了保守主義。而中國的保守主義則是在西方提出保守主義數十年之后的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獨立形成的，其目的在于維持太平天國和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社會中包括儒教、倫理綱常、士紳階層等要素在內的非封建世系。與中國的激進派不同，中國的保守派從不關心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想，當他們終于對西方世界產生興趣時，也僅僅是遵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著名準則。他們并沒有讀過伯克的書。

19世紀及20世紀西方保守主義的顯著特征是：相信神的意志可以創造歷史；相信原罪論的觀念；懷疑理性的推斷，卻篤信“世俗慣例和固有偏見”；相信私有財產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質；喜愛獨居封閉的生存方式，不相信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觀點。（注2）與之相反，中國的保守主義卻在捍衛一種合乎理性、世界大同的社會秩序，就很大程度而言，他們所捍衛的社會秩序，是被西方保守主義者百般詛咒的“根本性的錯覺”，（注3）即：認為人類歷史是和諧而又理性的社會自然發展規律中的一部分；愿意讓私有財產從屬于集體利益；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并且認為通過道德教化可以實現盡善盡美；崇尚社會習俗，使之成為理性的載體而不是理性的阻礙；執念于“大一統”國家的理想信仰。

如此看來，歐洲的保守主義與中國的保守主義相比，二者之間的最大共同點，僅在于保守的意愿。這兩種制度都推崇沿襲固有的為人處世方式；都阻撓徹底變革而提倡在充分權衡風俗習慣因素的前提下推行規模小、進度慢的社會改良。對中國的保守主義分子來說，儒家的社會秩序、政治體制和倫理道德具有永恒價值，其真實性和正確性適用于不同年齡段的所有人。它們是稍加調整就能適應所有新情況的基本原則，永遠有效，一成不變。（注4）

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肇始于19世紀中葉。當時，儒家學說總是以一種形式或別的某種體制主導著清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就像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所表現的那樣。但儒家學說的支持者起初并不能稱之為“保守派”，只有在他們為維護其社會地位而與太平天國及西方勢力展開斗爭之后，才獲得了“保守派”這個恰如其分的頭銜。因為從那時起，他們關于人類生活及社會本質的基本命題再也不能被視為不證自明的真理，社會局勢迫使他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到關于儒家理論可行性的爭論中來，探索新的途徑去證明儒家學說在解決政府實際事務中的優越價值。最終，在真正的儒家保守派與一眾投機分子之間出現了嚴重分歧，前者因尊崇儒教的內在本質而珍視儒家秩序；后者卻把儒家遺產要么當作刺激中國人產生民族主義情緒的工具，要么當作掩蓋其法西斯主義本質的面紗。在投機分子手中，儒家學說就是一個無效的刺激工具、一張薄薄的面紗，最終只能淪為一個笑柄。他們的觀點立場與真正的儒家保守派相比，兩者之間的差距判若云泥。

中國近代儒家學說的理論基礎是禮教，所謂的“禮”，指的是“社會習俗的準則”。在儒家的行為規范體制下，對于如何評判一個人的言談舉止是否得體，禮教提供了宗法和世俗的標準。儒家的行為規范體制是一種既穩固又靈活的等級秩序，每個人在思想觀念上都理解自己的職責和權利，并將其視為充滿理性和普遍性的自然規律中的一部分來予以承認。在中國為期先后三代人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保守勢力始終都把維護禮教當作首要目標，而中國激進派勢力卻把廢除禮教視為其首要目標。陳獨秀終其一生都把禮教看作自己的頭號敵人：從他早年成長為一名思想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者時起，乃至他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那些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反對禮教的立場從未動搖。

一個以儒教思想為主導的社會，必然是一個農業社會：在工商業及經濟領域內出現的任何形式的發展，都會使整個社會如臨大敵。人們認為，儒教社會在總體穩定的社會秩序中通過不斷更新和調整，而使其歷史呈現為一個循環往復的發展過程，在這種僵化的社會秩序中，不可能產生基礎性的矛盾沖突。而小規模的矛盾沖突，可以通過妥協和讓步來解決，借此便可實現完美和諧的發展目標。在儒教社會中，士大夫階層是整個社會的精英，他們不尚武力、不事農耕、不求創新，卻能引領民眾參與社會生活并使全社會維持其固有的自然發展進程。他們既不是狂熱的鼓動家或政治運動的組織者，也不是貴族、神父、有錢人，更不是各行各業的專家，他們被統稱為君子，也就是這些道德高尚、飽讀詩書、注重修養、深諳世故、思想保守的精英人士。對此，中國的一位著名人類學家曾專門作過一段論述：

一個眼里只有人與人關系的人不免是保守的，因為人與人的關系的最終結果常常是互相協調。調整的均衡只能建立在人與自然穩定不變的關系基礎上。另一方面，單從技術的角度出發，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幾乎沒有限制。在強調技術進步的同時，人對自然的控制也隨之不斷改變，變得更為有效。然而技術的變化也許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沖突。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人和人的關系看待世界，由于缺乏技術知識，他們就不會贊賞技術進步，看不出任何意圖改變人與人關系的理由來。（注5）

就農民的社會地位而言，如果在中國的保守派與歐洲的保守派之間作個比較，則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要遠比歐洲農民高。首先，中國保守派的領袖們知道“農業是國家的基礎”這句話究竟意味著什么。農業方面的一些具體問題——既有經濟方面的，也有技術方面的——所有負責治理國家的人都會對此高度重視。而且，盡管他們都是一些只顧自身利益的地主，但經過治國理政方面的多年歷練，他們會把農民的事情也當成自身利益中的一部分。儒家社會的國家治理者不可能像西方社會的許多官員那樣，一邊沉溺于專注工業商貿及國際事務的都市生活，一邊自我陶醉于歌頌田園生活福祉和農民擁有古老智慧的傷感論調。其次，根據中國保守派所遵循的儒家教義，農民都是明事理的人，并且通過教化可以實現盡善盡美。地主所享有的特權都建立在理性原則的基礎之上，他們按照公認的準則去指導農民的行為，他們告誡農民的話，都是理性的訓令。農民如果表達出不滿情緒，外界可以感知——軍官通常會受到警告，不得不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唯恐農民士兵得到嘲笑或非議他們的口實；地方官員也要定期依據上級命令對自己的玩忽職守行為進行檢查和整改，以便平息民眾的負面輿論。

中國保守派認為農民天性純良，絕非西方保守派所認為的那樣，人一生下來就背負著原罪。或許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中國的保守派幾乎從不害怕對民眾開展那種令西方保守派倍感困擾的普及教育。儒家社會在開展教育時，主要依據經濟條件對民眾設限：農家子弟很難從田間勞作中抽出時間去學習。人們無法想象那種認為農民一旦學會讀書便會誤入歧途的觀點，人們更愿意相信，如果農民學會了讀書，他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儒家的說教，而且這也有助于儒家學說的宣揚。如果他能力出眾，人們都會滿懷信心地期待他能成為一名官吏，而不是一個數典忘祖的人。從理論上說，如果他剛好具備從政所需的個人能力，他就完全有可能當上僅次于皇帝的高官；如果皇帝在位期間違背了確立皇權合法性的理性道德原則的話，皇帝就會喪失其統治權，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農民還有可能登基做皇帝。

關于對待私有財產的看法，西方保守派持有的基本原則，是認為私有財產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對此，中國保守派的看法與西方保守派之間似乎毫無相通之處。誠然，中國的紳士階層攫取了土地方面的既得利益，并且積累了數量可觀的財富；與歐洲的情況相同，中國保守派也認為財產私有化和隨之而來的權力分散是阻止皇帝產生獨裁專制思想的重要手段，因為如果皇帝手中的權力過大，他就有可能拿來濫用。但是，按照中國保守派的觀點，私有財產與社會上的萬事萬物一樣，都屬于社會責任體系的一部分，它并不能給財產的所有者授予“天賦權利”；如果私有財產引發了民眾失業，導致了物價上漲，造成了食品短缺，或者引起了民眾不滿，就會威脅到社會穩定，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朝廷籍沒私有財產的做法就是恰當且合理的。

當然，在這動蕩不安的一百年里，中國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征不可能一成不變，盡管中國保守派曾經竭盡全力地想要維持、調整，乃至恢復儒家生活方式的本質屬性，卻仍無法遏止這種改變。第一代保守派靜觀時局，安之若素；他們堅信儒家學說是普遍真理，不僅會在中國持續傳承，還會逐步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推廣傳播并發揚光大。國內發生的叛亂和外敵的入侵，迫使他們以在太平天國之前的儒家著述中極為罕見的敏銳視角，去審視和重新論述他們的儒家觀點，即便如此，他們仍不會質疑自己所持有的儒家立場。他們雖然在如何更好地實現共同目標這個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卻都受到大一統的儒家社會傳統價值觀的激勵，都把儒家學說視為人類共同的遺產和共同努力實現的未來。

關于這個問題，約瑟夫·列文森的論述令人拍案叫絕，他認為第二代保守派不像第一代那樣安于現狀，（注6）他們遭遇了時局困頓和現實疑惑的雙重考驗，對于歐洲思想，他們雖然從情感上完全排斥，而現實又迫使他們不得不對其高效運轉的執政理念甘拜下風，于是，他們只能付出長期而又艱辛的努力，為的是探索一條可實現儒家準則向歐洲思想相妥協的發展之路。第三代保守派上臺后，統治陣營之間出現的裂痕進一步擴大，如果說早年間第二代保守派對儒家思想的堅信已經被懷疑所取代，那么如今，隨著中國持續衰敗、即將亡國滅種，這種懷疑已經演變為恐慌。選擇哪一條正確的路線才能建設一個強大的新的中國？激進派——人數很少——主張徹底拋棄儒家思想的理論體系；保守派則堅持他們復興儒家學說的理想。（注7）

中國的第一代保守派對自己的儒家思想原則懷有高度自信，其自信程度超過了歐洲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保守派，他們可以結合執政實踐，充分而徹底地檢驗其儒家原則；而在西方世界，歐洲保守派即使盡最大可能去檢驗其思想原則，也沒有中國第一代保守派做得那樣充分和徹底。然而，中國的第三代保守派在執政表現上，卻比歐洲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保守派都顯得更加驚恐萬狀、失魂落魄。其原因在于，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政治集團能夠像中國第三代保守派那樣，曾經在為期一代人的時間內，被迫去面對生存狀況的惡化、自我尊嚴的受損，以及一切道德和社會價值的淪喪。由于他們曾認為無所不能的儒家準則并不是那種可以讓信仰者謹記于心的宗教原則，而是只有通過社會實踐運用才能得以留存的社會原則，一旦被鎖進保險箱或淪為流亡者的珍藏品，這些儒家準則就會失去活力、無人問津。

在一切社會學研究領域，需要時刻保持對兩種錯誤傾向的警覺：一方面，要防止開展“搬磚式”研究。這是一種缺乏想象力的研究方法，將會誤導我們產生“一切社會現象都值得注意、任何課題的深入研究都有助于積累知識”的主觀設想；等所有的磚都搬運到位了（幾個世紀過去了），它們就會自動形成一個設計精美的建筑物，而不會是一個瓦礫堆。另一方面，要防止開展“魔法式”研究，亦即反對那些試圖發明或發現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并以此解釋、說明所有歷史事實的研究方法。這頗有些類似于人們常說的“以論帶史”的方法。

在中國問題相關的研究領域，尤其需要保持這種學術警覺。一方面，這個領域的研究雖然讓人感到既艱難晦澀，卻又引人入勝。由于我們對這個領域知之甚少，以致把研究過程中偶然接觸到的任何細枝末節都當作值得注意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個領域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所列舉出的問題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層面，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看起來似乎有必要迅速把時間和精力投入對該領域核心問題的研究中去，開展針對中國農民、中國思想、中國商業階層等課題的研討，從總體上探討中國保守主義、中國革命、中國現代化以及中國社會問題。

總體而言，關于中國問題的學術著作不是走了這個極端，就是走了另一個極端。有的是針對某個歷史時期的某個微小側面所作的帶有預測性的評論，有的是針對中國政權運行的內部機制所作的震古爍今的一攬子解釋。對這兩種研究方法，哪個都不能輕視，但對于分布在廣闊領域內的最有研究價值的問題而言，運用這兩種方法都不會取得成效。單純使用一般術語去探討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對于研究工作毫無裨益，因為我們將不可避免、不厭其煩地查明誰是保守派的領導人，誰是保守派的幕后支持者，保守派想建立一個什么類型的社會，保守派在政府各個部門都采取或提出了哪些措施，以及保守派的結局怎樣等問題。這些問題或許看起來都有限定性，也都很具體，但是，將其與任何一個歷史瞬間相對應，會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會分別從不同角度構成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橫斷面。如果想從整體上對近代中國的保守主義作出解釋，我們在試圖把握不同歷史瞬間中國保守主義特征的過程中，將會遇到紛繁復雜的各種困難。基于這些原因，我選擇了將19世紀60年代的同治中興作為一項個案研究，因為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或多或少帶有可操作性的成分，而且其研究領域比較廣泛，足以闡釋那些一般意義上的問題。

1860年，中華帝國及其傳統體制似乎已經走到崩潰的邊緣。在國內起義軍和外國侵略軍面前，帝國政府顯得孤立無援、士氣渙散。面對著國內革命和外國侵略，帝國政府表現得毫無斗志、陷入絕望。已持續了10年之久的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起義徹底打破了中國經濟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幾個省份的生活秩序。這一年，太平天國運動正處于后期實力復蘇階段，起義軍橫掃華北平原，直接威脅帝國首都。與此同時，英法海軍突破了曾讓中國人自鳴得意的大沽口防御工事，一支小規模外國軍隊竟然擊敗了由當時中華帝國名氣最大的將領、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率領的帝國最精銳的部隊。野蠻的外國兵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橫沖直撞，把宏偉壯麗的避暑行宮——圓明園化為灰燼。咸豐皇帝公開承認徹底戰敗，而后便帶著文武大臣、后宮嬪妃逃到熱河。翌年，他病死在那里，從而給中國歷史上若干個最令人傷感的一個十年畫上了一個恰當的句號。

當時，社會上普遍認為清王朝大廈將傾，一個混亂年代即將到來。按照一些中國人持有的一種觀點，清王朝的悲慘命運不僅在劫難逃，而且理應如此，除非清朝整合各方力量，創造出一個奇跡來，這個奇跡指的就是：鎮壓革命、抵擋外來侵略和恢復國內秩序。要想創造這樣的奇跡，不僅需要統治者按照傳統路線，在這最后的緊要關頭恢復對國家的高效統治，還需要創立一套新政，從而能夠化解現代條件下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威脅，同時還能維護儒家社會及其意識形態。

19世紀60年代，這種奇跡距離成功實現似乎已經近在咫尺。19世紀50年代發生于咸豐年間的衰敗與19世紀60年代出現的同治中興，二者之間存在鮮明反差。滿漢上等階層高度一致地團結在不久前剛剛遭受重創、現已威風掃地的朝廷周圍，由才能出眾的大臣來掌管政府主要職位。朝廷于1864年收復了太平天國的都城南京，這標志著唯一可以給國家生存帶來威脅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徹底失敗告終。捻軍、回民起義及其他不太嚴重的叛亂也都逐漸被鎮壓了下去。軍隊規模逐漸精簡，軍隊的戰斗力得以提高。政府降低了土地稅率，財政總收入卻得到了增加。經過艱辛的努力，新的土地即將得到開墾，昔日因遭受戰火而廢棄的地區得以恢復重建。重新確立了行政部門的工作標準，教育學術系統再度出現繁榮景象。在處理日益增長的對外貿易的競爭中，與外國商人相比，中國商人的表現絲毫不落下風，甚至在沿海貿易的競爭中完勝外國商人。外國軍隊撤走了，放眼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整個對外關系史，這一時期是外國施壓和干預最少的時期。中興時期的政治家把一個名為“總理衙門”的現代外交機構成功地移植到中國古老的官僚體制之中，總理衙門設立僅數月，其成員就通過熟練運用條約款項和國際法與外國勢力巧妙周旋，為中國爭取到了利益，這標志著他們已經成長為出色的外交家。他們意識到，從今往后，中國既不能閉關鎖國、拒絕同西方國家發展外交，也不能再以“中央王國”自居、吸引它們加入以統一道德體系為基礎的朝貢附屬國行列中來。他們開始讀外國書，了解世界消息，還創辦學校以便傳授西方語言和科學知識。與此同時，中國開啟中興事業的這十年，正值西方國家的社會反帝運動達到歷史高潮期。由于對中國發生的各種意外事件深感憂慮，以前曾經侵略中國的西方國家，現在卻開始愿意為中國政府提供支持和保護，從而為重建中國的保守主義提供重要的幫助。

之所以要對同治中興問題展開個案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點原因：

（1）這項研究對于從整體上解釋中國近代史具有重大意義。縱觀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幾次偉大的中興時期，同治中興既是其中的最后一次，同時也是中國人為了改革國家體制使其有效適應近代世界，在無需發動革命徹底改變中國傳統價值觀，或推翻體現這些價值觀的社會制度的前提下，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中第一次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關于如何看待同治中興這一歷史時期，這個問題曾經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一個爭論熱點，然而在西方史學界，大家實際上卻對此一無所知。

（2）這項研究對于圍繞這一時期開展政治及社會方面的比較性研究，具有潛在學術價值。同治中興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組織最嚴密、推進最持久、記載最完善的一次保守派改革運動，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都可與歐洲保守派的運動和意識形態相媲美。

（3）這項研究有助于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進而闡明20世紀的許多問題。歷史不會重蹈覆轍，我并不想把這本書寫成供政策制定者閱讀的工作簡報。但是，正如拉爾夫·林頓所指出的那樣，歷史的河流總是在兩條堤壩之間流淌，它有可能會改變河道，卻不可能恣意泛濫。（注8）每當引進一個新生事物時，所有文化都會表現出持續不斷的分化和重組，但在多數情況下，所有文化都只能吸收那些看起來與之相似的外來事物，而不是那些看起來與之存在差異的事物，而后沿著符合它們長久利益的路線，繼續發展下去。（注9）那種認為中國不受新生事物影響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而那種認為新生事物對國家發展毫無作用的說法，同樣也是錯誤的。

近期，相當多的美國人都把注意力一直聚焦在中國政壇出現的新事物上，然而，直到最近，他們仍既不重視限制中國歷史之河近期流向的堤壩的構造，也不重視研究中國政治行為的固有模式。本書并不打算為東西方對峙的危機提供解決方案，但是，如果本書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均屬正確，那么這些成果似乎可以為解決一些高度相關且尚未提出的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還是通過一個案例來證明我的觀點吧。人們常說，中國的儒教社會從根本上說就是穩如泰山的，然而這個社會卻在19世紀出現了明顯的土崩瓦解跡象，究其原因，在于清政府無法應對西方列強從外交、軍事、商業領域發起的全面挑戰，徹底吃了敗仗；那么，接下來應該承擔罪責的，就是清政府及大清帝國統治階層，因為他們阻礙了國家在上述領域取得發展。如果說這種解釋可以站得住腳，那么要想糾正清政府在19世紀所犯下的錯誤，進而建立一個自強自立的新中國，就應該從以下三點入手：一是傾力打造一支裝備精良的本國軍隊，二是對已經西化了的中國商業階層實施鼓勵扶持，三是積極爭取國際力量為中國保守主義政府提供友好援助。基于這種解釋，中國奉行的民族主義路線盡管也很重要，但是，僅憑社會革命不僅無助于實現現代化和國家“自強”，而且顯然會阻礙發展。

然而，值得懷疑的是，以上關于中國19世紀近代史的解釋究竟能否成立？當前形成的個案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與上述解釋截然相反的概括性結論。

（1）在處理與現代國家的外交、軍事及商業問題中，清政府最初的表現是相對成功的。這三大領域，是同治時期的中國政府大獲全勝的地方，而不是獲利最小的地方。

（2）中興事業之所以會失敗，其原因在于，儒家社會對于穩定的要求與實現國家現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馳。

（3）現代中國的保守勢力曾在一個極其有利的條件下完成了對實現中興事業的嘗試；嘗試過程中的表現堪稱精彩，而最終結果卻是慘敗；導致中國不能成功適應現代世界的障礙，既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政府的統治、清廷官吏的愚蠢，也不是歷史進程的偶然，而是儒家體制自身固有的本質。

19世紀60年代，西方列強并不敢確信他們所支持的中興保守主義一定會取得成功，因為他們認為，當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后，“中國被阻擋在通往革新和突變的道路途中，許多國家只有在內戰和革命的幫助下才能實現革新和突變”（注10）。為了實現中興事業，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因為如果中興事業不能成功，中國將面臨的，要么是一場規模空前的革命，要么就會逐 漸虛弱、衰敗，直至屈服于外國侵略者。利益攸關的問題不僅牽涉中國的未來，也牽涉享有在華利益的列強的未來安全。英國公使報告說：

關于改變中國現狀以及引進大規模、全方位改革的這個問題，西方列強既滿懷希望又深感恐懼。提到這個問題，無疑也會牽涉中華帝國的未來命運，以及她那占全人類三分之一的人口……現在必須作出決定的是，這個塞滿破舊物品的老邁的政治系統，能否有望獲得再生的機會？能否獲得一個適應現代要求及外國文明的新生？或者說這個政治系統是否會在經歷逐步解體、退化、取得或多或少的進步以及消除帝國內外一切影響的階段后，實現徹底的消亡？（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