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天朗氣清的網絡空間——中國網絡法治建設的檢察實踐印跡
在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網絡空間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場域。網絡空間清朗與否,直接關系人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4年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網絡強國戰略目標10周年,也是我國網絡法治建設起步30周年。2025年4月27日,國家網信辦發布《中國網絡法治發展報告(2024年)》(下稱《報告》)。
這份首部國家部門層面發布的網絡法治綜合性年度報告,著眼展示網絡法治成果、總結網絡法治經驗、凝聚網絡法治共識,既是《中國網絡法治三十年》報告的續篇,也是中國網絡法治發展年度報告的開篇,對于充分展現網絡法治建設新進展新成效,奮力譜寫網絡法治建設新篇章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是如何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網絡強國的重要思想,以“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為指引,聚焦網絡犯罪新動向、技術應用新場景、權益保護新需求,全面構建依法治網新格局的?
規則迭代
協同完善網絡司法規則的“四梁八柱”
如果問一位中小學生的家長或老師,現在最擔心孩子受到哪方面的影響或侵害?答案中無疑會有“網絡”。
著眼于解決這個社會痛點問題,2024年1月1日,《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正式施行,這是我國首部專門性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綜合立法。
兩個月后的2024年3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加強綜合司法保護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新聞發布會,發布最高檢第五十批指導性案例。這批以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為主題的案例,涉及網絡隔空猥褻未成年人、詐騙等常見多發問題。
“案例在強化部門協同、提升網絡素養、涵養網絡家風、防止網絡沉迷等方面,與《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精神契合,并結合司法辦案措施更為細化。”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廳負責人表示。
202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見》,強調建立“三審合一”審判機制,貫通刑事、民事、行政一體追責機制,建立線索移送、刑民銜接、公益訴訟銜接等機制,加強網絡空間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源頭治理、系統治理。
《報告》提到,近年來,電信網絡犯罪形勢嚴峻,已成為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犯罪類型之一。
檢察辦案發現,有些跨境電信網絡詐騙集團緊跟社會民生熱點,針對不同群體,量身定制詐騙“劇本”,精準實施詐騙,具有很強的迷惑性,也給辦案帶來一定困難。
2024年6月,最高檢會同最高法、公安部聚焦跨境電詐問題,印發《關于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事實認定、證據審查、法律適用、政策把握等問題,統一司法標準尺度。
在完善懲治網絡犯罪司法規則的同時,最高檢積極協同有關部門加強辦案協作,完善上下一體、區域聯動、快速反應的辦案機制——
2024年12月,在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實施兩周年之際,最高檢、公安部聯合掛牌督辦第四批特大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據悉,這批案件的共同點是參與人員眾多、內部組織架構嚴密、境內外協同勾結、涉案金額特別巨大。
最高檢深入開展打擊緬北電詐“7·17專項行動”,向28個省份檢察機關交辦督辦5萬余名緬北“回流”人員案件,聯合公安機關逐省督導,召開現場督導會、案件調度會、工作推進會,強化統籌指揮、對下指導、外部協調,確保辦案質效。
據統計,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協同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起訴利用網絡實施的犯罪27.2萬人。依法懲治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起訴7.8萬人。
數字賦能
構建對網絡違法犯罪的立體監督
網絡空間治理,既涉及公民人格權益和財產權益,也涉及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公共安全等。因此,網絡空間治理關系著公共利益。
“以個人信息保護為例,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算法的廣泛運用,往往使侵害個人信息的行為技術性強,更具隱蔽性,被侵害者舉證困難,維權難度大。”最高檢控告申訴檢察廳檢察官蘭楠認為。
記者注意到,《報告》提到,2024年6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增加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嚴格規范個人信息處理活動。
網信部門深入推進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執法,聚焦掃碼消費等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場景,對部分App未明示個人信息處理規則、未經同意處理個人信息等個人信息保護領域違法違規問題,依法采取責令改正、警告等處置處罰措施,切實保護人民群眾個人信息權益。
“非法獲取、出售、提供公民個人信息,不但侵犯個人信息安全,而且容易滋生電信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等其他犯罪活動,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生活安寧。我們在加強對犯罪全鏈條打擊的同時,注重發揮一體協同履職優勢,努力推動個人信息保護標本兼治。”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負責人表示。
《報告》指出,依托全國檢察機關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推廣活動及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平臺,共享有關模型30余個,形成了對網絡銷售食品藥品、醫療、網約車、個人信息保護等多領域網絡違法犯罪的立體監督。
有這樣一起以幫助村民激活電子醫保卡為名實施犯罪的案件:針對使用非智能手機的農村老年人無法激活電子醫保卡的困難,毛某等人以幫忙為名騙取老年人個人信息注冊支付寶等賬號并出售,非法獲利近20萬元。重慶市檢察機關以“大數據建模+檢察技術輔助”方式,進行數據碰撞比對,查明317個案涉賬號具體信息。
在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追究毛某等人刑事責任的同時,檢察機關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消除涉案老年人信息被冒用的危險,完成公益保護閉環。
2024年4月,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與公益訴訟檢察廳聯合下發《關于加強刑事檢察與公益訴訟檢察銜接協作集中辦理一批個人信息保護重點案件的工作提示》后,各地檢察機關強化刑事檢察和公益訴訟檢察融合履職,集中辦理了一批重點案件,推動個人信息違法犯罪的全流程打擊與系統治理。
《報告》顯示,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利用網絡實施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2400余人,辦理個人信息保護及其他網絡治理領域公益訴訟案件5000余件。
目前,檢察公益訴訟已經逐步拓展至“4+10+N”的履職格局,其中多個領域涉及網絡空間治理。
“我們將辦案作為網絡治理的重要抓手,指導各地檢察機關將生物識別、醫療健康、行蹤軌跡等敏感個人信息保護作為辦案重點。針對食品藥品安全領域網絡直播營銷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專門部署開展公益訴訟專項監督。同時,加強與最高法、中央網信辦、公安部、工信部等單位的協同協作,不斷凝聚網絡空間執法司法合力。”最高檢公益訴訟檢察廳負責人表示。
權益護航
全面強化網絡權益司法保障
記者注意到,《報告》從保障法治化營商環境、保護公民網絡空間合法權益、保護涉網知識產權合法權益、嚴厲懲治重點類型網絡犯罪四個方面,梯次展現立法、執法、司法機關全面強化網絡權益司法保障、著力維護各類主體合法權益的履職成效。
以一起侵犯著作權系列案為例,上海某公司為保護醫療設備軟件著作權及系統安全,開發了安全認證系統及加密狗技術。劉某自行制作盜版加密狗,復制醫療軟件,通過網絡銷售非法獲利91萬余元,并指使他人參與違法犯罪活動。
“我們經實地調研,準確把握著作權領域技術措施認定條件,明確提供規避手段和工具的間接規避行為,屬于侵犯著作權犯罪鏈條的一環。”上海市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部副主任陸川告訴記者,這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侵犯著作權罪中新增“避開或者破壞技術措施”條款后,檢察機關辦理的一起典型案例。
人人都有麥克風、攝像機的時代,被偷拍后上傳至網絡,引發廣泛傳播的現象時有發生。那么,對于這樣的行為該如何定性?記者采訪到這樣一起案件——
李某偷拍包含王某完整人臉信息的私密視頻后,上傳至境外黃色網站,并使用具有侮辱性且含有個人信息的名稱命名。該視頻瀏覽量達2.3萬余次。
公安機關以李某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罪向檢察機關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認為,對上傳含有王某個人信息私密視頻的行為,應體現對特定被害人的保護,李某的行為涉嫌侮辱罪。
根據法律規定,侮辱罪一般屬于“告訴才處理”的自訴犯罪,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在該案中,檢察機關認定,對于可準確識別特定自然人的私密視頻,且公然貶損他人人格或名譽的,應當以侮辱罪追究刑事責任,體現對公民網絡空間合法權益的保護。據此,檢察機關對李某以涉嫌侮辱罪提起公訴,獲法院判決支持。
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的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的共同精神家園。檢察機關將持續深化“四大檢察”協同履職,以高質效辦案護航網絡強國建設,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數字時代的法治溫度。
來源:最高檢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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