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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編輯|避寒

《——【·前言·】——》

倪萍說：“若有來生，我既不要爹娘，也不要孩子，更不要家庭。”

這話不是玩笑，也不是即興，背后，是幾十年血和淚堆出的現實。她不是拋棄，而是被拋棄太多次，她不是不愛，而是被愛毀過太深。

10歲那年，她被父親“丟”了

1969年，青島，十歲的倪萍坐在家門口，穿著打著補丁的棉褲，鞋尖磨破，腳趾凍紅，父親走出家門，沒回頭，從那一刻起，她成了“沒人要”的孩子。

她的父親倪某，在單位是工程師，平時寡言，離婚那天，他只說了一句：“你跟你媽吧。”然后消失了。

消失到什么程度？十年里，一個電話都沒有。

家里只剩她、母親和哥哥，母親姓孫，是小學老師，一直覺得女兒是拖累。

哥哥兩歲大，卻能分得牛奶雞蛋，她感冒發燒，母親說：“忍忍，別作妖。”

1972年，母親拿著工資去給哥哥買了羽絨服，倪萍只分到一條舊棉褲，她開始學會閉嘴。

每天放學，她都背著書包去圖書館，不是為了看書，是因為那里暖和，晚飯吃紅薯稀飯，哥哥能加一個雞蛋，她只能看著。

她第一次想離開這個家，是13歲。

“我要考重點高中，然后考大學，離這個家越遠越好。”她在日記里寫道。

她不是沒有親情，她只是在家里沒被愛過。

17歲，她主動把父姓改為母姓，從倪姓改為孫姓，“我不想跟那個男人有任何關系。”

這是她給“家”判的第一道死刑。

那段“戀愛腦”，差點毀了她的尊嚴

1991年，倪萍32歲，央視的當家花旦，主持《綜藝大觀》《春節聯歡晚會》，全國觀眾都認得她。

她笑的時候，全中國都覺得她幸福，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笑得有多累。

那年，她遇見陳凱歌，“我第一次看到他，就覺得，他是我想跟一輩子的人。”她在多年后回憶。

她為他放棄了事業，推掉央視主持，搬去北京陪他拍戲，給他做飯洗衣服，甚至在片場當助手。

他們從未公開過關系，“那時候，我不在乎名分，我只想幫他把電影拍好。”

她說自己像個“保姆”，早上五點起床做飯，中午給劇組送便當，晚上還要安慰他的焦慮，他從不說“謝謝”，也從不問她累不累。

有一次，她發高燒，還是去了片場，他只說一句：“你別耽誤拍攝。”

五年，她等他承諾。他一句沒提結婚。

1996年，她在片場看見了陳紅。

她沒有質問，只是回家，默默收拾了東西，臨走前，她只說了一句：“我尊嚴都沒了，愛還能留著？”

五年的感情，她像煙一樣熄掉，這一段，毀的不只是感情，還有她對愛情的信仰。

她回央視，主持《朋友》欄目，有一次她說：“真正的孤獨，不是沒人陪你，是你信任的人，讓你最孤獨。”

一個母親，孤身砸下兩百萬救兒子

1999年，她懷孕了。

那時候她已經不相信婚姻，她和王文瀾只是登記，沒有婚禮，也沒有合影，她說：“孩子是我自己的選擇，沒人能替我決定。”

孩子出生11個月，眼神對焦不穩，醫生的診斷像錘子一樣落下：先天性白內障。

“你們發現太晚了，已經錯過最佳治療期。”

她沒哭，醫生走后，她拿出紙筆，一頁一頁記方案，列治療時間，那天她沒回家，在醫院待了一夜。

孩子名叫虎子，她給他取名“虎”，是想讓他能熬過去。

她決定去美國治療。

賣掉北京的房子，把多年積蓄換成美元，總共湊到兩百萬，全部押上，王文瀾看著賬單，臉沉了。

“你瘋了？國內也能治。”她說：“你沒生他，你不懂。”

他們的婚姻結束在醫院走廊。

離婚那天，法院判決寫得很冷靜，她一頁頁簽字，眼睛沒抬過一次。

她帶著孩子和母親飛去美國。

到了洛杉磯，租了一間老公寓，廁所漏水，暖氣壞了，廚房只夠一人轉身。

她母親那年73歲，開始學英語，去菜市場買菜前，會在紙上寫上“雞肉”、“白菜”、“牛奶”，一遍遍念。

倪萍每天早上五點起床，煮好粥，給虎子量體溫、喂藥、訓練視覺反應。

她在鏡子前笑，說：“你今天又進步了，媽媽最開心。”

孩子不會說話，但靠著她的聲音學會辨認方向。

她后來回憶：“那幾年，我所有的快樂，都是假裝的。”

她穿著舊羽絨服去試鏡，在好萊塢的中文劇組里打零工，她要錢，要身份，要治病的錢。

她拍攝一部微電影，導演說臺詞要改，她笑笑說：“行，錢能給結清嗎？”

她曾一天連著跑五個拍攝場地，坐公交車穿越半個城市，只為了多掙50美金，她手上全是針眼和淤青。

虎子第五次手術時，醫生說：“成功幾率只有30%。”她回頭對護士說：“我不要聽百分比，我只信我自己。”

術后第二個月，虎子第一次抓住她的手，喊了一聲“媽”。

她癱坐在病床邊，整個人像塌了一樣。

重組家庭后，她才第一次學會“不依賴”

2004年，她在回國的航班上遇見楊亞洲。

那時她滿臉疲憊，素顏，背著舊帆布包，楊亞洲問：“你怎么瘦成這樣？”

她笑了笑，說：“我剛打完仗回來。”

兩人在一個公益拍攝項目上再次合作，她演一位盲人母親，演完戲下了臺，他看她眼圈紅著。

“你哭什么？”她說：“我演我自己。”

是楊亞洲，第一次對她說：“你可以不用那么堅強。”

他們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布關系，只是默契地住在了一起。

他開始幫她接送虎子去康復訓練；冬天早上，他會給她煮紅豆粥；她累到說不出話，他遞水遞藥，從不多問。

她問：“你為啥對我這么好？”

他說：“你配得上。”

那一年，她45歲。

她說：“我才知道，原來愛不一定要卑微。”

她開始寫書，第一本就是《姥姥語錄》，她不是作家，但每一個字都寫得像在“報恩”，姥姥已經去世多年，她靠回憶一點點拼湊出童年僅有的溫暖。

她也開始畫畫，畫紙上永遠是孩子的臉、姥姥的背影、母親模糊的輪廓，她說：“我把說不出口的事，畫在紙上。”

2014年，虎子康復，考入重點中學。

有人在機場拍到她：素顏，拖著行李，和兒子一起走，虎子高大了，戴著眼鏡，幫她推車，她回頭沖他笑，像個孩子。

她再上節目時，主持人問：“你現在幸福嗎？”

她說：“幸福不是別人給的，是我自己熬出來的。”

有人問她：你還相信家庭嗎？

她說：“我不相信形式，我只信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