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戰犯隊伍里，文強算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另類”。

一方面他有著“教員表弟”、“周恩來學生”、“朱德下屬”、“劉少奇同鄉”等特殊“光環”在身，是所有接受改造的國軍將領中與我黨淵源最深的一位；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為數不多的拒絕寫“悔過書”人員之一，與黃維、劉鎮湘等“頑固派”一道最后被特赦。

不過，文強本人雖然在功德林改造期間表現的乏善可陳，但卻因昔日淮海戰場上的一次特殊經歷，直接為老上司杜聿明的首批特赦貢獻出“加分項”。

以至于杜聿明在得知自己被列為首批特赦人員名單時，難掩激動的向文強表達了感激之情：

究竟是怎樣一段刻骨銘心經歷，能對杜聿明從戰犯到新生的命運軌跡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文強畢業于黃埔四期，與胡璉、林彪、劉志丹等人是同窗。早在軍校期間，文強響應周恩來號召加入我黨，并在此后參加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也正因如此，他才會在日后改造期間被要求寫“悔過書”時反復搬出這段經歷來說事。

1931年6月，文強因叛徒人員出賣而被反動派逮捕入獄。之后雖經地下工作者營救出獄，但終因遭到彼時四川黨組織負責人羅世文的誤解而申訴未果，造成了脫黨事實。

當然，這種情況在當時并非個例，類似的經歷在侯鏡如、郭汝瑰身上也都發生過。對文強而言，這也成為令他終生一言難盡的遺憾。好在得益于湖南“老鄉長”程潛的幫助，他終究還是在國軍參謀本部上校參謀的位置上有所穩定。

隨著文強于1942年2月以軍統局華北辦事處少將處長的秘密身份與戴笠展開合作起，至1946年3月戴笠的意外失事，文強在軍統內部工作已達4年之久。

原本戴笠在世時，尚能維系軍統內部各類人事和工作的團結穩定，突然間群龍無首后，倍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強也開始萌生退意。

因此，文強再度委托程潛關系使自己調任湖南綏署第一處中將處長兼辦公廳主任，遠離了軍統的喧囂與斗爭。不過，正當他暗自慶幸擺脫刀山火海之際，新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卻用一封親筆信將他調到了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的位置上。

出于對這位“小老弟”的前途命運擔憂，也為了能在此后長沙和平起義籌劃推進過程中增加一位得力助手，程潛出言勸阻文強赴任。

或許是文強沒有感受到程潛的弦外之音，亦或是他本人對即將到來的“徐蚌會戰”持積極樂觀態度，總之，程潛的話并沒有引起文強足夠重視。

一年后的1949年8月，程潛與陳明仁因促成長沙和平起義而成為歷史功臣，被教員奉為座上賓。而文強則早在半年前便成為我軍淮海戰場的俘虜，并被送至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

哪怕時隔多年之后，談及程潛勸阻自己前往徐州的這段往事時，文強仍難掩內心的悔意：

再回歸到文強與杜聿明的交集上來。嚴格來說，除了黃埔同校不同期和解放戰爭前期在東北的短暫交集外，二人再沒什么深厚的交情。

但也正是這樣一段有限的交集，加之文強身兼軍事指揮與情報工作的雙重經驗，讓杜聿明最終下決心調他出任徐州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與自己的老牌幕僚舒適存一道組成徐蚌戰場上的左膀右臂。

只是，文強最初的理想有多豐滿，抵達徐州后的現狀就有多悲慘。

1948年12月3日，剛剛抵達徐州不久的文強即隨杜聿明按既定計劃由徐州向西南永城方向撤退，在行至安徽、河南的交界處的孟集一帶時，發生了一件關乎文強和杜聿明這兩位功德林學員命運的“小插曲”。

事情的起因，是指揮部二處處長向文強通報了孟集后山寶塔內隱隱約約有火光出現，極有可能是解放軍偵察部隊的戰情，并順帶請示文強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彼時的文強雖然脫離了軍統身份，但由軍統特務組成的指揮部二處每遇重要情報，都會事先知會這位“老前輩”一聲，以示對其尊重。

可此時正為全軍擺脫華野追擊而焦頭爛額的文強，顯然沒有心情去聽下級匯報這樣的瑣碎事務，索性以“派遣特務連打探情況”的回復匆匆結束了這場匯報交流。

之后的事態走向，就是指揮部二處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向寶塔內的不明人員發起攻勢，最終俘獲了七名地方武工隊成員。雖說武工隊的滲透和攻擊有些出乎意料，但細想之下又在情理之中。

畢竟杜聿明集團的30萬大軍在撤退途中早已成了沿途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地方游擊隊、武工隊成員主動出擊也不是什么無法理解的行為。

由于指揮部二處行動迅速，逮捕七名武工隊員的事情并未在第一時間傳到杜聿明耳中。不過，令所有人沒想到的是，經歷武工隊滲透風波的國軍值班軍士反倒成了驚弓之鳥，面對友軍的到來竟上演了一出“同室操戈”的烏龍鬧劇。

這樣一來，反而驚動了本就心情煩悶的杜聿明，索性下達了槍斃七名武工隊員的命令。當消息傳到文強這里，對方卻一反常態的進行了堅決抵制。文強本人甚至化身“法制宣講員”對軍統特務們進行了一番教育勸導：

無論文強本人是出于“做人留一線，日后好相見”的人性初衷，還是真的基于“法律平等”角度考慮，七名武工隊員不僅性命無虞，反而在文強繞過請示杜聿明的授意下將七人悄然釋放。

殊不知，正是文強當時的這一“善舉”，為日后杜聿明洗刷殺害武工隊成員的罪名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畢竟在杜聿明特赦前的兩項“罪名”中，前者“釋放毒氣”已被證明是用辣椒水代替，而殺害七名武工隊隊員的罪名卻缺乏相應證據進行推翻。

文強的關鍵指證在得到特赦小組成員的調查印證后，成了杜聿明首批獲得特赦的強有力證明。就這個意義而言，說文強是他的“救命恩人”似乎也并不夸張。

文強與黃維雖然都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戰犯，但二人的“頑固”態度又有著微妙的差異。

黃維的消極改造態度主要來源于對老蔣舊日知遇之恩的“愚忠”思想，具有傳統文化中“士為知己者死”的色彩。

而文強的拒絕悔過態度主要建立在自己昔日復雜歷史身份和人際關系基礎上，用他本人在改造期間常常用以搪塞和回絕工作人員的話講：

由此可見，文強自始至終都不認為自己有錯，但他卻忽略了在抗戰時期新四軍的袁國平勸其歸隊、解放戰爭時期程潛勸其留守長沙、淮海戰役期間收到我軍勸降信時，自己主動錯失回歸機會的事實。

好在歷經26年教育改造時光后，文強對“表哥”等人的戰犯靈魂改造政策也逐漸從抗拒轉變為理解和釋然了。

與杜聿明一樣，重新回歸社會的文強在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職委員任上，為還原歷史事實和促進海峽兩岸的交流統一做出了貢獻。

一切繁華和喧囂褪去，飽經滄桑的文強和杜聿明也都漸漸歸于淡泊寧靜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