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風/文

長安被譽為“國際大都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城中住著大批的“胡人”。在唐朝，“胡人”所指廣泛，包括西域地區突厥、回紇等少數民族，及東亞、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外國人。天寶年間，居住在長安的胡人至少有上萬名。

馬伯庸原著的熱播劇《長安十二時辰》，以還原歷史細節著稱，當然少不了胡人的身影。

胡人宗教風行長安

在劇中，張小敬接受任務不久，就在追蹤一名狼衛時，闖入了胡人聚居區——懷遠坊祆教祠一帶。祆教在中國又稱“火祆教”“拜火教”，原是發源于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崇拜火和光明，主要信奉者除波斯人外，還有西域康國、安國等所謂“昭武九姓”的粟特人。

西域胡人沿著絲綢之路，來到長安，不管是出使、經商，還是做官、避難，都必須有地方開展宗教活動，于是他們請求唐朝政府，獲準在長安修建祆祠。祆祠中供奉祆神，設有火壇，平日里“常有群胡奉事，取火詛咒”，舉行祭祀。胡人因信仰聚集，久而久之，祆祠周圍就會發展為胡人社區。現有研究表明，唐朝長安至少有過5座祆祠，不過都不在懷遠坊。懷遠坊的標志性建筑“光明寺”，是一座佛教寺廟。

圖：北周祆教薩寶史君的石槨，現藏西安博物館

為管理境內的祆教徒，唐朝政府設立了一些專由胡人擔任的官職。你可能想象不到，《長安十二時辰》里，被狼衛劫持的祆正是從七品，怒闖靖安司的薩寶是正五品，他們作為祆祠內外民政、宗教事務的主要管理者，的確在長安有著較高地位。

劇中說，懷遠坊和安祿山有關聯，也不是完全虛構。按照學者榮新江、沈睿文的研究，安祿山的生父可能是康國粟特人，生母和養父都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他自己借助祆教信仰，自稱“光明之神”或“斗戰神”，并以之號召胡人。一個重要證據是，胡人拜見安祿山時，都會遵照祆教禮儀，與之一同祭祀祆神。

除了闖祆祠，張小敬還在追捕“右殺”時，進入義寧坊的景寺，見到了執事伊斯。景教是指發源于敘利亞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景”的意思是“光明”，景教就是要傳播光明。

景教的標識“十字蓮花”，在《長安十二時辰》里也有出現。學者姚崇新認為，“十字蓮花”上半部分的十字架，結合了馬耳他式十字架四臂等長和波斯式十字架鑲嵌珍珠的特點，下半部分的蓮花底座則是佛教風格，此外還裝飾有祥云、火焰等基督教元素。

按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說法，敘利亞教士阿羅本于貞觀九年（635年）來到長安，受到唐太宗接見，并獲準在中國傳教。隨后，唐朝政府在義寧坊、醴泉坊各建起一座景寺。到了唐高宗時期，景教已遍傳各地，自稱“法流十道”“寺滿百城”。

圖：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西安碑林博物館

伊斯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不過他是在安史之亂爆發后，才隨回紇援軍入唐的。伊斯投在郭子儀麾下充當謀士，后來當到“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是正三品的高官。伊斯曾在靈武等五郡重建景寺，并從事慈善活動，施舍衣食、治病救人。

當時，長安的景教徒為方便傳教，有意識地“華化”。前輩學者林悟殊發現，景教徒除敘利亞教名外，很多人都另有漢語名，如法和、法應、志通等。他推測，“伊斯”二字很可能不是音譯，而是遵照唐人習慣，表示姓“伊”名“斯”。

圖：《長安十二時辰》中的伊斯

至于和祆教、景教并稱所謂“三夷教”的摩尼教，因曾支持武則天稱帝，唐玄宗將其列為邪教，嚴禁唐人信奉，《長安十二時辰》因此沒有提及。直到安史之亂后，摩尼教才借助回紇人的力量，在唐朝境內重新傳播。唐代宗時期，長安建起摩尼教的“大云光明寺”。

胡商集聚長安西市

葛老是《長安十二時辰》里比較重要的角色，他原本只是一個在青樓打雜的昆侖奴，后來憑著個人才智和心狠手辣，成為平康坊一霸。劇中飾演葛老的杰曼·翰蘇，出生于西非國家貝寧，是一名純正的非洲黑人。其實，因路途遙遠，當時唐朝境內的非洲人非常少。

昆侖奴的主要來源是東南亞，他們被阿拉伯人劫掠，販賣到中國。史書中的昆侖奴“頭卷體黑”“人形短小”，水性極佳，和東南亞的尼格利陀人等特征一致。

脫去奴籍的葛老，做的雖然大多是見不得人的生意，但也算“翻身”成了一名胡商。胡商身上大都有著葛老一般的精明，粟特人擅長做生意，“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唐朝還流傳一句反話，叫做“窮波斯”，意思是到中國來的波斯人大多富有，由此看來，他們經營的“波斯邸”真是生財有道。

圖：《長安十二時辰》里的葛老

與葛老不同，合法的胡商，包括粟特人、大食人、波斯人等，主要聚集在長安西市。謝海平《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一書總結，胡商主要經營香料、珠寶、飲食和馬匹，同時兼放高利貸，服務長安城里的達官顯貴。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游記中回憶，“在大街左邊的西區，住著庶民和商人；這里有貨棧和商店。每當清晨，人們可以看見，皇室的總管和奴婢、宮廷的仆役、將軍的仆役，以及其他當差的人，或騎馬，或步行，魚貫似地來到這個既有市場，又有商店的街區，采購主人需要的東西。”

珠寶可能是胡商身上最重要的一個標簽。傳世的筆記、小說中，保存有很多胡人鑒寶、買寶的故事。僅葉德祿《唐代胡商與珠寶》一文所舉事例，即達40多個。

比如，《太平廣記》中有一篇《徑寸珠》，說是一名波斯商人到扶風旅行，看中一戶人家門口的“方石”，于是向戶主詭稱“欲石搗帛”，花2000錢買下此石。波斯人把石頭劈開，得到一顆寶珠。同書另一個故事說，一名船夫偶然得到一顆寶珠，到揚州賣給胡商，賺得數千緡。交易結束后，船夫問胡商：“這是什么珠子？”胡商笑而不語，轉身離去。

胡商販賣珠寶的名聲太大，以至唐太宗都有耳聞，他曾問身邊侍者：“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在得到侍者肯定回答后，唐太宗又說了一句，“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所謂“賈胡”即是胡商，這個事例說明，有的胡商愛珠寶超過愛生命。

圖：繪有回紇大臣的巖畫，現藏亞洲藝術博物館（柏林）

在長安西市，還有不少胡人經營的酒店。他們店中的招牌是“胡姬”——充當服務員，兼職表演歌舞的胡人女性。詩人們歌詠胡姬的作品不勝枚舉，比如李白有“胡姬貌如花，當爐笑春風”，又有“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岑參吟過，“送君系馬青門口，胡姬壚頭勸君酒”。胡商酒店無疑是風流才子們經常流連的地方。

胡商集團主營奢侈品生意，財力雄厚，不少人拿多余的資金放高利貸。史書上說，長安的“衣冠子弟及諸軍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舉諸蕃客本錢”，即從官員到百姓，都有人找胡商借貸。安祿山曾暗中讓“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作為發動叛亂的經費。胡商膽子這么大，《長安十二時辰》說他們販賣長安坊圖，也不是不可能。

除了經商才能外，胡商能在中國大發利市，還得力于唐朝政府給予的優惠政策。唐朝規定，對胡商僅征收10%的關稅和2%的交易稅，嚴禁地方私自加稅。唐朝政府大概為免于唐人受制于胡人，還會代唐人還債。阿拉伯商人回憶，“如果他實在無法償還債務，當局確認，他的確什么也沒有了，便傳見被告的債主，并用天子府庫的錢來還清。”有這樣的保障，胡商從事高利貸行業，可謂包賺不賠。

胡人貴族不舍長安

長安胡人中最特殊的群體，是各國滯留大唐的王公貴胄。他們包括歸附唐朝的胡人、外國在唐的人質、各國入唐的使節，以及戰敗留唐的俘虜。與此相關的史料頗為龐雜，不過我們通過《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一書的整理，即能窺其概況。

對歸附的胡人，唐朝政府給予優厚待遇。如東突厥內附，唐太宗將隨頡利可汗同來的酋長等，全部封為將軍、中郎將等，封官在五品以上的就有百余人。即使被俘也不例外，侯君集滅高昌國，國王智盛做了俘虜，唐太宗也封他為左武衛大將軍、金城郡公。

各國在長安的“質子”，即主動送來的人質，同樣會被封官。米國王子米突騎施任輔國大將軍，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其子米繼芬繼續在長安為質，位至上柱國，活了92歲。

相比之下，長安里的各國使節就更多了。唐太宗時期，每年來進貢的國家有十幾個，不少國家每隔幾年就要來一次，使得留駐長安的使節常常數以百計。他們只要運氣稍好，就能被唐朝皇帝冊封官職，如流鬼國使者被封騎都尉，米國使者當上中郎將等。

唐朝皇帝主持宴會、儀式等，各國王侯、酋長、使者受邀參加，通常都會得到封官或賞賜。唐玄宗到泰山封禪，隨從的胡人貴族“各賜加一官”。如果皇帝賞賜物品，則多是金帶、紫袍等。安史之亂后，唐朝再無力支付如此巨額的外事開銷。

尤其唐德宗時期，戰爭導致道路斷絕，很多使者無法歸國，滯留長安者達4000余人。外交機構鴻臚寺負責為這些人供給衣食、住宿，不堪重負。有的使者留在長安四十多年，靠發放高利貸斂財，購買田地、娶妻生子。《長安十二時辰》的主角之一李泌知道后，命令鴻臚寺給這些人停止供給。使者們極為憤怒，紛紛向朝廷申訴。

圖：李泌

李泌對他們說：“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愿歸，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李泌最后說了句算是勉勵的話，“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其實就是讓這些使者們要為大唐做點事情，不要一天盼著吃閑飯。

在唐朝有吃有喝，自然沒人想冒險回國，于是李泌就把這些人打發到了神策軍，王子或使者當散兵馬使、押牙等中下層軍官，使團的隨員都充作士卒，從朝廷領取俸祿。

長安胡人的歸宿

唐太宗有一句名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他這話不太對，因為大唐對夷狄，其實比對國人更好。不夸張地說，胡人在長安城，曾經每天都有著幸福“十二時辰”。

在唐朝法律中，胡人屬于所謂“化外人”，即大唐教化之外的人。對他們，除了上面說到的僧侶、胡商、貴族外，其他各類職業的胡人，唐朝一律也給予優待。

按照唐朝法律，“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意即，來自相同地區的胡人發生糾紛，按他們本地區習俗處置；來自不同地區的胡人要有糾紛，才按唐律處置。這么看，胡人在唐朝能享受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權”。

胡人歸附唐朝，由“所在州鎮給衣食”，即地方政府供給日常所需衣物、食品。同時，又規定“外藩人投化者復十年”，意思是，入籍的胡人享受免稅十年的特權。

圖：北齊時期，浮雕上的粟特人，現藏巴黎吉美博物館

在優惠政策的吸引下，留唐的胡人不斷增多，以至出現了一些聚居區。如前文所說，圍繞祆祠，長安胡人形成了幾個社區；廣州大食人等所住的地方有“蕃坊”；現在山東、河北一帶有很多“新羅坊”。在這些聚居區內，胡人被唐朝政府授予了相當大的自治權。

讓胡人們想不到的是，突然爆發的安史之亂毀掉了這種“好日子”。這場以胡人為首的叛亂后，唐人對境內胡人，尤其是粟特人萌生敵意，李白即有詩道，“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粟特人在長安難以立足，只能如榮新江總結的那樣，或者“向河北三鎮轉移，尋求新的生存之地”，或者“用改換姓氏、郡望等方法來轉胡為漢”。

與此同時，回紇人因幫助唐朝平叛，大批進入長安。他們和粟特人聯手，“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吏不敢問”，成為橫行長安的特權集團。粟特人則“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貨殖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史書上說，“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那么在長安為患的回紇、粟特商人至少有2000千人。

回紇人、粟特人在長安的不法行為，加劇了唐人對胡人的憎惡。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即位，命令回紇使者突董帶長安的全部回紇人、粟特人歸國，誰知他們到達現在內蒙古境內的振武后，一待幾個月，不僅一再向唐朝政府索要補給，一天吃掉上千斤肉，還縱馬游牧，踐踏莊稼，讓當地人不堪其苦。振武地方長官張光晟有意殺死這些回紇人，搶奪他們的輜重，但又害怕他們人多勢眾，不敢貿然下手。

這時，回紇新可汗即位，殺死2000多名粟特人。消息傳到振武，粟特人給張光晟獻策，讓他殺死突董等回紇人，幫他們報仇。張光晟見胡人發生內亂，很是高興，于是三次上書唐德宗，說“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強者，群胡也”，建議趁回紇國內變動，將振武的回紇人、粟特人全部殺死，以削弱回紇的實力。對此，唐德宗沒有同意。

張光晟干脆自行其是，領兵掩殺了全部回紇人、粟特人，并拿他們的尸體建起一座“京觀”。唐德宗非但沒有處罰張光晟，還升他做了右金吾將軍。后來在回紇新可汗要求殺張光晟，給死者報仇的情況下，唐德宗也僅僅是將他降職了事。

長安各教僧侶的“好日子”很快也到了頭。唐武宗在會昌五年（845年）下詔“滅佛”，”三夷教“也受波及，唐朝政府沒收了景教、摩尼教、祆教的廟宇、財產，勒令他們的3000名教徒還俗。自此之后，景教、祆教先后從中國絕跡，唯有摩尼教，雖然失去回紇庇護，還是頑強地在中國秘密傳播了幾百年，華化為“明教”。

圖：唐武宗

言而總之，盛唐結束后，首先，出于財政壓力，唐朝著力限制使團人數，放還滯留長安的各國質子、使者；其次，受安史之亂影響，唐人開始有意識地“排胡”；第三，“會昌滅佛”后，“三夷教”信徒備受打擊。胡人在長安的幸福“十二時辰”，至此成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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