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漢朝歷史上的抗匈名將，莫過于李廣、衛青和霍去病三位最為出名。令匈奴聞風喪膽的“飛將軍”李廣征戰匈奴全軍覆沒；而衛青、霍去病則大獲全勝。兩次北伐結果迥異，根源實際上是戰術問題。

衛青、霍去病的騎兵戰術革新：從騎射到沖擊 如數十年前的晁錯所說，匈奴騎兵“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在顛簸奔馳的馬背上射箭是極高的技藝，需要經過多年經驗才能練就。現代匈牙利馬術師拉約什· 考紹伊（Lajos Kassai）致力于恢復匈奴人的騎射技藝。他在練習無馬鐙騎馬的初期極為痛苦，甚至因顛簸造成連續多日尿血。匈奴人“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到壯年成長為騎射之士。

漢軍中只有少數投降的胡人，和李廣這種世代生長在北方邊郡、熟悉畜牧生活的人，才能在騎射方面與匈奴人比肩，但僅靠這些人是遠遠不夠的。漢武帝于元光六年（前129 年），第一次派大規模騎兵部隊出擊匈奴，但以慘敗收場，四路共四萬漢軍損失近半，說明傳統騎兵戰術難以對抗匈奴。

在后來的出擊中，衛青迅速摸索出了新騎兵戰術原則：不與匈奴人較量遠距離騎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慣用的正面沖鋒戰術移植過來，用肉搏戰抵消掉匈奴人的騎射優勢。

漢代畫像磚上的胡漢戰爭 在稍早的中原戰爭中，已開始有騎兵沖擊作戰的嘗試。如項羽垓下戰敗后，率騎士突圍南逃，最后僅有二十八騎追隨項羽，漢軍五千騎兵緊追其后，將其合圍，項羽等仍成功沖開了漢騎兵的包圍。因為當時騎兵并不習慣正面短兵交戰，但項羽此舉也是魚死網破的最后掙扎，并非當時慣例。最后他轉戰到吳江邊，決心進行短兵肉搏時，還是“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終于自刎而死。

漢初另一次騎兵突擊的壯舉是在漢景帝七國之亂時，灌夫決心為戰死的父親報仇，與數十名家奴騎馬“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余”。灌夫事后稱“吾益知吳壁中曲折”，可見此次壯舉是在吳“壁”即軍營中，而非在兩軍正式列陣交戰之時。他和十余名騎兵能夠沖進敵軍壁壘，大概是利用了吳軍守門士兵的疏忽，營壁中的吳兵猝不及防，陷入混亂，灌夫的十余騎最后也只有兩人返回。這種騎馬而用短兵（戟）沖擊敵軍的行為，在當時幾乎絕無僅有，所以灌夫“以此名聞天下”。

衛青指揮的對匈奴戰爭，就是要推廣這種原來比較少見的沖擊戰術。當然，匈奴人也未必愿意與漢軍進行近戰肉搏，所以對于漢軍指揮者來說，取勝關鍵正在于用奇襲切斷匈奴軍后路，縮小可供敵騎馳騁的戰場范圍，使其騎射優勢無法發揮，從而迫使敵進入近距離肉搏戰，這要靠漢軍將領對戰機的把握。

從衛青、霍去病指揮的對匈奴戰役看，他們成功抓住了運用沖擊戰術的時機。

戰例一：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漢軍對匈奴的第四次出擊中，衛青帶領的三萬騎兵成功繞過匈奴人的前哨，乘夜間合圍了匈奴右賢王所部，從而將匈奴人擅長的追逐騎射變成了短兵肉搏。右賢王帶數百騎突圍逃走，其余“右賢裨王十余人，眾男女萬五千余人，畜數千百萬”都被漢軍俘獲。這是漢軍以騎兵沖擊戰術對匈奴主力的首次勝利，衛青也因此被授予“大將軍”之號。

戰例二：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指揮了對匈奴的第七次遠征。此行漢軍騎兵萬人出隴西向西北，直指匈奴西道。史書未記載此戰具體過程，但抄錄了漢武帝嘉獎霍去病將士的詔書：“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余級”，這里“合短兵”明確指出霍去病采取的戰術，是和匈奴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戰，連用“殺”“斬”“誅”三個動詞，也在宣揚漢軍用的是短兵而非弓箭。在漢廷和漢軍將士看來，這種短兵肉搏戰顯然比騎射更富于勇武精神。至此，中原騎兵已經超越了戰國以來慣用的騎射戰術，同時也具有了獨立作戰的戰略職能。

戰例三：漢軍對匈奴最大的一次遠征，在元狩四年（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出擊，搜尋遠在漠北的單于主力。匈奴人偵悉了漢軍動向，單于決定乘其遠來疲憊予以全殲。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兩軍相遇后，衛青“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雙方騎兵展開決戰。當時已近黃昏，“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兩軍在暗夜和風沙中展開混戰，“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史記正義》引《三蒼解詁》云：“紛挐，相牽也。”即雙方軍隊膠著混戰，廝殺肉搏從馬背打到了地面上。暗夜和近距離肉搏使匈奴人的騎射技藝無從發揮。

第二天清晨漢軍統計戰果時，“捕斬首虜萬余級”，單于則乘夜脫逃。同時，霍去病所部與匈奴左賢王部遭遇，斬首更多達七萬余級，但具體作戰過程不詳。匈奴此后幾乎無力再侵犯漢朝邊境，而漢軍已完全掌握戰爭主動權，繼續對匈奴進行遠襲打擊。

戰例四：征和三年（前90年），漢軍三路出擊匈奴，其中御史大夫商丘成率三萬余漢軍，在班師途中被三萬匈奴騎兵追上，雙方激戰九日，漢軍仍舊采用騎兵正面沖擊“陷陣”的戰術，殺傷大量匈奴兵，終于將其擊退。 由于《史記》等文獻對當時戰爭少有正面描寫，許多戰術細節的復原只能求諸考古材料和后世文獻。戰術轉型首先帶來了騎兵武器的變化：長戟取代弓箭成為漢軍騎兵的作戰兵器。長戟是秦漢步兵的普遍裝備，所以這種技術移植比較便捷。在沒有馬鐙的情況下，用長戟沖刺敵人可能將自己也頂下馬背，但這對敵人造成的損失畢竟更大。

關于中原騎兵與游牧騎兵作戰的具體細節，在東漢畫像石中能找到一些參考。比如山東孫家村、孝堂山畫像石表現的，正是用戟和弓箭的騎士互相作戰的場景。在孫家村畫像石中，一名持戟的騎士正在刺死一名持弓箭騎士。研究者認為，持弓箭者的尖頂帽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的典型裝束，而持戟者的鎧甲則是中原騎兵造型。

值得注意的是，山東的漢代畫像石中，這種持戟騎士正在刺死尖頂帽弓箭騎士的場景多次出現，其構圖風格也基本相似，說明時人十分重視這種戰術的威力。 孝堂山畫像石表現的戰爭場面更大。以所用兵器和戰斗形勢來看：左方的騎士中持弓箭者四人，持戟者至少五人；右邊的騎士可辨認者三人皆持弓箭，另有至少三人已戰死或正在被殺（被左方一位持長戟騎士刺死），且右邊騎士身后還有大量徒步持弓箭者。

另外，右方步、騎兵都戴尖頂帽，一位身份較高的人物旁邊還有“胡王”二字榜題。故左邊騎士應為中原軍隊，右邊則為匈奴等北方民族。這和孫家村等畫像石一樣，都代表了中原騎兵用長戟和沖擊戰術擊敗草原騎兵的戰斗場面。

另外，這些漢畫像石中的騎兵都是沒有馬鐙的。 耐人尋味的是，衛、霍二人針對匈奴人優勢開創這種全新戰術，和他們并不熟悉馬背游牧生活、也未曾熟練掌握騎射技藝有直接關系。

在參與對匈奴戰爭之前，衛青、霍去病都沒有太多軍事素養和戰爭實踐，他們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外戚受武帝重用。衛青年少時曾為主人平陽侯夫婦充當“騎奴”，這是他僅有的作為騎兵的訓練；武帝還曾讓霍去病學習“孫吳兵法”，但霍去病回答：“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缺少“傳統”的包袱拖累，恰恰是他們創新的優勢所在。

再論李廣與李陵 與衛、霍二人的成功

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一代名將李廣的失意。 李廣出身軍人世家，其先祖李信在秦滅六國時為將，曾俘獲燕太子丹。李廣家傳射箭技藝。《漢書· 藝文志》甚至著錄有《李將軍射法》三篇。射箭技藝幾乎是李廣平生唯一的愛好： 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

此外，《史記》還記載了李廣在戰爭中諸多幾近神勇的騎射表現，比如帶百騎深入匈奴，連射（死傷）三名“射雕者”，然后面對數千名增援的匈奴騎兵，李廣“與十余騎奔射殺胡白馬將”，帶領部屬安然返回軍營。甚至在他受傷被俘之后，還能尋機奪取匈奴戰馬、射殺追兵而歸。 李廣平生對匈奴作戰多次，未立大功反而數次覆軍敗績，其實原因正在于此：他太重視發揮自己騎射的特長，而沒有想到，多數漢軍將士并沒有他或者匈奴騎士們這種騎射天性，他們更需要一位能夠帶領他們找到敵人弱點的統帥。在李廣帶領百騎遠出追擊“射雕者”的那一次，他丟下了自己的大軍獨行在外一天一夜，“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可以想象，統帥走失的一整天里這支軍隊處境是多么危險。元光六年（前129年）出擊匈奴，李廣部一萬騎兵全軍覆沒，他本身受傷被俘后逃脫。這次慘敗很可能也是由他個人英雄色彩的率先出擊和被俘而引發。 李廣并非不知道沖擊戰術對匈奴作戰的效果。元狩二年（前121年），他帶四千騎兵深入匈奴，被左賢王的四萬騎兵包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敵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

但李廣只將其作為一種鼓舞士氣的舉措，仍舊堅持與匈奴人對射的戰術，直到全軍幾乎損失殆盡，殺敵數量也基本持平，所幸博望侯張騫率主力趕到，李廣才避免了再次被俘的命運。

李廣統帥軍隊依靠的是他自己的個人魅力，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 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 這種輕松隨意的組織風格，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云散”的匈奴人。作為和匈奴相鄰的隴西邊地居民，李廣確實和他們有很多神似之處：騎射馳逐，行留無羈。當衛青、霍去病已經做出表率、幾乎所有漢軍騎兵都接受了步兵堅忍、血腥的沖鋒肉搏戰術時，李廣仍舊迷戀著他已經藝術化的騎射本領，不甘忍受軍事紀律和組織的約束，最終以失利自殺結束了其充滿爭議的一生。

司馬遷的《史記》對李廣極為推崇，而對衛青、霍去病的戰績記載并不詳細，且對二人頗多微詞，這因為李廣家族和衛、霍家族有仇，而司馬遷與李廣家族有些淵源。所以司馬遷對李廣的同情和推崇，幾乎遮蔽了衛、霍騎兵戰術創新的功勞，以至中國軍事史上的這次革命性轉型幾乎少有人注意，本書借助零星史料和考古材料，也僅能做出部分復原。

在漢匈戰爭中，一次純粹騎兵與步兵之間的戰役也值得討論，因為它證明了匈奴人的優勢騎兵仍難以對付漢軍的正規步兵。這就是李廣的孫子李陵出居延塞之戰。

天漢二年（前99年）秋，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塞，行軍一個月至匈奴腹地，與單于主力數萬人發生激戰，李陵軍且戰且退，至距漢塞百余里處兵敗，幾乎全軍覆沒。

這次戰役是漢匈戰爭中一個很反常的個案：

（一）出擊時間是最有利于匈奴人作戰的秋季，而非漢軍習慣的春夏季節；

（二）僅有五千步兵而無騎兵。由于史書記載簡略，漢軍進行這次戰役的動機，今天已無法全面知曉了。但這次戰役反映了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匈奴騎兵并不善于和漢軍步兵正面交鋒：李陵五千步兵弓箭手，攜帶五十萬支箭（人均配備一百支），深入匈奴之后遭到單于主力圍攻，漢軍以輜重大車為掩護，“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逐步后撤。單于始則輕敵，決心將其一舉殲滅，先后調集十多萬騎兵進行圍攻，但一直難以成功。

李陵軍苦戰多日之后，終因箭盡糧絕而潰敗，但取得了殺敵萬余名的戰績。當時匈奴騎兵只射箭而不會沖鋒肉搏，李陵軍隊又具有極強的紀律性，才形成鏖戰多日的局面。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騎兵已普遍采用沖擊戰術，對步兵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就再不可能有這種情況了。 拉鐵摩爾從權力結構來觀察北方游牧族和中原的差異，他認為松散的政權組織導致游牧族無法管理農業地區，所以對入主中原缺乏興趣：“從理論上來說，匈奴能夠征服中原，并加以統治，但是游牧民族并不具備完成這一任務的行政結構，也不想讓他們有限的軍隊派去進行一系列陣地戰，他們更寧愿劫掠中原。”但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說，在漢代，匈奴人的弓箭騎兵尚不足以與中原的主力軍隊進行決戰（尤其是在漢地），更不可能全面占領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