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大軍成兵長江北岸，蔣家王朝命懸一線。

這年2月，驚慌失措的蔣介石緊急任命林遵為其王牌海防第二艦隊司令，命其南下駐防長江地區，企圖利用這些“水上活動堡壘”和長江天塹，阻止解放軍渡江。

林遵可謂威名赫赫，他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侄孫，曾經留學英德，重創日艦，收復西沙和南沙。因此，第二艦隊成為渡江戰役的“攔路虎”，而策反林遵又成為重中之重。

在這種情況下，負責情報策反工作的李克農與楊尚昆急忙請示周恩來派誰去合適？

周恩來不假思索，當即決定啟用一個已經與黨失聯21年的人，并特意指示中共中央情報部駐滬機構負責人吳克堅：

“找到那個人，并告訴他，是我叫他歸隊的。”

那個人就是郭壽生，時任國民黨海軍總司令部新聞處上校專員、《海軍》月刊社社長。

郭壽生

• “新海軍運動”奠定了他在海軍中的地位

郭壽生1900年出生于福建閩侯（今福州市）一個書香門第，早年命運多舛，先后被過繼給二伯父和舅舅撫養。舅舅黃展云曾追隨孫中山革命，是同盟會會員，也是后來的國民黨元老，因此，郭壽生從小便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1916年7月，海軍總長程璧光在上海招生，郭壽生以福建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洋政府培養海軍人才的重要基地——煙臺海軍學校，從此開啟了他的海軍生涯。

煙臺海軍學校

在海校，他演繹了“三部曲”，實現人生的華麗轉身，從而奠定了他在海軍無可撼動的地位。這就是周恩來不假思索點名要他歸隊策反林遵的原因。當然這是后話。

第一部曲，組織讀書會，進行思想啟蒙。

1919“五四”運動爆發，促使大批愛國青年覺醒，當年底，他組織90名學生罷課南下上海，發起了震動全國的學潮。

回校后，他與同學李之龍（也就是后來的中山艦艦長）等人秘密組織了讀書會，大量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資本論入門》等革命書刊，傳播革命思想。

1920年底，他又與李之龍以通訊會員的身份參加了李大釗、鄧中夏等發起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為當時中國較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人之一，他也由此也結識了鄧中夏。

1921年6月，覺醒后的李之龍因不滿海軍當局克扣軍餉，再次發動學潮被開除。7月他來到上海，結識了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李漢俊等人，并向他們介紹了煙臺海軍學校學生與軍閥統治進行斗爭的情況。

就這樣，郭壽生和煙臺海校的名字深深印在了這些早期共產黨人的腦海中。

第二部曲，創辦《新海軍》，喚起青年學生。

1921年秋天，中共中央派鄧中夏到煙臺，向郭壽生了解海校開展兵運的情況，隨后，中國勞動組織部北方分部也派了王荷波與郭壽生晤談。不久，在王荷波介紹下，郭壽生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指定他負責在海軍中開展團的工作。

為了喚起青年學生的革命熱情，壯大團組織的力量，郭壽生在煙臺創辦了《新海軍》月刊。這是黨在海軍之中最早的宣傳讀物，從此拉開了新海軍運動的序幕。

第三部曲，開展“新海軍運動”，為黨培養新生力量。

1922年夏天，郭壽生在煙臺海軍學校修業期滿，被派往南京魚雷槍炮學校學習。在這期間，他擔任了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參與了津浦鐵路工人運動。1923年，經王荷波、惲代英介紹，郭壽生轉為中共黨員，這也是煙臺第一位。

1923年底，郭壽生回煙臺海校學習艦課。回校后，他繼續主辦《新海軍》月刊，并著手實行新海軍運動的計劃。

1924年3月4日，他在《中國青年》雜志第22期上發表了《中國海軍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一文，旗幟鮮明地闡述了中國海軍的出路和新海軍運動的方向就是實現海軍現代化，即在海軍中注入新的思想，從其根本上得到改造，擔當起抵御列強侵略的責任。

這篇檄文說出了廣大愛國官兵的心里話，在海軍內部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新海軍運動開始在海軍中蔓延，反抗的矛頭指向北洋軍閥政府。

新海軍運動的興起，觸怒了當局，他們下令查封剛剛出刊四期的《新海軍》，妄想將新海軍運動扼殺在搖籃中。

《新海軍》的停刊后，郭壽生便和同學曾萬里、梁序昭等在學校秘密成立了“新海軍社”，并將其作為黨團的外圍組織。“新海軍社”成立后，同學踴躍參加，力量迅速壯大。

根據黨的指示，郭壽生又利用“新海軍社”為黨輸送新鮮血液，先后介紹了曾萬里、梁序昭、韓廷杰、葉守楨、王靖、柯圣舉、林祥光、高如峰、陳訓瀅、程法侃等人入團。他還把總社固定在煙臺，吸收上海、南京等地的海軍官兵作為異地還社員，同時，擴大了會員的范圍，將會員拓展到海軍的練營、艦隊、造船所等，從而團結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海軍軍人，為以后爭取他們參加革命打下了基礎。

1924年1月，國共第一次合作后，郭壽生又協助國民黨在煙臺和海軍學校建立了黨部和分部。

由于黨在海軍內部開展的工作有聲有色，1924年初，中央局的陳獨秀、王荷波書面指示郭壽生，要求他對煙臺的各個方面進行詳細的調查。2月9日他向中央局提交了《最近煙臺報告》，報告引起黨中央高度重視，作為典型材料在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分四部分刊載。這年年底，在煙臺海軍學校誕生了煙臺第一個黨小組，成員有郭壽生、曾萬里、葉守楨等。

1924年12月，郭壽生從煙臺海軍學校正式畢業，結束了近八年的海軍學生生活，來到駐滬艦隊服役。在上海，他繼續推進新海軍運動。這項工作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中央派王若飛、劉重民與他聯系，并介紹剛從蘇聯回國的共產黨員王介山參加“新海軍社”的組織工作，陳獨秀、惲代英、王荷波、鄧中夏、楊之華（瞿秋白的愛人）也多次在上海與郭壽生會談，商討如何發展“新海軍社”的組織，以培養和發展革命的武裝力量。

在黨中央的幫助和指導下，郭壽生在“新海軍社”的基礎上，又成立了“海軍青年軍官團”作為“新海軍社”的外圍組織，并發行了以海軍下級軍官和士兵作為主要宣傳對象的《燈塔》月刊，郭壽生擔任主編。

1926年7月，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為配合戰爭，郭壽生將新海軍社總社從煙臺移到了上海，進一步擴大了組織，成立了許多分社。海軍中革命力量的壯大，增強了郭壽生支援北伐的信心。

7月中旬，北伐軍開進湖南，攻克武漢前后，郭壽生分別策動了各艦隊起義，失敗后他被密令通緝，不得不躲到侄兒黃東鄂在上海的匯源轉運公司。在那里，他利用這一場所繼續開展“新海軍社”的活動。

• 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使他與周恩來結緣

為配合北伐，中共決定發動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郭壽生按照中央的指示，安排由“新海軍社”控制的軍艦參加起義，屆時以煙火為號。

1926年10月23日，起義正式爆發，由于焰火失效不能上升，致使“新海軍社”控制的軍艦沒有得到發動的信號，未能參加起義。

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后，在總結教訓時，中央認為，起義之所以失敗，海軍未能參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為了做好第二次工人武裝起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親自來到上海坐鎮策劃指揮，為此，他多次接見郭壽生，聽取在海軍中建立黨組織的情況匯報，一起商量策動海軍參加起義的工作。

多年之后，郭壽生仍然能回憶起當年往事：

“當時周恩來同志和我就在一張辦公桌，面對面地辦公，周恩來同志對我的工作很支持，而且對我本人也很了解。”

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總罷工轉為第二次武裝起義，周恩來親自召集參加指揮起義行動的人員開會，布置任務。他拿著黃浦江地圖，計劃由郭壽生統率便衣隊從黃埔灘水路進軍，等待抵達高昌廟的“建威”、“建康”兩艦，再從“建威”艦攜械登陸，進攻兵工廠，但后來由于時間和路程都出現偏差，原計劃無法實現。

郭壽生冷靜應變，果斷處置。22日晚，停泊在高昌廟附近的“建威”、“建康”兩艦首先起義，向敵方開炮，緊接著魚雷艇“列字”號、練習艦“應瑞”號也相機開炮，給敵人以巨大的震撼。

為了使參加起義的官兵不受損失，郭壽生以“新海軍社”“海軍青年軍官團”代表身份，攜帶國民黨黨部三封信函，只身來到法租界杜美路海軍司令楊樹莊的寓所，敦促其協助革命。

當時，楊樹莊準備召開參謀長以下要員會議，聽完郭壽生的來意，又聽到隆隆的炮聲，心中驚恐萬分。他一方面懾于革命的聲威，不敢公開與革命為敵，另一方面，又貪戀孫傳芳、畢庶澄許諾的幾十萬犒賞費。但是，眼前的形勢逼迫他必須做出抉擇，最后，楊樹莊只好答應協助革命，宣布起義。

然而，第二次武裝起義由于準備不足，又遭到國民黨右派的暗中破壞，最終還是失敗了，但新海軍運動的威力在兩次武裝起義中都充分地顯示出來。

1927年反革命政變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遇失敗。大革命的失敗并沒有使黨放棄在海軍中的工作，黨中央特意派王若飛與郭壽生聯系，指示他繼續在海軍中暫時忍耐，潛伏待機，以保存黨在海軍中的力量。

此后，由于黨的工作已全面轉入地下，郭壽生就與黨失去了聯系。

1929年6月，南京政府成立了海軍部，郭壽生被安排到了海軍部編譯處任職，就此潛伏了下來。盡管當局也曾幾次懷疑過他的身份，不讓他在前線有帶兵的機會，好在當時國民黨海軍掌握在閩系手中，而郭壽生是福建人，幾次查察均幸免于難。

1938年1月，海軍部改制為海軍總司令部，郭壽生出任海軍總司令部少校候補專員。盡管此時抗戰已經爆發，但郭壽生仍然難有用武之地。3月，郭壽生的舅舅黃展云到重慶，希望蔣介石能同意他到福建去領導抗戰。

郭壽生和黃展云的侄子李庚一路陪著舅舅從重慶到武漢。得知李庚是共產黨員，黃展云希望李庚能代表他去聯絡周恩來等中共要員，郭壽生也是大喜過望，希望能借此恢復黨組織關系。

很幸運，李庚通過蔣南翔（時任長江局青委副書記）的關系，與周恩來建立了聯系，借著這個機會，郭壽生在八路軍辦事處與周恩來碰了一面。但周恩來并沒有立即同意郭壽生恢復黨組織關系的想法，而是將他安排到了南京海軍電雷學校從事兵運工作。

這一安排是很巧妙的，因為當時的海軍屬于閩系管轄，一直不大服管，蔣介石就搞了個歸軍政部管而不受閩系控制的海軍，即后來的海軍電雷學校。該校從教官到學員都盡量避免福建籍人。顯然周恩來安排郭壽生到海軍電雷學校，是希望他借此機會，攀到國民黨軍高層去。

后來，郭壽生如愿以償。

• 解放南京前夕，他被點名要求歸隊

1948年渡江戰役一觸即發，于是，便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那么，周恩來為何啟用他，除了他在海軍中的威望和地位外，更主要的是他與林遵的關系。

林遵

林遵，字遵之，1905年生于福建閩侯的一個海軍世家。而郭壽生也是福建閩侯人，他們是同鄉。

不僅如此，兩家祖上還是世交。郭壽生從小在舅舅黃展云身邊長大，黃展云相當于是嗣父，黃展云的岳父就是清末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威海衛海戰中自殺殉國。而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侄孫，他的父親林朝曦也是清末海軍艇長，并參加了中日甲午戰爭，后供職于北洋海軍，任海軍電雷學校學監，相似的出身更容易讓他們走到一起。

1924年，林遵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煙臺海軍學校，并在那里結識了學兄郭壽生，更主要的是，林遵是《新海軍》月刊的忠實讀者，也是“新海軍社”的成員，可以說，兩人是志趣相投、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1928年，林遵畢業后到南京魚雷槍炮訓練班實習，次年又被選派入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深造。

1934年，林遵畢業回國，在國民黨海軍中任航海官、副艦長。

1936年，他主持建造了國民政府第一艘自主設計的巡邏艦，為中國海軍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他再次赴德國學習潛艇技術，并任國民政府駐德海軍聯絡官。

1939年，林遵回國，任國民黨海軍“永綏”艦代副艦長。當時正值全面抗戰，我國海軍艦艇因缺少制空權，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下蒙受重創，損失慘重。于是，1940年1月國軍組建布雷總隊，主要依靠水雷打擊日軍軍艦，林遵被任命為第二布雷游擊總隊第五大隊少校大隊長。他改進了布雷的方式，發明了“布雷游擊戰”的新戰法，沉重地打擊了日軍艦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國民黨政府決定接收被日軍占領的西沙和南沙群島，并任命林遵為指揮官。次年他帶領4艘軍艦分兩路從上海出發，11月29日抵達了西沙群島，在島上豎立了接受紀念碑，并在碑的正面刻了“衛我南疆”四個大字；12月12日另一組抵達了南沙群島，在島上發現一座石碑，上面有日本侵略軍刻的“大日本帝國”字樣，他叫人鑿去侵略者留下的痕跡，刻上新命名的島名“太平島”，這標志著西沙和南沙群島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太平島”主權碑

12月底，林遵率領艦隊返回了廣州，各種報紙都大篇幅刊登了中國海軍接收西沙、南沙的消息。一時間，林遵成為了民族英雄。

1948年2月，蔣介石任命林遵為海防第二艦隊司令，駐防長江地區，把保衛南京的重任交給了他。

9月，中共中央社會部駐滬情報組織負責人吳克堅派林亨元聯系郭壽生傳達周恩來請他歸隊的指示，郭壽生激動地接受了任務。

郭壽生于是密會老同學林遵，并對他說：

“中共中央周恩來副主席已派人叫我歸隊，并讓我轉告你，希望你能站到人民這邊來。”

其實，當時林遵已經對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失望透頂，在郭壽生的勸說下，林遵萌生了起義的想法。

在郭壽生引薦下，林遵與林亨元見了一面，三人一起就起義的具體事項進行了一番謀劃。

時隔多年，林遵對此仍印象深刻：

“我通過與郭壽生、林亨元的會見談話，與中共中央地下組織建立了直接聯系，這也使得我在長夜中看到了曙光，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4月21日拂曉，解放軍開始渡江。第二艦隊接到了總部的巡邏命令，要求立即出動攔截。林遵以通訊設備故障為由，拖延了兩個小時才啟航。當軍艦駛出港口時，大批解放軍部隊已經成功登陸北岸。上午九時，林遵率領25艘艦艇、1271名官兵，在鎮江港起義，隨后南京、蕪湖、上海等海軍部隊也先后響應，郭壽生多年的地下工作終于發揮了作用，僅僅一天之內，長江下游的主要軍港就落入了解放軍手中，從而解除了我軍渡江作戰的直接威脅。

根據資料統計，渡江戰役中，通過郭壽生聯絡的國民黨軍海軍起義就有17起，大小艦艇97艘，起義官兵達38000余人。

4月23日，張愛萍在江蘇省泰州白馬廟第三野戰軍東路渡江作戰指揮部正式宣告成立華東軍區海軍，張愛萍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后來，這一天被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成立日。

渡江戰役結束后，許多技術骨干選擇留下來繼續服務，起義部隊保存的大量的軍事設備和技術資料，也交給了華東軍區海軍，這些都為海軍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9月，華東海軍司令部研究委員會成立，郭壽生受邀從上海趕赴南京，出任委員會副主任，并受邀出席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了開國大典。

1955年1月，郭壽生被授予了“三級解放勛章”。

1967年3月，郭壽生病逝于福州，享年66歲。

郭壽生一生致力于海軍現代化建設，當軍港之夜的歌聲響起時，請記住和致敬這位人民海軍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