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抗戰文獻數據平臺合作，推出“抗戰回望”系列，選取抗戰期間的報紙、圖書、日記等史料加以介紹，希冀帶領讀者前往歷史現場，觸碰抗戰時中國軍民的精神與生活。

本文介紹《廣西學生軍》一書，借以反映抗戰初期桂系軍隊組織發起的第二屆廣西學生軍的情況。

《廣西學生軍》一書由廣西學生軍第一隊編于1939年，由生活書店正式出版。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的相關人士曾指出“廣西的政治基礎是青年”，這一結論確屬實在，反映在軍事上，則是同時期除了廣西學生軍以外，桂系軍隊亦組織了其他諸多類似的團體，以組織青年學生為前線服務。不過其中最突出、聲勢最為浩大而影響最為深遠的則自屬廣西學生軍。

桂系軍隊于抗戰爆發前后成立過三屆廣西學生軍，第一屆廣西學生軍成立于1936年兩廣事變期間，隨著事變的結束而解散，第三屆廣西學生軍成立于1938年，主要在廣西境內活動，本書介紹的則是成立于1937年的第二屆廣西學生軍。第二屆廣西學生軍的招募，最開始有兩三千人報名，而后因為“現實環境所限”，只錄取了兩百多名青年。

第二屆廣西學生軍成立以后，旋即北上湖北、河南、安徽、江蘇等省抗日，1938年到達合肥以后，該部分為兩隊，第一隊赴六安跟隨國軍第十一集團軍李品仙部，分發皖西南立煌、霍山、岳西各縣工作，第二隊留在合肥跟隨國軍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部，分發皖北壽縣各地工作，而后這兩隊隨著各自跟隨的軍隊而四處活動。

1939、1940年，第二屆廣西學生軍兩隊先后奉命解散，一部分人升學與就業，一部分人則在國軍、新四軍內部繼續為抗日事業而奉獻（第二隊內部中共活動十分活躍，“掌握了廣西學生軍第二中隊的實際領導權”，其解散亦與桂系軍隊對此的警惕直接相關）。總體而言，廣西學生軍從事的主要為宣傳、后勤、組訓民眾等工作，甚至包括組織、發動紅槍會等地方武裝進行游擊戰爭，后來亦有直接參加武裝斗爭工作等。

《廣西學生軍》一書書名由李宗仁題寫。本書由韋永成（時任第五戰區政治部主任）作序。一開頭，韋永成指出，“也許是教育的關系，青年學生對國家存亡的感覺好像比其他種人較銳敏，并且他們有說什么便做什么（言行一致）的勇氣，像一二·九北平學生的救亡運動，是一般國民所想不到或雖想到而不敢見諸行動的，這一運動可以說是繼承著‘五四’的精神”。

無獨有偶，就韋永成談到的“一二·九運動”來說，其發生時，胡適的表態一如“五四運動”發生時他的表態，繼續認為“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政治太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胡適并指出，“共產黨運動”亦在此列。可見相較后來（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在抗日戰爭初期，至少在公開場合上，國統區各方面對于學生在政治上的力量的評價尚較為正面。

接下來，韋永成指出當時的中國，“許多要參加抗戰工作的青年學生，因為平時缺乏軍事和政治方面的智識，不得不參加各種訓練班，在這里消磨了半年以上的寶貴時間，等到他們受訓完畢，或者因為所派之工作與本人的學能互相鑿枘，或者因為分發的太散了，不能集中能力擔負有效的工作，有的甚至因無適當工作可派，只好胡亂安插在幾個直屬機關里做門下客，于是這些青年滿腔的熱血逐漸冰冷，變從前的希望為灰心，意志薄弱的跟著就是精神的萎靡以及行為的墮落”。

相應的，韋永成指出廣西學生軍則是“因為在廣西這幾年來努力實行‘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于團、寓將于學、寓征于募）政策之下，他們平時在學校里都經過了長期的很好的軍事訓練以及政治教育，所以他們在很短時間受訓完畢之后，便能經常集中自己的力量，隨自己的意愿，找尋自己適宜而社會需要的工作”。這一對比，自然是很明顯的“王婆賣瓜，自賣自夸”，對桂系自身的成就不無夸大之處，但是其對于當時中國現狀的針砭與對于桂系自身特征的指出也屬實在。不過，諷刺的是，就后來第二屆廣西學生軍被迫解散的結局來看，這一結果則未必并不符合他的預期。

接下來，該書載有黃之綱（曾代理廣西學生軍大隊長）的《一年來的廣西學生軍》一文，對廣西學生軍作了一個總體上的介紹。這篇文章指出，在兩百多名廣西學生軍中，大學生占十分之二，高中生占十分之三，初中生則占十分之五。至于廣西學生軍的招募基礎，該文則有更進一步的說明——“在廣西，只要是中學畢業生，沒一個不熟習連以下的戰斗教練，至高中生、大學生，學了六年八年的嚴格軍事課目，軍事學識之豐富那更不消說了。青年政訓從初中起，廣西全省各個中學設有專門的政治指導員，指導學生課外研究政治及學習民權初步等”。

有關學生被招募進廣西學生軍之后訓練的內容，這篇文章指出：“在軍事上是重習過去的一切，政訓上則請各軍政長官專門講述各種抗日理論，分析國際形勢，講授工作技術等專門功課。此外并舉行小組討論，特別著重自我教育、自我批判。”這一訓練內容，今天看來不免有似曾相識之感。

該書的正文部分分為“論文”、“工作與生活”、“詩歌”與“戲劇”四部分，前兩個部分，顧名思義，則分別是專論廣西學生軍的組訓工作、宣傳工作、青年工作與婦女工作，與學員回憶與記述行軍途中日常的工作與生活。塞繆爾·亨廷頓曾指出：“革命的可能性主要取決于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與農民的并舉或合作的行動……中國革命與以往革命的區別不表現在農民的行為上，而表現在知識分子的行為上。”

無論知識分子與農民的結合是否必然導致革命，至少“知識分子”的前身“士”與農民在傳統中國未必天生分離，中國進入近代以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出現，一方面，如羅志田所說，“作為一個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社群，知識分子可以與其他各社群都有所關聯，但其浮動性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與其他社群的疏離”，知識分子與農民漸行漸遠；另一方面，對這一現狀的反思，加上國家建設的需要與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追索，部分知識分子又重新尋求與農民的結合，至少是向其尋求建設現代國家的力量，無論其初衷與結果是否與革命有關。

與這一現象直接相關，本書的第一篇論文即為《怎樣做戰時鄉村組訓工作》，限于篇幅，本文接下來將僅介紹這篇文章。有關“組訓工作”，魏文享指出，在成為執政黨以后，國民黨不再熱衷于“民眾運動”而轉向“民眾組訓”，即“強調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對民眾進行組織與訓練，其目的是秩序建設而不是革命破壞”。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在“全民抗戰”口號的號召下，特別是因應于當時國統區的人口與經濟大多數集中于農村的現實，對于鄉村的組訓工作自然益形重要。

這篇文章認為對于鄉村的組訓工作，首要的是宣傳工作——“宣傳為奠定組訓工作的基石”。宣傳工作方面，該文的論述無甚高論，而在組織工作與訓練工作方面，該文的論述尚值得注意。

該文指出，“假使沒有嚴密的組織，仍是一盤散沙，不管民眾的救亡情緒怎樣高，還是沒有絲毫的力量。過去有些政工團體的缺陷，就是激發民眾的救亡情緒后，跟著沒有從事組織，不能把發生的力量永遠維持下去”。但是，即便過去進行過組織工作，問題則仍然很大——“過去有些救亡團體到鄉村從事組織，整天忙著組織些什么游擊隊、救護隊、掩埋隊、運輸隊、工程隊、除奸隊、防空隊、防毒隊、縫紉隊、自衛隊……等牛毛般多的組織單位，很機械的一個個的搬到農村去！弄得當地民眾及行政負責者頭暈眼花，無所適從；即從事組織工作者亦手忙腳亂，茫無頭緒，馬馬虎虎的亂來一場，只要組織的空招牌掛得多，算是表現了工作的無上成績，不管組織的健全與否？發生力量沒有？”

此處所說，并非無的放矢，抗戰全面爆發以后，從表面上來看，全國抗戰軍民熱情高漲，各種各樣的抗日救亡組織與活動層出不窮，但是其效用到底如何，倒很難說。對于這一現象，這篇文章認為應當“組織的單位減少，工作部門增多，既減少麻煩，且便于工作，如地近戰區，我們要使當地民眾參戰，那么就發動組織一個義勇壯丁隊（名稱并不拘泥），隊下可分設游擊、救護、掩埋、運輸、工程、除奸、交通、識字、農民生產、工人生產……等隊。婦女方面好像組織婦女抗敵協會，會下分看護、慰勞、募征、縫紉、洗衣、除奸、識字、通訊……等隊”。簡而言之，該文即是旨在整頓各類自發形成的抗日救亡組織與活動。

具體而言，該文認為不應利用民眾原有組織，“因為農村里大多數是知識落后的農民，對外來陌不相識的政工團體，不十分相信，為要避免無意識的誤會及反感，所以從事組織時，以利用民眾原有組織為善，如各地的工會、農會……等職業團體。學生會、慈善會……等文化社會團體”。此外，尚強調由民眾團體選拔干部，特別是注意拉攏當地失學青年及公正士紳，因為“外來從事組織的政工團體，為著工作的開展，都是流動性的居多，萬一移動，而這組織成的集體跟著也無形消滅”。這一點不僅僅是桂系當局所面對的難題，同樣也是國共兩黨所面對的問題。

總體來說，這兩點似乎說明，桂系政權當局試圖在地方治理中通過把握當中的“地方性知識”落實施政效果，只是值得指出的是，在此處提出的許多民眾團體，許多仍然是近代以來，甚至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方才成立的新的地方組織，這些地方組織對于地方民眾的吸引力能有多少，尚屬疑問。

訓練工作方面，該文指出“過去的缺陷，就是只有空洞的組織形式，沒有實際的抗戰技術訓練，即使有些地方實施過部分訓練（如XX壯丁隊），也因內容空虛不發生多大力量”。因此，在訓練內容上，這篇文章指出，在政治方面，以政治訓練為主，并應推廣識字教育、生產教育；在軍事方面，則“是要絕對避免像平時從各個基本教練起按次的班、排、連……的制式教練、戰斗教練這一套的機械訓練”，而應“側重野戰、游擊戰術、戰術、戰略……等的實際訓練。在時間上以不妨礙民眾的謀生時間為原則，好像在征工時，可能的施以擔架、運輸……等訓練，空襲時，可能的施以防空、防毒、救護……等訓練”。

以上便是這篇文章的核心內容，在問題的發現上與解決之道的提出，該文所述基本沒有什么問題，只是貫徹的效果如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桂系軍隊及其政權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歷史當中，相較國民黨中央政府與其他地方割據政權，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后來的歷史書寫當中，有著一定的獨特地位。一方面，站在國民黨中央的立場來說，桂系軍隊及其政權未必異于其他地方軍閥。另一方面，抗戰全面爆發前后，桂系的地方建設誠有其獨到之處，其時國內各方對于新桂系政權建設的肯定，乃至于廣西被目為“模范省”也確非無的放矢。

與山西類似（盡管兩者仍有較大差別），桂系政權亦有意無意向中共學習并與之合作，無論是在廣西還是其北上抗日后在第五戰區。國民黨中央相關人士即指出廣西境內“中下級干部的主流是以留俄生（……前稱托派）、留日學生二大系做骨干”，“一般青年多喜讀左翼譯述”，以廣西大學為例，自白鵬飛任廣西大學校長后，聘用李達、千家駒等人，于是該校“思想頗形左傾，唯物辯證法、馬克斯經濟學說如《資本論》等類的書籍，平日均采作教本”。無論桂系其時援引的干部是不是“托派”，這些觀察至少反映出了桂系一度與共產主義實踐之間的親和。

解放戰爭時期，同樣作為敵軍，相較國民黨中央軍，有些時候中共則更為重視桂系軍隊。就后來的歷史研究來說，檢討國共成敗時往往會舉出國民黨不如中共的地方，但這卻并不意味著桂系政權的所作所為會與國民黨中央被一并檢討，相反，有研究指出，在一些關鍵之處，桂系政權的實踐與中共是同樣成功的，盡管仍有一定的距離。因此，將桂系政權與中共進行更為直接的對比比較重要，本文介紹的第二屆廣西學生軍便與這兩方密切相關，其興滅更是直接系于此。中共對第二屆廣西學生軍的滲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桂系軍隊則果斷解散廣西學生軍并使之成員或受訓、升學與就業，或返回原籍，由此開啟了鄂豫皖地區兩方角逐長期膠著的勢態。但是相較鄂豫皖地區，廣西省內兩方的角逐的局勢直至解放戰爭時期卻十分明朗，這一差異是值得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