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國有國格、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報紙作為近代最早的，能夠讓民眾了解到國家大事的媒介，最應該秉持就是“真實性”這一準則。

然而，在1946年的4月1日，兩家上海報社卻不約而同地選擇在自家報紙上刊登假新聞，這一舉動令世人震驚，也令同行不齒。

為何這兩家報紙會在同一天選擇刊登假新聞呢？

因為這一天是西方國家的愚人節，一個可以盡情愚弄他人而不會被譴責的節日。

當時的知識分子們迫切地想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思想，而近代中國的中文報紙其實也是舶來品。

在大環境的影響下，為了迎合知識分子們對西方文化的推崇，于是才有了兩家報社刊載了關于馮玉祥和姜公美的兩則假新聞。

是“倒戈將軍”還是“布衣將軍”?

1946年4月，距離日寇宣布正式投降剛剛半年，國人尚且沉浸在抗戰勝利的喜悅之中，此時國共兩黨的關系也尚未完全破裂，國內正是一片和平美好、欣欣向榮的景象。

此時上海的報紙突然刊登了一條關于馮玉祥將軍即將遠赴美國考察水利的新聞。

馮玉祥是何許人也？

馮玉祥將軍曾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他一位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終其一生都在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獨裁統治作斗爭。

中國近代是一個風云詭譎的時代，局勢瞬息萬變，國家命運多舛，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環境下，馮玉祥將軍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保持本心的追求。

曾有人評價他是“倒戈將軍”，一生中多次轉換立場。

早年間，他曾是李鴻章麾下淮軍的一員，后來隨著清廷逐漸腐朽衰敗，他又轉投新貴袁世凱的“新軍”。

而當袁世凱背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妄圖復辟帝制時，馮玉祥又果斷聯合“護國軍”，將槍口轉向昔日對自己多番提攜、賞識的“老東家”袁世凱。

而當袁世凱稱帝夢碎，最終含恨而終以后，馮玉祥再次轉變身份投入直系軍閥麾下。

因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屢立戰功，他地位和實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日后戰場上威名赫赫的西北軍就此誕生。

然而，在幾年后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卻再一次選擇了“倒戈”，發動“北京政變”，親手推翻直系軍閥的統治。

從此不再是“北洋軍”，改成“國民軍”。

1925年，在蘇聯的支持下，馮玉祥將軍聯合直系、皖系軍閥，對日本支持下的“東北王”張作霖發動了“反奉戰爭”。

最終雖然失敗，但是卻間接促成了馮玉祥加入國民黨，并且與蔣介石結下不解之緣。

然而，當蔣介石為了鞏固權威，決定通過裁軍削弱軍閥勢力時，馮與蔣也最終重演了相似的劇情，只不過這場“中原大戰”后，西北軍被收編，他也不復昔日輝煌。

馮將軍最后一次“倒戈”就是從國民黨倒向我黨，為我黨提供了諸多助益。

馮玉祥一生中雖然多次“倒戈”,但是聯想到社會大環境之后，就會發現每一次的“倒戈”都不是為了私欲。

正如毛主席對他的評價，“置身民主，功在國家”。

這位“倒戈將軍”為了民主正義可，以摒棄世人口中所謂的“忠”；為了軍隊弟兄的生計，可以游走于財大氣粗的軍閥之間。

除了“倒戈將軍”，他也是“布衣將軍”。

一生節儉，不慕榮華，始終用自己的方式在亂世中追求民主的道路。

哀國之不幸遠渡重洋，卻終是葉落他鄉

1946年1月，在重慶，國共兩黨展開了談判——為組建新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就在我黨與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們滿心期待中國即將煥然一新時，蔣介石卻在為內戰準備。

古語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蔣介石在和談的同時也在美國人的幫助下調動軍隊，陳兵解放區前線，做好了隨時開戰的準備。

在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有這樣一個標題——“殺大學教授的蔣介石”。

政協會議召開后，蔣介石手下的特務們仍然到處亂抓人、打人。

許多大學教授和大學生都因為正義直言而飽受迫害，李公樸、聞一多先生都因此罹難。

蔣介石一邊許諾言論自由，一邊任手下爪牙濫殺無辜。

馮玉祥將軍在書中不禁發問，為何勝利后還不實行民主？為什么亂打人？為什么活埋人？為什么還是要打內仗？

可是，此時他的軍隊早已被收編，除了國軍元老這一象征地位的虛名再無其他實際勢力，只能無力看著。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獻禮片《建國大業》中有這樣一個片段：馮將軍在目睹特務迫害參加集會的教授學生后，提著一盞燈籠來向蔣介石辭行，稱外面太黑暗，不提個燈籠看不到路。

影片中的情節或有藝術加工的成分，但是反映出的情感卻是真實的。

面對國家即將在蔣介石的統治下陷入內戰，陷入新一輪的黑暗，馮玉祥此時已沒有軍隊可以助他力挽狂瀾。

這一年的愚人節，曾有報紙刊登了馮玉祥即將赴美考察水利的假新聞。

在當時，只是一個博大眾眼球的愚人節鬧劇，不承想卻在不久之后成了現實。

馮玉祥將軍最終以考察水利的名義遠渡重洋，帶著對國民政府的失望，離開了祖國，隨后又被強令退役，脫下來軍裝。

“布衣將軍”成了真正的“布衣”。

然而，脫下軍裝的馮玉祥沒有脫下將軍的骨氣，他雖遠在美國，卻仍在憂國憂民，抨擊內戰，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以親身經歷、第一視角撰寫了《我所認識的蔣介石》，披露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真面目。

后來，遠在異國他鄉的馮玉祥收到了邀請，將要回到故土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雖然當時的馮將軍已年過花甲，但也是躊躇滿志。

可是，盡管沖破了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派遣的各路特務設下的重重險阻，馮將軍最終還是沒能在有生之年回歸故土。

“勝利號”輪船上的一場電影意外引發了火災，而火災奪去了馮將軍父女的生命。

國難之際，市井小丑亦能為國效力

1946年的愚人節，上海的報紙刊登了兩則假新聞，新聞的主人公一個是名垂青史的將軍，至今聲名遠揚，另一個如今卻是鮮有人知，他就是姜公美。

姜公美出生于1913年的江蘇徐州，雖然沒讀過什么書，但是卻有自己的一技之長——刻字，憑借這門手藝，他早早地就只身來到上海闖蕩，以刻字為生。

那時的上海無疑是全國最繁華的城市，也是三教九流的聚集地，以刻字為生的姜公美更是結識了不少各路人物，其中就有一位是他的貴人——國民黨特務處駐上海負責人方驥。

當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長期處于地下情報工作的人士必然需要各種假身份，因此經常需要制造假印章，這也讓國民黨特務注意到了這個人才。

受到賞識的姜公美懂得把握機會，迅速掌握了一名優秀的特工需要具備的各種技能和素質，由一個小攤販一躍成為了國民黨的中尉。

憑借自身八面玲瓏的性格，他迅速在腥風血雨的上海站穩了腳跟。

后來，雖然不幸被日軍擒獲，但憑借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不僅成功脫身，還成為了雙面間諜。

姜公美一面搜集情報為國民黨的抗日事業出力，一面又為了私利，不惜出賣和陷害抗日同胞，可以說他雖然為抗日大業做過微末貢獻，但仍是功不抵過。

后來，昔日的伯樂方驥不幸被汪偽特務組織逮捕，因公殉國，姜公美順利接過了方驥的職務，成為了新一任重慶駐上海情報組負責人。

隨后又因為獲取了日軍重要情報而受到嘉獎，得到了前往重慶參加特工培訓的機會，并在此期間結識了他的另一位貴人——重慶憲兵總司令張鎮。

在張鎮的幫助下，姜公美的人脈關系網進一步擴大，接觸到的靠山層次也越發的高，為日后他的斂財之路奠定了基礎。

姜公美本就是一個市井的小人物，如果不是因為時勢所趨，他刻字的手藝或許只能維持溫飽，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他的這門手藝成了他改變命運的鑰匙。

國家蛀蟲必不能容

1945年9月日寇正式宣布投降，長達8年的抗戰終于宣告勝利了，人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當中。

當時國民黨的統治者們在短暫的喜悅過后，立刻開始了新一輪的謀劃。

此時，上海日軍投降事宜的任務落在了姜公美的頭上，他被任命為上海憲兵隊長，火速前往上海，自此“封條大隊長”粉墨登場了。

在當時的上海，憲兵隊的封條幾乎隨處可見，而姜公美這位“封條大隊長”自然也是紅極一時，人人奉承。

兩個月的時間里，姜公美把手伸向了上海的各個機關單位，封條接二連三地貼，他自己也是賺得盆滿缽滿。

然而，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旦夕禍福。

在瘋狂斂財的同時，曾經八面玲瓏的姜大隊長逐漸忘乎所以，得罪了不少達官顯貴，一時之間不僅僅是民怨四起，暗處的權貴也在默默關注著他的一舉一動。

10月12日姜公美被捕，民眾對姜公美積怨已久，此時彈劾他的同僚、民間百姓的舉報信如雪花一般砸下來，姜公美一時之間淪為了過街老鼠。

然而，姜公美所在的憲兵隊屬于獨立機構，不受其他機構直接管轄，于是他的貴人張鎮便親自下令要人，試圖幫助自己的屬下擺脫困境。

可是，負責此案的官員卻直接將此案遞到了蔣委員長的案頭，隨后蔣介石親自下令重審案件，本來已經逍遙法外回到重慶避風頭的姜公美再次鋃鐺入獄。

這一次，面對被羅列出的包括縱兵殃民、侵占公物等七宗大罪，姜公美又能否逃出生天呢？

就在蔣介石下令重審案件后的兩個月，官方始終沒有給出一個定論。

可是，1946年4月1日這天《申報》突然報道了震驚世人的獨家新聞“蔣公美今日槍決”。

在經歷了姜公美案兩度被判無罪后，民眾面對這一假新聞歡欣鼓舞，可最后卻發現只是一則愚人節的鬧劇，實在是大失所望。

在當時，很多認識姜公美的人都認為他只是一只替罪羊，這些所謂的罪行，究竟是真的，還是替人背鍋，實在是不得而知。

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接受上海的過程當中，姜公美必然是有斂財的行為。

而這也表現出了國民黨當時內部腐朽不堪。

愚人節當天的獨家新聞，未嘗不是試探民眾的看法，若是民眾已然淡忘了此事，或許姜公美真的能夠被輕輕放過也未可知。

最終，姜公美還是在幾個月后的10月16日被處以槍決，幾個月前的玩笑鬧劇最終成為了現實。

之所以會有人說真實的歷史遠比虛構的小說更加有趣，可能正是因為這些歷史都是真實發生的，每一個看似巧合的情節都是各種時代因素影響下，自然而然產生的化學反應。

1946年的愚人節，兩個看似只是以時事博人眼球，換取報紙銷量的假新聞，人們在得知真相時或許有憤怒、有無奈、有各種失望的情緒，卻無可奈何。

而當假新聞里的將軍真的遠赴美國考察水利，貪官真的被正法槍決，民眾除了一片唏噓外，恐怕還會感嘆一句上天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