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也許為我們理解現代社會政府行為的極限邊界提供了十分難得的觀察窗口。那么，特朗普新政目前的諸多舉措超過了一個現代社會的政府應有的職責范圍了嗎？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鄭志剛，文章來源于 《FT中文》2025年4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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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無疑是一個倍受爭議的人。尤其在“對等關稅”和“俄烏戰爭”問題上，他的一些觀點和立場迎來美國本土和世界各國很多人的一片罵聲。就連我一向尊重的陳志武教授也在一篇題為“全球自貿體系崩潰全球化謝幕，區域性聯盟將成主流”的文章中批評特朗普的關稅大戰，認為是對主流經濟學關于國際貿易理論的顛覆，盡管趙曉老師批評陳志武教授和許多華語世界的“大咖們”一樣，仍在刻舟求劍，未跳出“黑板經濟學”的思維范式。

如果換一種角度，特朗普新政也許為我們理解現代社會政府行為的極限邊界提供了十分難得的觀察窗口。在我看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是，特朗普新政目前的諸多舉措超過了一個現代社會的政府應有的職責范圍了嗎？或者說，特朗普新政究竟是在一個現代社會政府正常的邊界范圍內，還是嚴重逾據跨界呢？

特朗普越過政府邊界，又收縮政府邊界

雖然波及面很廣，但在迄今為止不到100天的特朗普新政相關舉措集中在以下幾個重點領域。其一是俄烏戰爭軍事援助涉及的國防支出問題。其二是對等關稅涉及的稅收問題。我們知道，國防是現代經濟學視角下典型的“公共品”，存在無法阻止別人享用的“非排他性”和即使多供一人享用也不會顯著增加提供成本的“非競爭性”等特征。對于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品提供自然存在你希望由我來提供，你來免費搭車，而我希望由你來提供，我來免費搭車的問題。期待免費搭對方提供便車的心態最終使得沒有人愿意提供公共品。為了解決現代社會必須的國防、外交和規則制定等公共品提供的困境，現代社會有必要通過向每一位公民征稅，籌集資金，集中提供公共品。這一重要的角色就歷史性地落在了政府的身上。因而政府天然和重要的職責和使命是通過向公民征稅提供公共品，這成為政府在現代社會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稅收也因此有了一個標準的經濟學定義，這就是“公共品的價格”。

從目前特朗普新政的上述舉措看，盡管存在諸多爭議，但至少在上述兩項事項上大致在現代社會政府行為圍繞公共品提供的職責范圍內。當然，稅收制定自然離不開議會所反映民意的支持。現代議會就是為了限制政府征稅權濫用而出現的。特朗普政府的聰明之處在于一方面對于涉及美國納稅人的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未來主張消減，另一方面，目前稅收結構的調整主要集中在外國商品的進口關稅。其目的是改善和優化目前政府支出過度依賴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的稅收結構，回復到美國早期主要依靠對外國進口商品征收的關稅的稅收結構，以此實現美國優先，進而使美國再次偉大。

這一策略的選擇使得美國民眾在關稅問題上的立場分歧很大，支持者有之，反對者更有之。而圍繞上述兩項舉措的爭議更是層出不窮。這里的爭議指的是，在援烏問題上，一些習慣美國去當出頭鳥和冤大頭的人自然會質疑特朗普力圖改變俄烏戰爭與美國八桿子打不著，結果美國又出錢又出力，歐洲卻躲在后面搭便車的現狀，保持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在對等關稅問題上，不認同中國目前對美國商品征收的平均關稅約為67%的人自然會對美國對中國加征34%關稅后美國對華關稅水平將達到54%，加上既有稅項，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已達65%至66%，從而雙方關稅“對等”的人自然會批評特朗普驟然發動加速一些貿易伙伴與美國解決脫鉤的“關稅大戰”。

其三是政府自身的機構改革問題。在這一領域特朗普新政舉措爭議相對較少，但不是沒有爭議。其實，作為和企業類似的組織，每隔一段時間，政府就會出現赤字居高不下，機構冗員眾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病癥”，此時的政府會像企業一樣“生病”。只不過我們把企業得到病稱為“大企業病”，而政府得的病則可以稱為“大政府病”。其發病機理具有一定的類似性，那就是組織運行過程中利益平衡面面俱到出現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參見鄭志剛，“理解DOGE主導的美國政府改革”，FT中文網，2025年3月）。

除了上述三個領域，在我看來，現在爭議最大的領域是特朗普新政是否對大學的學術自由構成挑戰。特朗普政府4月14日宣布決定暫停向該大學提供22億美元的撥款和6000萬美元的合同。國土安全部長諾姆（Kristi Noem）則于16日宣布，終止對哈佛大學提供兩項總額超過270萬美元的國土安全部補助金。

這一事件的緣起是2023年10月，巴勒斯坦哈瑪斯武裝分子對以色列發動致命攻擊。美國盟友以色列為此對加薩發動毀滅性軍事攻擊，引發美國各大院校發動校園示威，抗議以軍的攻擊行動。盡管有人指出特朗普錯誤地將一些抗議者對巴勒斯坦權利的倡議以及對以色列在加薩行動的批評與支持極端主義混為一談，但特朗普依然將這些抗議行為視為對其批評反猶太主義以及同情哈瑪斯的外交政策威脅。而反猶太主義以及同情哈瑪斯之所以在美國主要大學盛行，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和社會輿論基礎是一段時期在美國社會盛行的DEI（多元平等和包容）鼓吹和倡導的對包括巴勒斯坦少數族裔在內的多元平等和包容。

而由于特朗普本人和他主要閣員對DEI帶來的形式主義和政治正確的深惡痛絕（參見鄭志剛，“美國的企業改革”，FT中文網，2024年12月），特朗普和以哈佛為代表的美國大學圍繞DEI相關政策上正在變得針鋒相對唇槍舌劍。哈佛大學逐步演變為美國社會左右抗衡、黨派相爭的主戰場。來自共和黨陣營的特朗普宣稱，“哈佛就是一個笑話，教授仇恨和愚蠢”，就該失去政府研究合約。特朗普政府以審查、撤回、暫停聯邦資金的方式希望迫使美國大學在DEI政策上選擇與美國政府一致的立場。據不完全統計，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布朗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等在內的知名美國大學超過100億美元的聯邦資金被撤回、暫停或正在接受審查。

與此同時，美國大學及其校友們以不同方式對特朗普政府的上述做法提出抗議。例如，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哈佛大學教職員工分會于4月10日在波士頓聯邦法院向特朗普政府提起訴訟；哈佛大學的很多校友們也向該校領導層致信，呼吁其“合法質疑并拒絕遵守威脅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非法要求”；而來自民主黨陣營的前總統奧巴馬作為哈佛法學院校友，發表聲明大贊母校，稱哈佛此舉堪為“高等院校榜樣”，指學校應拒絕對學術自由不合法的干預，所有學生都能在鼓勵求知、接受不同意見，且相互尊重的環境中獲益。

對于特朗普政府相關舉措是否對大學的學術自由構成挑戰的問題，作為中國大學的教授，我不想也無權在這一問題上評論太多。我這里只想提醒讀者的是，大學也許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圣潔無暇，既有捐贈下的不公正錄取，又有學術名義下的藏污納垢和包藏禍心。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除了上述領域特朗普新政存在逾據跨界，超過現代社會政府正常邊界之嫌外，特朗普政府尤其在政府改革領域在通過消減預算和關閉政府部門積極消減政府的權利，主動收縮政府的權力邊界。例如，在被特朗普政府第一個關閉的國際開發署（USAID），6200個項目中有約占該署全部項目的82%被取消，僅僅保留其余18%的計劃，交由美國國務院進行更有效的管理。這些計劃“花費了數百億美元，卻沒有為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服務，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造成損害”。

另一個正在裁撤和調整的部門是教育部。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就曾提議關閉教育部的特朗普長期主張將權責下放州與地方，并將學貸移交財政部、民權執法轉至司法部，“持續確保有效且不間斷地提供美國民眾仰賴的服務、計劃與福利”。按照相關媒體報道，教育部裁員1315人，相較于今年初的4133名雇員幾近腰斬。連同近期572人自愿離職與63人解雇，人力損失過半。

而在共和黨推動下通過的預算案的目的之一就是削減政府機構開支，削弱聯邦機構的權力。這意味著特朗普對政府權力的削弱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而且通過立法程序成為至少本屆政府嚴格奉行的法律。

當然，截止目前特朗普新政在總體上停留在現代社會政府的邊界內的觀察并不意味著未來特朗普不會做出其他匪夷所思的逾據跨界的行為。但一些學者對特朗普新政既義正言辭又鏗鏘有力的批評讓我想起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其著作《知識分子》中曾經說過的一段話。他說，“一些知識分子往往自詡道德高地，卻為現實世界帶來深重災難”；“他們不懂政治，卻最愛談政治；不懂社會，卻熱衷于解構與重構。他們推行平等主義教育，卻使教育質量一落千丈；他們嘗試推動司法改革，卻讓社會治安崩潰。更加可怕的是，在災難發生后，他們從不承擔責任，反而狡猾地將過錯歸咎于制度或他人”。

文章來源于《FT中文》2025年4月23日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