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去中心化的權力結構不僅未在敘全國一片混亂的局面下削弱敘東北部地區的穩定，反而加強了當地各民族的團結協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某一民族或宗教派別作為統治集團壓迫其他族群的情況出現。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濤，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助理劉新越，本文來源于《世界知識》。

本文大約3700字，讀完約9分鐘。

3月1日，被土耳其認定為“恐怖組織”的庫爾德工人黨（庫工黨）宣布停火，并表示響應其被關押在伊姆拉勒島監獄的領導人阿卜杜拉·厄賈蘭的呼吁，將放下武器并解散，但同時強調這一進程必須由厄賈蘭本人領導。此前的2月27日，土議會第三大黨、親庫爾德人的“人民平等與民主黨”（DEM）舉行新聞發布會，宣讀了厄賈蘭的親筆信。厄賈蘭表示庫工黨“已完成歷史使命，應召開大會并宣布自行解散”，并呼吁所有武裝團體放下武器。

此次庫工黨宣布停火看似突然，實則醞釀已久。早在2024年10月，土執政聯盟的民族主義行動黨（MHP）領導人巴赫切利就已公開與厄賈蘭對話，隨后MHP與DEM在議會展開高頻互動，引人注目。此番庫工黨宣布停火，能否使其與土政府走向真正的和解？

2025年2月27日，土耳其“人民平等與民主黨”舉行新聞發布會，宣讀被關押的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厄賈蘭的個人聲明。

埃爾多安的政治演算

此次和解進程看似由巴赫切利牽頭，但這背后離不開土總統埃爾多安的首肯。土政府曾于2013～2015年成功與庫工黨實現停火，雙方共同開啟了“和平進程”。這一成就曾讓埃爾多安在國際社會廣受贊譽，一度讓人們看到庫爾德問題被徹底解決的希望。但在2015年親庫爾德政黨在土議會中崛起、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正發黨）一度失去議會多數派地位、敘利亞內戰愈演愈烈、土東南部出現恐怖主義威脅等復雜背景下，停火協議最終破裂。迄今，庫工黨與土政府間的武裝沖突已延宕40余年，造成數萬人喪生。

埃爾多安此番推動和解，主要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在經濟領域面臨的爭議迫使埃爾多安尋求更穩固的執政遺產。埃爾多安被認為在土政治史上開創了“埃爾多安時代”。然而，在經濟方面，其表現仍有很大爭議。若說“埃爾多安時代”的前十年（2003～2013年）是土經濟騰飛、中產階級崛起的十年；那隨后十年（2014～2024年）的關鍵詞則是通貨膨脹高企、貨幣貶值與經濟下行。近十年土通脹率年均超60%、里拉貶值400%。埃爾多安亟須在任期結束前留下一個“時代性成就”。

其次，面對反對黨的強勢回歸，埃爾多安必須擴大執政聯盟的選民基礎，為2028年的大選做準備。2016年土發生未遂軍事政變后，作為DEM前身的人民民主黨遭到埃爾多安政府的打壓排擠，不僅隸屬于該黨的數十名市長被罷免，該黨也隨時面臨被封禁的危險，因此被迫更名求存。但如今該黨竟成為埃爾多安政府潛在的合作對象，這凸顯出執政聯盟空前的選舉焦慮。

值得注意的是，土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與DEM長期保持著非正式的“選舉默契”。雖然雙方始終未建立正式聯盟，但每逢總統、議會及地方選舉周期，DEM支持者便會在本黨候選人勝選無望的選區啟動戰術性配票機制——系統性地將選票導向共和人民黨候選人。此舉在2024年的地方選舉中，直接助推共和人民黨達成近40年來最顯著“版圖擴張”，共和人民黨還在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布爾、伊茲密爾等重要城市的市長選舉中擊敗執政黨，使后者遭遇執掌土20余年來的“最慘失利”。因此，長期遭受政府高壓政策的親庫爾德政治力量，反而成為埃爾多安破局的關鍵變量。

與此同時，在近期來自共和人民黨的伊斯坦布爾市長伊馬姆奧盧被捕、政府開始大規模打壓反對派勢力的背景下，DEM仍保持了與執政聯盟的密切交往。3月23日，土內政部聲明稱，伊馬姆奧盧因涉嫌非法記錄個人信息、受賄、干預公共招標和組建犯罪組織，已被暫時停職并羈押候審。3月27日，DEM公布的慶祝開齋節黨務日程顯示，該黨將先后拜訪MHP、正發黨，這也是十年來DEM（及其前身）首次與正發黨共同舉行節慶活動。目前庫爾德政治勢力在伊馬姆奧盧被捕后表態并不積極，庫爾德人也并未較大規模參與相關游行示威。因此有輿論猜測，執政聯盟可能已和DEM達成某種政治默契。

近十年來，正發黨注重民族主義遠多于伊斯蘭主義，埃爾多安在庫爾德問題上也立場強硬。然而，如今外界普遍認為埃爾多安恐怕歸根到底是一位政治現實主義者，即便是土政治中最為敏感的庫爾德問題，對他而言也是可以利用的政治籌碼。此外，為了“左右通吃”、不丟失土民族主義選民，同厄賈蘭達成政治和解的提議必須由極右翼的MHP提出，只有這樣埃爾多安的政治陣營才可能重回2015年前的局面。

和平進程的潛在風險

然而，此次和解進程的推進仍面臨兩大難題。首先是庫工黨內部是否會有激進成員繼續堅持武裝斗爭路線，甚至組建更為激進的派別破壞停火。對庫工黨而言，厄賈蘭呼吁停火尚可接受，但要求他們解散則近乎于“無條件投降”。事實上，2024年10月，就在巴赫切利公開自己正與厄賈蘭談判的消息后不久，土航空航天工業公司位于安卡拉的一家工廠就遭到了襲擊，隨后也有庫工黨高層宣布對此次襲擊負責。這說明，庫工黨內部對是否停火確有爭議。

此外，就算庫工黨能努力維持停火，也仍可能被“殃及池魚”。庫工黨激進派成員脫離組織，成立更激進的武裝組織其實有先例可循。2004年出現的“庫爾德斯坦自由之鷹”（TAK）正是因反對“投降主義”自庫工黨分裂而來。此前土政府對庫工黨動武時，往往將TAK和敘庫爾德武裝視為庫工黨的一部分，土政府未來會否因這些激進武裝并未解散而宣稱停火無效，仍是未知數。雖然TAK、敘庫武裝與庫工黨在意識形態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很多觀察家也懷疑庫工黨在背后操縱前者的活動，但在組織層面，其與這些武裝并無上下級關系。憑借如今庫工黨的武裝實力，恐怕很難左右其他派別的行動。土政府能否“體諒”這一事實，或將決定此次停火能否長期維續。

其次是庫工黨在伊拉克北部辛賈爾山區仍盤踞著約數千人武裝，無論如何遣散這些人，都會帶來一定安全隱患。該問題恐需土與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庫爾德斯坦自治區地方政府三方合作才可能解決。在厄賈蘭親筆信被宣讀當日，伊拉克庫爾德斯坦自治區主席府與伊拉克政府都表達了歡迎態度。但就在庫工黨宣布停火后，土政府仍單方面對伊拉克北部發起軍事行動，這為和平進程籠罩上了一層陰云。因此，即便庫工黨武裝最終能夠解散，土政府會否有耐心與另外兩方合作處理后續問題，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目前，人們對和平進程前景或許只能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對埃爾多安政府和庫工黨而言，當前的和平進程仍如同走鋼絲一般微妙：前者需在土民族主義者基本盤與庫爾德選民間保持平衡，后者則面臨“解除武裝即失去籌碼”的困境。即便雙方都能展現政治勇氣，積怨四十載的民族矛盾、盤根錯節的地緣利益，仍可能讓和平曙光轉瞬即逝。

庫爾德民族主義退潮引發的思考

庫工黨再次宣布停火，意味著多年來日趨衰退的庫爾德民族主義進一步陷入低潮，但這并非意味著庫爾德人爭取政治權利的努力宣告失敗。對土庫爾德人而言，目前最大問題在于政府仍未明確表態未來是否會更加尊重庫爾德人的政治與文化權益。但至少DEM在土政壇的地位得到了鞏固，這為庫爾德選民通過合法政治程序爭取自身權益提供了基本平臺。

上世紀80～90年代，厄賈蘭堅持通過武裝斗爭實現庫爾德人的獨立建國，但其最終不但沒有成功，還造成數萬民眾喪生，進一步加劇了土東南部庫爾德人居住區的經濟落后。此后，厄賈蘭提出更為現實的自治訴求，并要求庫工黨放棄使用無差別襲擊平民的恐怖主義手段。雖然庫工黨恐怕并沒有全面貫徹其自我宣稱的“非恐怖主義”原則，但進入本世紀以來，庫爾德問題相關暴力活動烈度確已顯著降低。1999年被捕入獄后，厄賈蘭反思自身，提出了“民主邦聯主義”政治理念，該理念呼吁權力下放，謀求實現村社自治式的“（半）直接民主”，讓地方民眾的政治訴求可更及時地得到響應，不必事事等待中央政府官僚的治理。“民主邦聯主義”不再重復狹隘激進的民族主義口號，試圖避免庫爾德民族主義被庫爾德社會中的權貴部落、地主、家族所裹挾，相比單純的“對抗式民族主義”，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進步。

考慮到庫爾德人分布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與伊朗，任何一國的庫爾德人若想獨立建國，都可能遭遇“聯合絞殺”，而在和平環境中為普通庫爾德人謀求現實權益則更有利于民生，“民主邦聯主義”提供了某種超越民族主義的可能。在過去十余年敘內戰的一片亂局中，敘東北部地區出現了踐行“民主邦聯主義”、保持地方相對穩定的所謂“羅賈瓦”自治政權。“羅賈瓦”并不謀求庫爾德人獨立建國，其通過將權力高度下放，在地方維持了“直接民主”參與度極高的村社自治。這種去中心化的權力結構不僅未在敘全國一片混亂的局面下削弱敘東北部地區的穩定，反而加強了當地各民族的團結協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某一民族或宗教派別作為統治集團壓迫其他族群的情況出現。在敘東北部相對穩定的大環境下，敘庫武裝和阿拉伯人、亞述人等當地民族團結奮戰，甚至能部分借助外部勢力支持，基本成功消滅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民主邦聯主義”潛在的現實可操作性，同時也提示，激進的民族主義政治并不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終極方案。

本文來源于《世界知識》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