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子南】

2025年5月6日，德國聯邦議院上演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博弈：弗里德里希·默茨在總理選舉首輪投票中僅獲310票，成為德國歷史上首位未能在首輪選舉投票中當選的候任總理。但短短數小時后，他在第二輪投票中以325票驚險過關，這場戲劇性轉折不僅暴露了德國政治生態的深層裂痕，更預示著新政府的執政之路將荊棘密布。

默茨在首輪投票的失利源于其突然放棄“債務剎車”政策引發黨內右翼的強烈反對；而部分社民黨議員倒戈，疊加個人支持率不足且缺乏執政經驗，最終導致其在首輪投票中陷入到尷尬窘境。次輪的逆轉則得益于危機倒逼下的權宜妥協，默茨團隊迅速與聯盟內的反對派達成利益交換，同時借助局勢動蕩引發的政治焦慮迫使搖擺議員在“政府癱瘓風險”與“非理想人選”間選擇后者。

在當地時間5月6日德國聯邦議會首輪選舉投票中，18名議員跑票，默茨意外未能當選總理 路透社

這場選舉風暴撕開了德國政壇的脆弱面紗，對于勉強過關的默茨而言，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他必須帶領連續兩年負增長的德國經濟走出泥潭，在執行嚴苛難民政策的情形下重建社會共識，同時抵御極右翼勢力對傳統政治秩序的沖擊，而首輪投票所暴露出的信任危機，更可能成為其推動改革議程的隱形枷鎖。

一、第一輪投票失利原因分析

默茨在首輪投票遭遇潰敗，既是其個人領導力危機與政策急轉引發的信任崩塌，更是德國政治生態在極端政黨崛起、傳統聯盟共識瓦解下的必然結果。

首先，政策主張的劇烈轉向撕裂了黨內共識。默茨在選后組閣談判中展現的財政政策轉向，成為其首輪失利的關鍵導火索。作為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長期標榜的財政紀律象征，“債務剎車”原則原本是其吸引中右翼選民的核心招牌。

然而，為換取社民黨對總理提名的支持，默茨突然同意撥款5000億歐元推動綠色轉型基建，并以“國家安全緊急狀態”為由允許無限借貸，相當于實質上廢除了財政約束機制。這種180度政策轉彎不僅違背其競選承諾，更直接觸動了黨內右翼的敏感神經，認為其是對保守主義價值觀的背叛，從而導致首輪投票中有聯盟黨議員跑票。

其次，脆弱的執政聯盟的結構性矛盾全面爆發。聯盟黨與社民黨這場“政治聯姻”的先天缺陷在首輪投票中暴露無遺。兩黨在競選綱領上存在根本性對立：聯盟黨主張減稅、收緊移民政策，而社民黨堅持提高社會福利、推動氣候正義轉型，雙方僅在阻止極右翼上臺的最低共識下勉強結盟。

這種為權力而妥協的聯合執政協議在實操層面遭遇雙重反噬：一方面，聯盟黨基層對向社民黨讓渡教育、醫療等政策主導權深感不滿；另一方面，社民黨左翼議員認為協議過度傾向資本利益，因此在匿名投票下雙方均有議員跑票。

再次，個人領導力危機加劇政治信任赤字。默茨自身的政治資本薄弱，作為從未擔任過內閣部長的政治技術官僚，其在本次大選中為聯盟黨斬獲的28.5%得票率已是該黨自二戰以來取得的第二差成績，遠低于默克爾時代平均38%的基本盤得票率。

民調顯示，僅39%的選民認為默茨具備“危機領導力”，而在黨內高層中對其戰略判斷力的不信任指數高達47%。這種雙重信任危機在議會投票的現場得到了具象化體現。此外，默茨在競選期間被媒體曝出“精英主義”言行——包括嘲諷德國東部地區基建狀況落后、拒絕與工會代表對話，導致其在工人階級中的支持率較低。當個人魅力無法彌合政策分歧時，投票潰敗就成為必然。

最后，德國議會中左翼黨與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強勢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默茨的首輪選舉失利造成了間接影響。

默茨于第一輪投票未能當選后，德國選擇黨領導人愛麗絲·魏德爾公開批評默茨“無法勝任”領導德國 視頻截圖

二、第二輪投票通過原因分析

默茨的次輪得票逆轉既得益于德國憲政程序的制度韌性——第三階段的相對多數機制為其鋪設兜底通道，更源于危機倒逼下的權謀妥協。

首先，從選舉法規和流程來看，默茨不獲得通過的概率本就極低。根據德國《基本法》，聯邦議院選舉總理的程序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總統提名總理候選人，需獲得絕對多數票（316票）才能當選。默茨雖在該階段失利，但后續還有兩個為他提供的機會。

第二階段，議會可在14天內進行多次投票以絕對多數選出總理。考慮到聯盟黨和社民黨擁有足夠的議員席位及影響力，通過協商協調來爭取支持的難度并不算大。若默茨再次失利，考慮到聯盟暫無合適替代人選，第三階段的“相對多數即可當選”實為替默茨準備的兜底機制。

其次，默茨在一定程度上獲得聯邦議院其他黨團的默許與支持。第一輪投票失敗后，聯邦議院可在14天內進行第二輪投票。但是聯盟黨、社民黨、綠黨和左翼黨的議會黨團經過協商，均同意對議事規則進行例外處理，決定在當天進行第二次投票，為第二輪選舉的順利舉行創造了條件。

鑒于無法盡快選出總理，德國政治局勢將陷入不穩定，因此在第二輪投票中并非只有聯合執政的兩黨議員支持默茨。其他黨派的一些議員也基于對德國政局穩定的考慮投了默茨的支持票，這也幫助其獲得了足夠的票數以成功當選總理。

再次，危機倒逼下的“恐懼共識”催化理性回歸。當首輪投票后德國政局陷入“權力真空”的恐慌中，市場與社會的連鎖反應反而成為默茨逆轉的核心推手。首輪結果公布當日，法蘭克福DAX指數開盤后一度下跌1.8%，最終收盤下跌0.4%。德國多個政黨領袖和議員發出呼吁：德國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為國家帶來政治和經濟穩定的政府。

同時，選擇黨試圖利用執政聯盟的困境擴大自身影響力，公開發表煽動性言論指責執政聯盟無能。特別是最新民調顯示，選擇黨首次超越基民盟/基社盟創下新高。這種威脅促使中間派議員在“有缺陷的默茨”與“極右翼顛覆風險”之間選擇了前者。

三、該事件造成的影響

默茨的艱難當選對德國政治生態和民主穩定性構成了長期挑戰。它揭示了多黨協商機制的脆弱性，考驗了德國民主制度的適應性和聯邦主義體制的協調能力。

一方面，執政聯盟內部的信任危機加劇，施政效率面臨結構性制約。默茨的艱難當選過程暴露了執政聯盟的脆弱性，這種“勉強縫合”的權力結構將深刻影響未來政策的推進。首輪投票中執政聯盟議員跑票揭示了聯合政府內部的意識形態鴻溝——聯盟黨主張的財政緊縮、移民限制與社民黨堅持的社會福利擴張、氣候激進主義形成根本對立。

這讓默茨與自民黨、綠黨等達成的共識更像是為短期利益交換而做的權宜之計，將導致政策工具箱過度龐雜：既要滿足社民黨左翼的碳稅改革訴求，又需兌現對基社盟的巴伐利亞基建優先承諾，還要平衡綠黨的環保議程與工業集團能源需求。默茨需要在制定政策時兼顧各方利益訴求，否則可能引發聯盟內部或各方的不滿與抵制，這無疑會增加政策制定的復雜性，使決策過程變得繁瑣和漫長，從而影響施政效率。

另一方面，默茨的當選過程引發了對德國民主制度適應性的深刻反思。德國的議會民主制度依賴于多黨協商與合作，而默茨的當選經歷表明，這一機制在面對復雜政治環境時可能出現效率問題，難以快速應對復雜局勢。未來若無改進，出現政治僵局的風險將上升，給德國民主制度帶來嚴峻挑戰。

同時，該事件也對德國聯邦主義體制提出挑戰。德國的政治結構強調聯邦與州之間的權力平衡，各州政治力量的影響力和立場差異對選舉結果有重要影響。巴伐利亞州的基社盟（CSU）與默茨所在的基民盟（CDU）在政策優先級上的分歧，以及巴伐利亞州長索德爾等多名政要缺席默茨的宣誓就職儀式，均顯示出聯邦制下政策協調的復雜性。未來的政策制定需在聯邦與州層面進行更復雜的博弈，可能導致政策執行的不一致性。

此外，默茨的艱難當選對德國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造成潛在沖擊。選舉過程中的反復博弈和黨內矛盾公開化，使得選民對執政聯盟的團結性和執政能力產生質疑。選民期望穩定、高效的政府，但執政聯盟的內部分歧和艱難協調，暴露出其在團結和執政上的短板。這動搖了部分選民對政府的信任，降低其公信力。

選擇黨的民調支持率在短時間內顯著上升，反映出部分選民對傳統政黨的不滿和失望情緒在滋生蔓延。若傳統政黨不能及時調整并有效回應選民關切，這種不滿情緒可能進一步加劇，導致選民流向極右翼等非傳統政黨。這將改變德國的政治版圖，使政治格局更加碎片化，進一步沖擊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給德國政治的長期穩定發展帶來深遠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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