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時代開啟的各種激烈舉措推動我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進步？精英有哪些盲點？美國不斷暴露出的經濟與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各方開出的藥方，也為我們提供非常重要的鏡像，以分析中國經濟可能存在的問題。

作者 |吳晨

圖源 |圖蟲創意

4月2日，特朗普宣布對全球加征關稅。全球化自由貿易舊秩序終結，美股暴跌、美元下挫，經濟前景烏云密布。這讓我們意識到世界正在進入一個“相對論”的世界——相對于外部日益極化的各種亂象，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反而顯得更加珍貴；“特朗普2.0”時代開啟的各種激烈舉措推動我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進步？精英有哪些盲點？美國不斷暴露出的經濟與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各方開出的藥方，也為我們提供非常重要的鏡像，以分析中國經濟可能存在的問題。當前這個“相對論”的世界讓我們更迫切地需要校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試舉幾個例子來理解什么是“相對論”的世界：相對于混亂的世界，中國保持了秩序和穩定；相對于過去幾年對安全的追求，發展再次成為引擎。這種變化在“特朗普2.0”旋風吹過的美國映襯之下特別明顯。從2月末起的各種訪問中，能明顯感到美國彌漫著一種信任的缺乏：精英對“特朗普2.0”團隊缺乏信任；民眾對精英和專家缺乏信任；普羅大眾對傳統媒體缺乏信任。這帶來一系列問題。

資本市場也是如此。美股的泡沫被兩支箭刺破，一是特朗普毫無章法的關稅戰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二是仍在持續發酵的DeepSeek影響。相比之下，中國高科技公司被低估的現實正在被挖掘出來。

今年是《國務院關于印發 <中國制造2025> 的通知》十周年。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新審視中國產業政策驅動高科技發展的效果，尤其是當下AI驅動的產業發展模式。中國和美國到底誰能更快將AI推廣應用落地實現成為全球關注的話題。顯然，AI在中國的政府側、消費側和商業硬件側都有快速部署。未來如果能再涌現出一批類似于DeepSeek的創新成果，加上政府對吸引外資、民營經濟、營商環境一再釋放積極信號，市場信心有可能進一步恢復。

美國和歐洲對發展中國家減少援助，馬斯克在美國大砍USAID，歐洲需要提升軍費，這也引發了對外援助的討論。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對外援助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以及從借款到股權投資的合作方式顯得更加務實，也更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當下的需求。

最近，不少美國人一直在追問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不再能建東西、造東西了？一個經常被引用的例子是：2026年即將在京滬之間通車的時速450公里的高鐵將兩地通勤時間縮短到3小時之內；而美國加州舊金山和洛杉磯的高鐵仍然是空中樓閣。中國能夠建設這件事越來越成為中美之間的差距。中國的can-do attitude，也就是能干精神，在混亂的當下特別值得頌揚。在“相對論”的世界，東升西降在所難免。東升西降的內涵和外延還需要進一步解釋。

三年都沒修好的紐約溜冰場

1980年代初，紐約市長科克責成港口管理局修繕中央公園里的一個滑冰場。貌似簡單的工程拖了超過三年才完成，預算超標，最終建成的滑冰場制冰有問題，根本無法使用。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么政府連這么簡單的一件事都沒辦法做成？原因在于對政府的質疑，擔心工程腐敗，擔心政府官員將利益豐厚的項目包給跟自己有著千絲萬縷利益的承包商。為此美國各大城市都通過了類似法案，比如紐約的法案就規定超過5萬美元的市政工程項目必須經過招標，而且需要將一項市政工程分拆成不同環節，管道、電力、暖氣、通風和最終建設等環節都需要單獨招標，每個環節都由出價最便宜的承包商競得。這一系列制度制衡的結果是好心辦壞事，政府根本沒有人手和能力來協調不同環節，市政工程一再延期、超預算也成為常態。

還是以中央公園溜冰場改建工程為例，一個承包商負責將滑冰場地基下面的舊管道拆除，換上一套全新的技術復雜的管道。但港口管理局不同環節招標流程銜接出現問題，另一個負責鋪設水泥的承包商直到一年后才開始工作，這時候新鋪的管道已經暴露在外一年，風吹雨淋、下雨被淹，留下巨大隱患。此外，鋪設水泥的承包商因為計算失誤，水泥準備的量不夠，為了趕工期竟然選擇稀釋水泥，且沒有按照規則做壓平處理，最終水泥和管道問題一起導致滑冰場啟用之后制冰狀況連連。

這個問題最終是如何解決的？有一個紐約地產商出頭承諾自己可以用比政府報價低得多的價格在一年之后重修溜冰場。最終，他以政府報價六分之一的成本，六個月完成了項目。答案并不復雜。即使溜冰場這種相對簡單的項目，仍然需要有經驗的總包商協調各個項目的分包商，權衡成本、能力、經驗、此前合作的信任度等多個維度。被規則管死的政府更突顯了私人承包商的成事能力。

那位解決的了問題的紐約地產商人正是特朗普！

美國不再能建設了嗎

四十多年前紐約市的市政小項目是美國建設能力退化的縮影。三本新書《豐裕》（Abundance）、《為什么什么都不行》（Why Nothing Works）和《動彈不得》（Stuck）從不同角度剖析了美國的困境。

《豐裕》提供了經濟分析的視角，從供給側和需求側的角度來檢討美國的問題。美國偏愛“需求側改革”，對市場盲目信任，認為只要有需求就一定能創造供給。從應對新冠危機中不難看出需求側改革的問題：一方面老百姓手中握有大量資金，不去買商品的話就會推高資產價格；另一方面因為疫情造成供給側的瓶頸，也會導致在美國像汽車這樣的商品價格不斷飆升、推高通脹。

《豐裕》提出美國商品經濟繁榮的假象之下其實是在人為制造公共品的稀缺。整體而言，美國工薪階層面臨四座大山：首先是住房，房價激增但新房建設的供給跟不上，因為各種鄰避（NIMBY,not in my backyard，意思是“就是別在我的后院”）現象制約了房地產開發，其結果是貧富差距和代際差距（年紀大的有房者和年輕的無房者之間）日益拉大。其次是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乏善可陳，高速公路、橋梁、鐵路、地鐵等基礎設施日益陳舊卻缺乏維護和翻新的資金，高鐵等新型基礎設施難以推動，紐約建造一條新地鐵線路創造全球費時最長、單位成本最高的紀錄。第三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費用增長，過去四十年美國高等教育學費增長遠高于GDP的增長速度，讓許多大學生畢業之后就背上沉重的學費債務負擔。最后是醫療，美國在發達國家中人均醫療成本最高，但人均壽命卻不升反降。

在消費品極度豐裕的表象之下，掩蓋著美國經濟深層次的結構性危機。《豐裕》給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五十年前，一名大學畢業生工作幾年就能買房，但負擔不起一臺電視機，高科技消費品非常昂貴。現在，買一臺平板電視幾乎是白菜價，讓許多人都有一種過上中產階層生活的虛幻感覺，但想要買房卻千難萬難。這是因為美國在過去五十年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從制造大國變成了消費大國。消費成為拉動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引擎，但過猶不及。

回看整個4月特朗普在關稅問題的表現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應，不難發現美國之所以能夠讓消費商品變得如此廉價，與全球化和中國制造乃至將供應鏈拓展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分不開。美國希望通過關稅與廣義的中國制造脫鉤殊為不智。但美國面臨的更大危機其實不是制造業空洞化，而是在本土提供公共品變得越來越難，政府越來越不能成事。

政府為什么不能成事？《為什么什么都不行》從進步（Progressive）思潮變化的維度思考美國為什么會陷入政治改革和基礎設施投資處處掣肘（gridlock）的境遇。我們經常用gridlock來形容美國政治為了限制做壞事而過度制衡的制度設計，雖然沒辦法做壞事但也無法真正做成事情，這個現象在美國政治和政治之外等提供基礎設施公共品上同樣如此。

追求進步者通常認同以下的論斷：女性有生育自由（包括墮胎的自由），全球應該積極應對氣候變暖。但這兩個論斷涵蓋了進步主義者的兩層有時會相互沖突的思路。這與美國建國者所提倡的兩套思路類似。一套以漢密爾頓為代表，他認為美國作為松散的聯盟力量不夠強大，他健全了美國的金融體系，推出統一的貨幣、構建中央銀行，整體想法就是自上而下建立更為強大的聯邦政府，幫助美國迅速成長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另一套則以杰斐遜為代表，他認為恰恰是強大的英王政府給了各個北美殖民地以巨大的壓迫，既然獨立戰爭勝利，應該賦予獨立的各州更多的權力，不再重蹈強勢中央政府可能帶來新的壓迫的覆轍。杰斐遜的論斷可以對應女性生育自由；而漢密爾頓的想法則支撐了全球氣候變暖需要強大的政府行為。如果進步主義者無法把這兩個論斷統一起來就會出大問題。

美國之所以陷入僵局恰恰是鐘擺在過去幾十年擺向了杰斐遜一邊，進步主義者不斷質疑政府的能力，設計了一系列制度來限制政府的行為，而堅持小政府的保守派更是推波助瀾。這些制度和思潮的結果讓政府無法成事。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紐約市曾經的確可以成事，可以不顧工薪階層的反對修建穿過哈德遜河的隧道。但1970年代后，這種成事的能力就喪失了，并不是說大家不希望建設，但因為涉及的利益相關方太多，雖然都有建設的意愿，但要統一各方的意愿細節卻非常難，每一方都可能作梗。紐約中央火車站作為最重要的樞紐，每天運送客流超過大紐約地區三個飛機場加總，卻持續五十年沒辦法做任何的修繕。對大多數旅客而言，進入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第一眼看到的門面其實是邋遢和破舊的。

《動彈不得》從社會流動性停滯的視角來分析為什么美國社會會變得如此撕裂，也從側面回應了美國建設停滯的原因，因為社會流動大幅降低了。美國從建國伊始就是移民國家，有非常好的社會流動傳統。在三四十年前，每年有五分之一的美國人會搬家，到2021年這一比例已經降到了十二分之一。美國人喜歡搬家，因為美國鼓勵人追逐機會不斷改變，不搬家就意味著人在某個地方動彈不得，因為富人區出現普遍以鄰為壑的鄰避現象，用高房價限制住了階層流動。

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華盛頓富人區一家人家院子里插的小牌子，一個牌子上用多國語言（包括阿拉伯語）寫著“移民，我們歡迎你”，而另一個牌子則非常明確地說“選不！”對什么選不呢？對在社區修建大型公寓樓選不。鄰避現象其實是美國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和社區階層固化的表現，也從某種側面揭示出冠冕堂皇的多元旗號之下階層固化的一元，那些最好的社區基本上就是最貴的社區，普通人很難支付得起。如果溯源這些最好社區的發展歷史，就會發現人們能夠打破種族歧視（比如對黑人、猶太人、其他有色人種的歧視）卻無法打破階層的歧視，在一個時期是為了讓社區更好發展的改革措施，比如區域規劃和建筑規范，給了地方政府和社區以巨大的權力。現在，這種權力就變成了排他的權力，為了保護房價和避免社區改變而對“陌生人”（新移民）避之門外。

在有著眾多工作機會的美國大都市尤其如此，比如灣區，比如波士頓附近。區域規劃讓建設新房變得越來越難，不斷推高這些地區的房價和租金，讓許多人不得不搬離。美國現在一半的租客將超過30%的薪資用于支付房租，有25%的租客房租占薪水比例一半甚至更多。

動彈不得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特別富裕的社區變得越來越封閉、越來越同質化，用高房價和其他手段限制新人進入；另一方面則是窮人也不得不拴在自己生長的社區，因為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而沒有辦法搬走，階層躍遷的機會越來越少。那些從小到大從沒有搬過家的貧困社區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要高得多，因為美國社會正面臨一場社會流動性危機，獲得機遇已成為經濟精英的特權。

重新理解東升西降

美國最大的困境并非特朗普所認為的制造業空心化，也不可能通過特朗普向全球揮舞關稅大棒得到解決。美國的困境在于美國無法提供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東西，尤其是住房、高等教育、交通基礎設施以及醫療等方面。美國的工薪階層頭上壓著好幾座大山，消費品的豐裕掩蓋了公共品的不足。美國也因為社會流動性的大幅下降，讓越來越多年輕人對未來失去了信心。這是美國的困境。

工薪階層對政府“建制派”的不滿推動了特朗普上臺，馬斯克對官僚機構簡單粗暴地砍經費裁員屬于開錯了藥方。讓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真正培養出建設公共品的能力，贏得選民的信任，彌補市場的不足，才是正確的選擇。美國需要降低毫無節制的消費，增強政府重新建設的能力。從這一點來講，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需要啟動屬于自己的“供給側”改革。

如果說美國是在消費的路上走得太遠，忽略了制造，尤其是公共品的制造，中國恰好是美國的鏡像。中國經濟最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是居民消費對GDP的貢獻與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都太低，長期徘徊在40%以下，而美國接近70%。中國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全球也處于后排位置。這兩個數據揭示了中國長期消費不振的原因。

在全球化充滿挑戰、出口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時代，不僅僅是對美出口會面臨高關稅，如果想要把對美出口轉向其他發達市場勢必也會引發這些地區保護主義的連鎖反應。這就更需要我們去思考如何解決長期存在的消費問題。東升西降，在這個意義上其實很簡單，需要東升的是國內消費增加，從分配做起，讓老百姓有更多錢消費，西降則是對外出口的下降。

新加坡印度裔外交家馬凱碩對東升西降的定義很有啟發。他認為東升西降并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一方面是更多新興國家和地區加入富人俱樂部，比如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而中國經濟在21世紀初的快速成長更是全球經濟史上現象級別的；另一方面則是亞洲的做事方式和影響力與日俱增。馬凱碩認為，這種亞洲管理和做事的思想應當加入到西方主流思想之中，將它變得更豐富，而不是取而代之或者一爭高下，兼收并蓄很重要。中國擅長的成事思想恰恰是值得全球借鑒的東升之處。

“相對論”的好處在于讓我們不斷審視自身，以他者為鏡像。因為“特朗普2.0”時期的混亂，美國人才會想起以中國發展為參照。同樣，當我們在思考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時，也需要以其他國家為參照。其中兩個問題尤為突出：一個是消費不振，如何刺激消費，長期與務實的態度尤為重要；另一個則是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加速老齡化和少子化疊加，很大程度上人口結構決定了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勢。

理解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經濟未來深刻的影響，需要我們對城鎮化和人口流動繼續深入分析；努力創造高質量就業機會，切實通過高等教育完成階層躍遷的可能；同時進一步改革戶口制度，鼓勵更多追求工作機會的人口流動。

以美國為鏡像更凸顯在推動未來發展的過程中堅持長期主義和務實主義的重要性。長期主義要求我們在眾多目標中找到并堅持體現普通老百姓最有獲得感的價值目標；務實主義則強調善于調動資源、敢于采用新技術，最終將事情辦成。

（作者為財經作家，《經濟學人·商論》原總編輯，晨讀書局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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