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Joseph Nye）出生于美國新澤西州，1958年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在作為羅德學者于牛津大學學習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專業后，他于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此后，他曾擔任美國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在卡特和克林頓政府時期負責與美國國家安全有關的關鍵職務。1995年至2004年間，奈出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

2023年10月23日，約瑟夫·奈在第八屆中國全球智庫創新年會上發表講話。圖/全球化智庫（CCG）

奈以提出和發展“軟實力”“巧實力”等理論享譽政治學界，著有《權力與相互依賴》《美國總統及其外交政策》《軟實力》等。奈的“軟實力”相關論述被認為深刻剖析了全球權力關系的本質，使得人們從關心一個國家的領土、軍事、科技等“硬實力”轉向關注其文化感召力、價值觀等要素。

在《軟實力》一書中，奈也特別提到對中國近些年來“軟實力”增長的關注。2023年，奈曾經訪問中國并接受《新京報》專訪，他提到，中國軟實力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和近年來的經濟成就中。盡管在軟實力方面中美存在潛在競爭，但也可以成為雙方密切合作的領域。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官方網站悼念奈的文章中提到，在擔任肯尼迪學院院長期間，奈致力于增加女性教師的數量，創建了女性與公共政策項目，受到員工們的好評。奈的摯友、同為知名政治學者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稱奈“熱衷于以知識推進和平”，“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實踐上，他都為制止核戰爭做出了杰出貢獻。”艾利森表示。

2017年，在接受采訪時奈表示，自己拒絕被歸為“某類學者”，他更愿意稱自己為一個“自由現實主義學者”。奈曾對當下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提出尖銳批評。他警告稱，美國的軟實力“正在被浪費”。

2023年，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與中美競合》中文版問世。該書收錄了自1990年提出“軟實力”概念以來，奈對中美兩國軟實力發展狀況以及兩國關系走勢的審慎觀察。以下內容經出版方授權摘編自《軟實力與中美競合》“軟實力的局限性”一節，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軟實力與中美競合》，[美]約瑟夫·奈 著，全球化智庫（CCG）譯，閱微|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3月。

軟實力的局限性

雖然軟實力很重要，但在防止攻擊、維持邊境治安和保護盟友方面，軟實力可能不如硬實力。不過，軟實力在實現“環境目標”上極有意義。此外，這種吸引力并不在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美國的大部分軟實力都是由好萊塢、哈佛大學、微軟和邁克爾·喬丹帶來的。在一個自由社會中，政府不能也不應該控制文化。

一些懷疑論者反對軟實力的概念，因為他們僅僅從命令或主動控制的角度來理解權力，這是狹隘的。在他們看來，模仿或吸引就是那么回事，它們不是實力。如我們所見，一些模仿或吸引不會對政策結果產生多大影響，模仿也并不總是帶來期望的結果。例如，20世紀80年代，日本因其創新的工業流程而廣受贊譽，但外國公司的模仿削弱了日本企業的市場力量，給日本造成了困擾。同樣，軍隊經常模仿對手，從而瓦解對手的成功戰術，使對手更難實現想要的結果。這種觀察是正確的，卻忽視了一點——對他人施加吸引力通常也會讓你得到你想要的結果。那些想要將權力僅僅界定為有預謀的命令和控制行為的懷疑論者忽視了權力的另一面，或者說“結構性”的一面——不必通過威脅或收買來強迫他人改變行為就能實現你想要的目標的能力。

同時，明確在何種情況下吸引力更有可能引導達成預期的結果，在何種情況下不太可能，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我們所見，在不同文化有些相似而不是大相徑庭的情況下，流行文化更有可能吸引人們并產生軟實力，這是我們期望的結果。所有權力都取決于大環境，即在什么情況下，誰與誰有關，但比起硬實力，軟實力更加取決于是否存在自愿的解釋者和接受者。此外，吸引力通常具有擴散效應，會產生普遍性的影響，而不是導致某種容易觀察到的特定行為。正如資金可以用來投資一樣，政治家們說到要積累政治資本以便未來使用。當然，這種善意最終可能不會被兌現，擴散性互惠也不如直接交換的好處那么實在。盡管如此，吸引力的間接影響和擴散性影響可以在討價還價以獲取有利結果的時候產生重大差異。否則，領導者只會堅持獲取直接的回報和具體的互惠，我們知道他們并不總是這么干。社會心理學家已經開展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來探索吸引力與權力之間的關系。

當另一個國家的權力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時候，軟實力也可能更為重要。一個獨裁者不可能對自己國家的輿論完全無動于衷，但在衡量幫助另一個國家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時，他常常忽略這個國家在本國是否受歡迎。與獨裁國家相比，在公眾輿論和議會具有影響力的民主國家，其政治領導人沒多少斡旋余地采用戰術達成交易。因此，2003 年土耳其政府不可能允許美國軍隊過境，因為美國的政策已經極大降低了其在公眾輿論和議會中的受歡迎度。相比之下，美國更容易在專制的烏茲別克斯坦取得基地用以在阿富汗開展行動。

全球信息化時代軟實力的作用

最后，軟實力有時不僅會對具體目標產生直接影響—— 在美國的政策降低了其受歡迎度后，2003 年美國未能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獲得智利和墨西哥的支持——它還更有可能對一個國家尋求的整體目標產生影響。50 年前，阿諾德·沃爾弗斯區分了一國尋求的具體的“占有目標”與更廣泛的“環境目標”后者諸如塑造有利于民主的環境。在外交政策中，成功實現這兩類目標都是重要的。例如，如果考慮到美國的各種國家利益，那么在防止攻擊、維持邊境治安和保護盟友方面，軟實力可能不如硬實力那么重要，但在實現“環境目標”方面，軟實力就相當重要了。在推進民主、人權和開放市場方面，軟實力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吸引比強迫更容易將人們導向民主。吸引力的影響能否取得期待的結果，取決于大環境和目標類型，這并不是說吸引力不重要，當我們要阻止流行病傳播、減緩全球變暖或創造民主時，軟實力比導彈和刺刀要有用得多。

其他懷疑論者反對在國際政治中使用“軟實力”這個概念，因為這種吸引力不完全在政府控制之下。美國的軟實力大多是由好萊塢、哈佛大學、微軟和邁克爾·喬丹帶來的，但大量軟實力源自公民社會，我們并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在自由社會里，政府不能也不應控制文化。事實上，控制政策缺位本身就可以成為一種吸引力。捷克電影導演米洛斯·福爾曼回憶稱，當捷克政府允許嚴厲批評美國制度的美國電影《十二怒漢》在國內放映時，捷克知識分子的反應是：“如果那個國家能拍這種東西，這種關于自己的電影，哦，那個國家一定非常自豪，一定具有一種內在的力量，一定足夠強大，一定是自由的。”

誠然，企業、大學、基金會、教堂和其他非政府團體都在發展自己的軟實力，這些軟實力可能有助于強化官方外交政策目標，也可能與之相悖。這就更需要政府確保自己的行動和政策能夠加強而不是削弱自己的軟實力。這一點在全球信息化時代尤其重要，因為來自非政府團體的軟實力可能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最后，一些懷疑論者認為，民意調查衡量的受歡迎度只是暫時的，因此不應嚴肅對待。當然，人們必須注意，不要將民意調查太當回事兒。民意調查是衡量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手段，但它并不完美，因為人們的回答會因問題表述方式的不同而不同，除非在某個時期持續問同樣的問題，否則調查顯示的將是瞬時性而不是連續性畫面。民意會變動，而且這種變動難以被任何一次調查捕捉。此外，政治領導人往往必須做出不受歡迎的決策，因為這些決策是對的，他們希望如果后續這個決定被證明是正確的，他們的受歡迎度就能夠改善。在外交政策中，受歡迎本身并不是目的。然而，民意調查是初步估測一個國家的吸引力和其不受歡迎的政策背后成本的方式。這個方式還不錯，特別是當不同時期的民意調查顯示出一致性時。這種吸引力會對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我們想要的結果的能力產生影響。

原文作者/[美]約瑟夫·奈

摘編/劉亞光

編輯/王菡

校對/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