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條遞到手上，周恩來看了一眼，臉色變了,他沉默十秒，沒有繼續翻譯，也沒有再說一句外交辭令，他只是低頭，手在抖。

外交場合的罕見失態

1970年9月20日，北京，西花廳。

屋里一片寂靜，除了翻譯在輕聲轉換語言的聲音，長桌兩側坐著中外代表，周恩來穿灰色中山裝，挺直脊背，眼神如刀，捕捉著每一個詞，氣氛緊張但有序，談判正在往預定軌道推進。

這時，一名工作人員悄悄走進來，從袖中抽出一張折起的紙，遞給周恩來，他沒有立刻打開，而是習慣性地用左手壓住桌邊，右手接過。

紙條攤開三秒，他整個人變了。

他盯著紙上短短幾行字，嘴角抽搐，指節發白，桌邊的人注意到了異樣，沒人說話，沒人敢問。

周恩來低聲喃喃了一句：“她死了……龔澎走了。”

聲音像從胸腔里壓出來的，干澀、顫抖。

他猛地合上紙條，手肘撐住桌面，整個人靠向椅背，一動不動，翻譯停了，外賓看向他，神情困惑，緊接著有人站起身來。

十分鐘內，會議結束，沒人再提這個插曲，這不是一次普通的中斷，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罕見的一次失控。

西花廳的門一關，身邊工作人員全被屏退，周恩來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眼神空了十幾秒，秘書試探著叫了聲“總理”，他沒應，手還在抖。

這個畫面被記了下來，后來寫入《周恩來年譜》的一行字極短：“得知龔澎同志病逝，情緒失控。”

這一天，周恩來72歲，外交生涯三十年，他從沒這樣過。

龔澎是誰？她不是普通的外交官。她曾是周恩來最信任的助手，最早的外事秘書，也是情報工作的一面旗幟。

“她不僅是戰友，是主心骨。”他對人說過。

真正了解這個反應的，只有少數幾人，他們知道，這不是單純的傷感，而是心頭塌了一塊。

周恩來與龔澎的深厚情誼

時間拉回到1940年，重慶桂園。

那時的龔澎剛過30歲，短發，戴著深色眼鏡，英語講得比中文還利索，她剛調來，成為周恩來負責對外事務的秘書。

第一天上班，她就頂了周圍人的不滿，“女人？做情報？”有人在走廊里小聲說。

她沒理，直接進了會議室，坐到周恩來左側，開始整理外文文件，三天后，周恩來讓她主筆起草一份英文對外聲明，字句準確到連外電都沒改。

這就是龔澎，記憶力強，分析力快，審文件一遍過，她能迅速判斷對方說話背后的意圖，甚至能從外國記者語氣里聽出情緒變化。

“她是我們對外的一雙眼。”周恩來說得不多，但一針見血。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中外輿論震動，龔澎連續五天五夜沒睡，起草聲明，修改講話稿，對外發稿，有人勸她休息，她只是喝口水說：“睡不著。”

周恩來看在眼里，不吭聲，只在她桌上放了個熱水瓶和兩罐罐頭。

到了晚上，他自己走過來，坐在她對面，問：“要不要我親自打電報？”

龔澎沒抬頭：“我能行。”

這是他第一次當面承認她的獨當一面。

這之后，每一次重大戰事，每一次對外風波，她都在他身邊。

1954年日內瓦會議，龔澎以情報司身份陪同出訪，她提前一個月研判西方輿論走向，分析與會各國代表歷史言行，寫出五份長報告。

其中一份標題為《英法分歧點分析》，被周恩來批注“極有價值”，會議期間，她躲在翻譯席后方，耳機里一邊聽英法代表發言，一邊筆錄要點，晚上第一時間送到周恩來桌前。

“她做的是你們三個人的活。”周恩來對外辦主任說。

她不是照章辦事的人，她會質疑、推演、預判風險，她知道什么時候該沉默，什么時候該插話。

一次外賓突然發難，在公開場合質問中國政策。

龔澎站在側廳，只說了一句：“讓他接著問。”幾秒后，她把外文材料送上去，周恩來看一眼，隨即用流利的法語回應，現場逆轉。

這些事情，從未在新聞上出現過，只有當事人才知道，她在背后做了多少“看不見的戰斗”。

“龔澎在，周總理就是有底。”外交部的一位老同事曾說。

龔澎懂他的節奏，他說話頓哪，她就知道要準備哪一份文件，他眉頭皺哪一下，她就知道哪個數據出了問題。

周恩來從來不輕易信人，但對她例外，“讓龔澎處理。”這是他在多次敏感事務中說過最多的一句話。

不是因為她說話好聽，不是因為她懂禮節，是因為她敢說真話，講情報的時候，從不拐彎。

她不是普通人：一個情報官的生與死

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檔案上，是1938年延安。

她剛到那兒時，沒人注意。身材瘦小，說話低聲，看上去不夠“革命”，但一個月內，馬列學院的筆記翻譯，全由她接手。她的英文比講師還標準。

第二年，她調到八路軍總部，跟著彭雪楓跑前跑后，處理文電，跑文件。

沒人教，她自己學密碼破譯、英語通訊、新聞文稿編排，延安電臺播報第一期英文版，署名就是“龔澎”。

她不在第一線，但她始終在槍聲聽得見的地方。

1939年，《新華日報》在重慶設分部，她被派去做記者，真實身份卻是中共對外聯絡線上的隱蔽情報官。

白天寫稿，晚上整理外電，午夜開會，有時凌晨送譯文到周公館。

她不是跑新聞，是控制敘事。

國民黨在重慶布網密集，特務盯梢，一次深夜，她帶稿件回報，被兩名特務尾隨，她拐進一條巷子，消失。

第二天早上，稿件照樣送到，兩名特務，一人被調離，一人進了看守所。

沒人問細節，她也沒解釋，那天她只說一句話：“不該看的人，看不到。”

她不是間諜，也不是翻譯，她是那個年代極少數既懂政治，又懂傳播的情報型人才。

1945年，她跟著代表團赴重慶談判，她坐在周恩來左側，給路透社記者遞過紙條，用英文點明中方立場。“你們不要做殖民地的傳聲筒。”她當面對英記者說。

這是她第一次公開表態，也是她最后一次當眾說狠話。

新中國成立后，她進入外交部，成為新聞司首任女司長，她建立制度，定例會，審新聞口徑，建聯絡組，管理對外發言和翻譯。

1953年，她翻譯的《大河彼岸》，成為中國第一個系統分析美國政體的外文教材。

她手改三稿，刪掉了作者原文中數處歧視性內容，壓制全書節奏，重新梳理結構。

她不是翻譯，是編輯，是戰略敘事者。

到了1950年秋天，她被臨時叫去一個會議室，里面是毛人鳳策劃的幾條假情報，關于美軍是否使用核武。

龔澎看了十分鐘，說：假的，對方問為什么，她說：“語境不對，美方文件不會出現這種排比句。”

這份判讀被送上去，成為朝鮮戰局決策的一項重要依據。

她不講情緒，不講猜測，只講邏輯和語料，她不是依靠感覺，而是依靠系統分析。

外交部內部評語：她是“能從一頁文件里看出敵人戰略意圖的人”。

倒下的那天，他的表情像老了十歲

1970年9月18日，凌晨兩點。

龔澎在家中突然暈倒，倒下時手里還握著一份國際會議摘要，她被緊急送入醫院，途中短暫恢復意識，只說了一句：“文件要送出去。”

醫生會診后判斷是腦動脈血管破裂，搶救用藥需要審批，院方電話打到西花廳，周恩來接電話，只說了四個字：“全力搶救。”

當晚，他安排兩名專家連夜進住病房，調來特批藥品，他自己沒有睡，坐在燈下看文件，看一頁，放一頁，直到天亮。

19日上午，情況惡化，陷入深度昏迷，周恩來去了醫院，在病房外站了十分鐘，沒人叫他進去。他站在那里，一動不動。

秘書遞水，他沒接，只是低聲問：“她……說話了嗎？”

醫生搖頭，他轉身離開，一句話沒說。

20日清晨五點半，龔澎去世，年僅56歲。

那天的紙條，六個字：“龔澎同志逝世。”

遞到他手里，現場就變了，他沒控制住，他不該控制不住，但他就是沒控制住。

這之后，他親自打電話安排追悼，他親自寫悼詞，用鉛筆，一遍一遍改：“她不是外交部一個人，是共和國的聲音。”這句話改了三遍，最后沒用，他把它刪了。

追悼會當天，他站在棺前，目光直視前方，雙手緊握，有人在旁邊抽泣，他沒出聲。

直到快要合棺時，他才說了一句：“她做的事，很多人不知道，那就讓人記住她這個人吧。”

西花廳的窗簾，那天拉了一整天。

有人說他從那天起老了，不是外表，是精神，他走路慢了，說話輕了，文件上的字跡，也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