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的宿縣街頭，黃包車夫撩起布簾，一位穿長衫的中年人躬身下車，衣角沾著新墨香氣。他掏出懷表確認時辰，隨手摸出兩枚銅元遞給車夫，轉身步入貨棧。

這是董士沅再普通不過的一個清晨——賬本上工整寫著：“賞車力2角，購燒雞1元4角，付郵匯武進家用3元。”

誰也不會想到，六年后的同一天，這個體面人會在破屋中顫抖著記錄：“賣字畫得銀8角，購雜糧3升。”

一本泛黃賬簿，就這樣不動聲色地掀開了戰爭碾壓中產階級的血色真相。

魚蟹滿桌到雜糧果腹：體面生活的崩塌軌跡

翻開董士沅1936年的賬冊，字跡如印刷體般規整。每月103銀元的收入中，46元來自貨棧掌柜的固定薪資，余下則是投資分紅與存款利息。他的開支清單更像一幅市井風情畫：每周必有燒雞、魚蟹，出門必乘黃包車，連下鄉收租都要專門購買開水雞蛋。

當年12月2日那筆“援綏軍捐款1.34元”，在滿紙佳肴記錄中顯得格外莊重——這是戰云密布前夜，一個中產者的家國情懷。

轉折始于1937年秋。賬本空白處突然出現潦草批注：“滬戰起，匯武進家用倍之。”

隨著南京淪陷，這位江蘇武進籍商人開始頻繁向老家匯款。1938年初的賬目里，“購愛國公債10元”與“紅十字會捐5元”并列，而肉類支出已縮減三成。

至1939年，他被迫出租宅院換取租金差，賬上首次出現“賣字畫得銀”條目。曾經隨手打賞茶房2元的闊綽，變成了“賞倒便桶1角”的窘迫。

良民證與算命錢：精神世界的雙重淪陷

1940年的賬本里，兩項新支出刺痛后人眼睛：辦理良民證1.2元，算命看相共計3元5角。前者是淪陷區百姓的生存憑證，后者則是亂世中產的精神麻醉劑。

沒過多久，董士沅的體面就破碎在物價飛漲中。他依舊堅持洗澡理發，卻要將這兩項服務拆開消費；仍然購買書籍，但書目從《墨子匯海》變成了《心經》《金剛經》。

檔案顯示，同期上海米價暴漲40倍，而董士沅的月收入銳減至戰前三分之一。賬冊里“郵遞費”條目激增，透露著他對江蘇老家的牽掛。

1941年某頁夾著半張《申報》，報道著“滬上名流避居香港”的消息，而他的賬本上寫著：“購舊皮箱1只，價2元——或許這是他準備逃難的見證，但最終，這個皮箱始終沒有裝滿遠行的盤纏。”

知識分子的體面：亂世中的最后防線

在1942年2月的最后一頁賬目里，“購《英漢辭典》1冊”的記載依然清晰。此時董家已搬進漏雨的廂房，但董士沅仍在堅持閱讀。戰前藏書多為《法律質疑匯刊》《鐵道史》，戰后新增的《金剛經》與《面相學》暴露了他的惶惑，而《英漢辭典》的存在，又隱約透露出某種不甘。

同時期《大公報》的社論或許能解釋這種矛盾：“中產階級如風中蘆葦，既無勞工之無產無畏，亦無豪紳之翻云覆雨。”

董士沅的困境正在于此：他既不能像富商那樣轉移資產，也不愿像苦力般徹底躺平。賬本里反復出現的“量入為出”四字批注，恰是這種掙扎的注腳——即便在購買咸菜時，他仍堅持用毛筆標注價格波動。

恩格爾曲線的警示：0.3到0.6的生死跨越

經濟學家在董士沅賬本中發現驚人數據：1936年其家庭恩格爾系數僅0.28，屬“最富裕”層級；1938年飆至0.605，直接墜入“貧困”區間。這種斷崖式下跌的背后，是戰爭對中產階層的精準打擊——他們既無土地抵御通脹，又無足夠資本投機倒把。

賬本顯示，董士沅戰前投資收益占總收入55%，而1940年后此項歸零。更殘酷的是，當富人通過囤積居奇獲取暴利時，中產者卻因“體面”束縛難以轉型。他寧可繞遠路花雙倍路費返鄉，也不肯像小販般沿街叫賣；即便變賣家當，也要用“出租房屋”“兼職賣字”等看似體面的方式。這種精神枷鎖，或許比經濟困境更致命。

【參考資料】：

《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抗戰時期社會經濟調查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民國物價史資料匯編》（上海書店出版社）《淪陷區經濟研究（1937-1945）》（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中產階級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董士沅家庭賬簿（1936-1942）》（宿縣地方志辦公室藏）《申報》影印本（1936-1942年）《近代中國民間文書與日常生活》（浙江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