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8日，歐洲迎來戰勝納粹德國80周年紀念日。但自由的誕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段跨越800年的歷史進程——從1215年的《大憲章》，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1945年對法西斯的勝利，直至1989年冷戰終結。近日西班牙《國家報》發表文章，帶領讀者回望這些決定性時刻，重新理解歐洲民主傳統的起點、挑戰與當下意義。自由，從來不是歷史的終點，而是不斷捍衛的過程。

01尋找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和終點

《國家報》報道，在歷史的迷宮中，日期是我們認知過去的重要標記，但它們從不呈現全部真相。以即將于5月8日舉行的歐洲戰勝納粹德國80周年紀念日為例，這一日期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但在不少歷史學者看來，戰爭的真正起點和終點遠比這一日期復雜得多。

英國軍事史專家安東尼·比弗認為，二戰始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而另一位知名學者伊恩·克肖則指出，戰爭的結束不能僅限于1945年5月，而應延續至1949年希臘內戰結束，或包括1945年至1948年間對1200萬德國族裔的驅逐。還有學者認為，一戰和二戰之間構成的是一場尚未間斷的歐洲內部沖突。

這一問題的爭議并不限于戰爭本身。例如在西班牙，人們常討論：是1975年弗朗哥去世標志著獨裁的終結，還是1978年民主憲法的通過才真正帶來了轉折？仿佛獨裁者的離世與獨裁制度的瓦解并無直接關系。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不安與疑慮并存的時代。2025年4月28日，西班牙和葡萄牙突發大范圍斷網事故，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擔心俄羅斯發動網絡攻擊，而不是技術故障。但正是歐洲的歷史提醒我們，曾在無數戰爭與仇恨中分裂的這片大陸，能夠在變動的全球局勢中逐步建立起一個以民主為核心的社會秩序。同時，這段歷史也反復告誡我們：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它非常脆弱。

02反思是誰把希特勒推上了臺

因此，近年來學者們頻繁回到1933年1月30日——這一天，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并在短短幾個月內瓦解了魏瑪共和國，這一歐洲歷史上最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時期之一。藝術家喬治·格羅茲曾以其作品描繪1920年代柏林街頭的自由景象，而那一時期的終結與納粹掌權成為研究的關鍵。

近年來出版的一系列作品都圍繞這一關鍵問題展開：這樣一件事，怎么可能發生？為何一個擁有高度文化、文明傳統與城市活力的國家，會在絕大多數人的歡呼聲中，投向一位野蠻、種族主義、反猶太的獨裁者，最終釀成千萬人的死亡？

法國學者約翰·沙普圖在其新書《不負責任的人：是誰把希特勒推上臺？》中指出，不只是納粹黨自身，還有德國當時的經濟利益集團、政客和精英階層也共同承擔著巨大的責任。

更令人不安的是德國歷史學家沃爾克·烏爾里希即將在5月25日出版的新作《魏瑪共和國的失敗：一個民主制度的關鍵時刻》中所描述的——許多人對歷史發展的“下意識接受”。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猶太裔市民，他們信任制度，以為可以制衡極端勢力，結果親眼見證了暴政的迅猛崛起。

舉例來說，來自漢堡的尼古勞斯·西弗金曾寫道：“因希特勒成為總理而感到焦慮，我覺得那是幼稚的表現，應由他的支持者來擔憂。”副總理馮·克萊斯特-施門欽則預言：“最多兩個月，我們就能讓他走投無路，到時候他只能怨天尤人。”就連著有《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納也回憶，盡管他自己敏銳地意識到希特勒“帶有血腥與骯臟的氣息”，他的父親卻淡然表示：“他或許會帶來一些麻煩，但不會維持太久。”

然而，正如烏爾里希指出，希特勒從未隱藏過自己的意圖。他明確表示將“摧毀魏瑪體制”“根除馬克思主義”“驅逐德國猶太人”，甚至不惜動用任何手段。但真正相信這些言論的人寥寥無幾。

盡管如此，歐洲歷史也銘刻著一系列通向自由的關鍵時刻。

03重溯歐洲自由傳統更久遠的源頭

首先是1945年春，納粹德國戰敗。《八天：從希特勒之死到第三帝國終結》一書對這一過程做了詳盡梳理。戰后短短時間內，歐洲各國決定共享資源而非繼續爭奪，從而為和平合作奠定基礎。歐盟的前身便是由1950年《舒曼宣言》奠定的，而5月9日也因此成為“歐洲日”，紀念這一轉折。為了捍衛歐洲價值觀，一場公民集會將于5月11日在馬德里舉行。

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其代表作《戰后》中，完整講述了歐洲從廢墟中重建的歷程。書中最后一章標題“作為生活方式的歐洲”，精準表達了許多歐洲公民對于自身所處社會的認同感與安全感，盡管這段歷史始終伴隨著懷舊與失憶的陰影。朱特寫道：“在歐洲，歷史的危險往往不來自對過去的歪曲，而是來自對過去的懷念。”

當然，也無法忽視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的倒塌。但歷史學家加頓·阿什在其著作《歐洲：個人的歷史》中更看重另一個時間節點：1985年3月11日。那一天，蘇聯選出戈爾巴喬夫為新一任領導人，標志著東歐巨變的起點。“這是個體在歷史進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的一次印證，”他指出，“而這種個人作用出現在一個本應否認個體作用的體制之中。”

阿爾巴尼亞學者莉婭·伊皮在其廣受好評的作品《自由：在歷史終結中成長的挑戰》中，描繪了自己在共產主義體制中成長的經歷，并首次跨越“鐵幕”走進西方社會的震撼。“其他孩子取笑我，因為我不認識一只叫米奇的老鼠，”她寫道。

我們不應忽視的，還有歐洲自由傳統更久遠的源頭。

法國記者兼作家杰拉爾丁·施瓦茨在新書《我們從哪里來：什么讓我們團結，什么讓我們分裂》中，回溯到1215年6月15日。這一天，一群厭倦了國王濫用權力（尤其是財政權）的英國男爵占領倫敦，并迫使國王約翰簽署《大憲章》。這是歐洲歷史上首次用文字限制君權，并保障了“人身保護權”這一后來被廣泛認定的基本權利。即便今日美國的移民政策頻繁侵犯這一權利，其根源也仍可追溯至《大憲章》的精神。

傳說中，簽署《大憲章》時所棲身的紅豆杉樹至今仍矗立于泰晤士河畔，見證著八百年來歐洲人民一步步從專制統治中爭取自由。

正如施瓦茨所說：“歐洲的民主并非天賜，而是緩慢而曲折地建構而成的成果。”它經歷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1848年歐洲革命、1919年的短暫民主試驗、1945年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以及1989年冷戰結束。這些成果，值得我們倍加珍惜，也必須隨時準備保衛它們。

（歐洲時報實習生毛彥蘇 編譯）

編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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