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云岡石窟，強調：“云岡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好云岡石窟，不僅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世界意義。”5年來，云岡石窟相關研究、保護、展示工作不斷深化、創新，讓這座跨越千年的文化藝術寶庫持續以美滋養大眾。我們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分享他們關于云岡石窟藝術的研究成果與體悟，架起一座連接古代藝術與現代生活的橋梁。

——編 者

讓更多人看見云岡之美

劉建勇

云岡石窟數字互動體驗項目界面。

“五一”假期，山西云岡石窟景區首次延長開放至晚上10點，以“石窟奇妙夜”點亮大眾文化生活。景區5天參觀人數達22.11萬人次，同比增長8.96%。與此同時，在山東濰坊市博物館，“石韻梵音——云岡石窟藝術特展”借助3D打印等現代技術，讓千年石窟藝術以新形式走向大眾。云岡之美，正在被更多人看見。

作為北朝藝術的發端，云岡石窟開啟了中國古代藝術史上的一段黃金時代。如何留住這段光輝歲月？怎樣讓更多人了解云岡石窟的藝術價值與文化內涵？云岡研究院以守護文明根脈為基、創新傳播路徑為翼，書寫石窟藝術新篇。

走進被譽為“第一偉窟”的第6窟，人們往往會驚嘆于其富麗堂皇的雕飾。但很少有游客發現，洞窟內的許多細節，已經過精心修復。實際上，這座洞窟剛經歷了300多個日夜的封閉修繕，恢復開放僅不到半年。透過重修后的第6窟，可以看到云岡研究院守護文明根脈，從局部修復邁向整體保護的努力。

面對有著1500多年歷史的云岡石窟，云岡研究院將“保護第一”的理念貫穿始終，積極構建“監測—修復—預防”三位一體保護體系。在洞窟里，一名修復師的時間刻度往往以年為單位。人們很難想象，一幅壁畫可能曾是幾千塊無法辨認的碎片，經過除塵、清洗、病害治理、顏色層滲透加固等數道程序，才逐漸接近歷史原貌。不止于一幅壁畫、一件泥塑，云岡研究院致力于推動單體文物保護向著“山體—洞窟—彩塑”系統性保護升級。正是這樣經年累月、系統全面的文物保護工作，才使云岡美學得以煥發新彩。

云岡石窟是北魏王朝的杰作，也是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間交融碰撞的結果。云岡石窟藝術所展現的氣質和張力，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都能產生聯想與共鳴。開展數字化采集項目，讓云岡之美走上“云端”，走向世界，是近年來云岡研究院的重要工作之一。目前，云岡石窟80%的洞窟已實現全數字化保全。其中，第13窟數字化重建與三維信息系統構建項目，突破了國內大型單體高浮雕石窟寺的整體洞窟高精度三維建模技術難題。高達13.5米的主造像以及近3000尊各類造像，最終化為精度1毫米、數據量達500GB的高精度整窟三維模型，在數字時空中實現“青春永駐”。

數智技術還為石窟美術考古研究提供全新方法論與工具。云岡石窟第20窟西立佛在北魏時發生了坍塌，原貌不得而知。如今，基于人工智能的造像聚類研究，讓北魏石雕藝術與當代數據矩陣產生跨時空共振，133件排列無序、朝向各異的造像殘塊在虛擬空間實現重組，為開展石窟虛擬修復和流失海外石窟數字化復原積累有益經驗。

展覽是石窟藝術傳播的優質載體，三維激光掃描、3D打印等技術的融入，為豐富展覽藝術敘事帶來更多可能。按原比例復制的第12窟“音樂窟”，以方便拆裝的積木式拼接，成為全球首例可移動3D打印復制洞窟，在各地巡展中廣受好評。“芥子納須彌：云岡石窟藝術特展”上，第38窟復制洞窟與沉浸式多媒體相結合，讓觀眾身臨其境，實現云岡美學的創新傳播。

數智時代，云岡石窟的保護和研究，機遇與挑戰并存，不僅要留住形，更要守住魂，以文化之美、藝術之美、科技之美，照亮文明共生之路。

(作者為云岡研究院黨委書記)

紋飾里的云岡

潘魯生 劉 燕

云岡石窟第一窟窟頂紋飾(局部)。

紋飾，可謂中國文化無聲的語言，既是審美的載體，也是思想與信仰的物化表達。依附于造像空間的云岡紋飾，作為公元5世紀歐亞文明碰撞的結晶，堪稱文明中轉站、風格分水嶺、技藝教科書，以立體化的雕刻語言，實現著從裝飾到敘事的功能突破。自2020年以來，《云岡紋飾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編纂團隊以云岡紋飾研究為線，致力于將一個個歷史碎片存錄、串聯起來。作為美術領域云岡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全集》今年正式付梓，在時代浪潮中激蕩起新的美學回響。

這部包含18卷本的巨著，集合多學科優秀研究成果，以建筑空間與紋飾形制為分類依據，涵蓋10類紋飾譜系，體現了云岡紋飾的三重中心——以造像為中心的背光、天衣瓔珞、飛天伎樂紋飾；以建筑為中心的窟頂、門窗、龕券紋飾；以佛教敘事為中心的塔柱紋飾、故事紋飾及邊飾等。為做好編纂工作，團隊成員與青島出版社編輯、各領域專家學者等，沿著絲路文脈，探尋鮮卑族的原生地，并多次前往山西的云岡石窟、大同市博物館，以及內蒙古的盛樂博物館、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等地，開展現場調研，采集圖像信息。以此為基礎出版的《全集》，既填補了云岡紋飾藝術研究的學術空白，也為中華文化基因庫存入新“標本”。

數字技術的加入，為云岡紋飾提供更多打開方式。通過手繪與數位屏板繪相結合，團隊將大量雕刻紋飾還原為粉本形態。線描圖、雕刻圖稿、色彩圖稿以及各類分層圖等，使讀者能夠便捷地欣賞石窟中因位置特殊、尺度巨大或被遮擋而難以辨認的精美紋飾。如云岡石窟第6窟的中心塔柱，目前尚無法實現3D掃描，團隊便采用三維建模與紋樣因子重構的方法，還原重龕、角隅紋飾的疊加關系，令讀者可以全方位領略其獨特魅力。“云岡紋飾粉本”數字化案例庫的建立，進一步便利了矢量紋飾的編輯、檢索與轉化。未來，這些紋飾可以被應用于服裝設計、文創設計等領域，使學術成果轉化為出版成果、出版成果轉化為經濟成果，為現代生活貢獻美的力量。

當希臘柱頭遇上鮮卑穹廬，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創造出中西合璧的新范式；當波斯連珠紋沿絲路東傳，在與忍冬紋、蓮花紋的融合中締造民族美學新風尚，云岡紋飾連接起絲綢之路藝術文脈，其中隱藏的文化交流密碼，為講好既屬于中國又屬于世界的文明故事提供寶貴資源。這就要求對云岡紋飾的研究，不是簡單的圖譜研究，而是蘊含著紋飾標識功能、加固功能和審美功能的整體譜系研究。正如著名學者、圖案專家張道一先生所說，要“把云岡石窟放到國際交流，放到人類文化之林，放到民族總文化之內去思考”。《全集》系統梳理了云岡紋飾的譜系發展規律，并試圖從中挖掘中華藝術傳統與文化精神，從美的視角深度透視各民族文化交流之路。

《全集》的出版，既為云岡學研究夯實地基，也培育了一批新生力量。5年來，團隊中的一些學子從本科讀到碩士，從碩士讀到博士。這批優秀青年學者不斷為云岡學注入新鮮血液。形成一部書，帶動一個學科，培養一個團隊，這個初衷似乎正在慢慢實現。

中華民族向來重視紋飾藝術，“以紋表意”“以紋飾質”是中國人思想內質的外在表現，故披圖尋覽，以形下之器體悟形上之道，是傳承文化發展之繼業。相信這套紋飾圖典將進一步深化云岡學研究，為傳統紋飾融入當代生活提供有益借鑒。美哉，云岡紋飾!

(作者分別為《云岡紋飾全集》主編、執行主編)

夢想中的兩座橋梁

鄭 巖

《小石匠：云岡的故事》封面。

我夢想有一座橋梁，能夠聯結美術史與考古學這兩個姊妹學科。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田野考古發現，為中國美術史的整體敘事框架提供了重構的可能；而美術史更為開放的分析方法，也為考古學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來，這兩個學科的交錯地帶——或稱為美術考古學，或稱為考古美術史——正在成為一個充滿生機的學術生長點。

劉敦愿、楊泓等考古界前輩年輕時皆擁有扎實的繪畫功底，精于視覺分析。我年少時也滿懷對繪畫的熱情，成為考古學的學徒，受惠于老一輩學者的熏陶。考古學訓練要求研究者以嚴謹科學的方法發掘和分析物質遺存，美術史則關注其中蘊含的創造力與精神追求。因此，我理想的一種歷史寫作，是從考古學入手，搭建其骨架，再從美術史著眼，賦予其細節與溫度。

這種學科的交融不僅在理論層面，也體現在實踐中。諸多重要遺址已成為多個學科共同開掘的基地。公元5世紀中葉開鑿的山西大同云岡石窟，便是國內外學者研究最深入、成果最豐碩的大型石窟群之一。近代以來，云岡匯聚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美術史家、建筑史學家、藝術家，以及常年從事文物保護的科學家們的多重眼光。不同的視角彼此交鋒，拓展了對于云岡的研究。而進一步的深化與突破，又離不開學科間的理解與協作。

每年，我都會帶學生到云岡石窟考察。在前往石窟的大巴車上，我便開始講述梁思成、宿白等前輩對云岡研究的貢獻；在石窟現場，我常常叮囑學生多花些時間，靜心凝視一尊造像，啟發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發現那蘊藏了千年的美好，傾聽古代工匠開山鑿石的“叮叮咚咚”。年復一年，我們身邊的同行者越來越多，曇曜五窟前，摩肩接踵，聯袂成幕。面對這樣的場景，我意識到，除了不同學科之間的那座橋梁，還需要有第二座橋梁來聯結學術寫作與文化遺產的推廣普及。而第一座橋梁所強調的跨學科意識和由此養成的思維方式，不僅有助于破除專業壁壘，還可以支持我們嘗試面向公眾的寫作；反過來，公共傳播也倒逼我們放下成見和定式，直抵問題的本質。

從2022年開始，我與幾位年輕畫家合作，聚焦云岡、懸空寺、敦煌、外銷瓷等主題，創作一系列兒童繪本，試圖將學術的“方言”轉化為大眾的“普通話”。在《小石匠：云岡的故事》中，我們將考古學分期“轉譯”為兩代石匠的奮斗與成長。涼州來的老石匠是絲綢之路沿線不斷變化的藝術風格的化身；小石匠稚嫩的作品正醞釀著石窟藝術的一次歷史性轉變；與小石匠一起玩耍的鮮卑族小姑娘妙珠身著華麗的絲綢，他們一起看云起雪落，看草長鶯飛，從生活中獲取新的藝術血液。在故事中，我們改變歷史寫作的主線，讓史書中缺席的小人物，站到了歷史的前臺。

創作過程中，我與畫家朋友一起進行現場調查，仔細研究考古報告中的數據和圖紙。所有的轉換，都力求建立在扎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接下來的幾個故事，還講述了那些無名勞動者的熱愛、執著、勇敢、自信、快樂與犧牲。這種“小人物視角”讓歷史有了溫度，也揭示了文化遺產的本質：它們并非天才的靈光乍現，而是無數人辛勤勞作的結晶。

當下，西方博物館正面臨年輕觀眾流失的困境，中國的“文博熱”卻持續升溫。中國年輕一代對文化遺產的熱情，既源于經濟發展與文化自信，也暗含對歷史濾鏡的依賴。美術史與考古學研究正迎來重要機遇，也肩負著重要責任。學術研究需加固第一座橋梁，深化考古學與美術史的融合。搭建第二座橋梁時，既要創新形式，更要深耕內容。讓一件三彩俑在手機屏幕上跳舞，只是一種技術和方法，真正的“文物活化”還需要以學術力量支撐，需要綜合運用歷史學、考古學和美術史的多維視角，挖掘文物承載的人的情感與價值理念，使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煥發新的生命力。

(作者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5年05月11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