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令

今年的戛納電影節非常熱鬧，國內影迷會高度關注畢贛導演、易烊千璽和舒淇主演的《狂野時代》，這片在最后一刻擠進了主競賽單元。

《狂野時代》（2025）

不過，我想在這里介紹另外兩部同樣入圍了主競賽單元的伊朗電影的情況。一部是年輕導演賽義德·魯斯塔伊的《母親和孩子》，魯斯塔伊和畢贛同年出生，稍微小一點。

《母親和孩子》（2025）

另一部是伊朗著名的爭議導演賈法·潘納西的《普通事故》。

《普通事故》（2025）

幾乎所有在國際上聞名的伊朗導演，都和該國極為嚴苛的審查制度關系緊張。魯斯塔伊曾經因為出國參賽遭遇法律制裁，潘納西更是長期被禁拍片并多次入獄。

今年的情況卻有點不一樣。魯斯塔伊最近被一些人激烈批評，說他是藝術的叛徒，背叛了伊朗千千萬萬為自由奮斗的人，又說他的新片只不過是一部「宣傳片」。到底是怎么回事？

《母親和孩子》也是作為增補片加入主競賽名單的，這是魯斯塔伊的第四部長片，由法國知名發行公司Goodfellas負責海外銷售。

它是一部家庭片，充滿復仇與救贖的元素：故事講述一位45歲的喪偶護士獨自撫養兒女，正準備與未婚夫再婚，卻因叛逆的兒子被學校開除而陷入困境。一次悲劇意外將一切擊碎后，母親踏上尋求正義與補償的道路。

看上去，這是一部有較強社會批判性和沖擊力度的電影。

不過，有人不同意。

由定居迪拜的伊朗獨立制片人卡維·法爾納姆領導的伊朗獨立電影人協會（IIFMA）站出來說，《母親和孩子》是一部獲得了政府許可的宣傳電影！戛納電影節選擇這部電影，也是對伊朗政府的妥協。

這個協會還認為，魯斯塔伊的新片背叛了「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也背叛了伊朗人民努力開展的「反強制頭巾運動」，因為片中的女性角色仍然佩戴著伊朗法律規定的強制頭巾，這無疑與當前伊朗女性反對頭巾壓迫的斗爭背道而馳。

賽義德·魯斯塔伊

卡維·法爾納姆說，在「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之后，伊朗女性，特別是年輕一代，已經不再戴頭巾。那些還在片中呈現頭巾服從的影片，是對這些斗爭的背叛。

如果一名電影人選擇在電影中展示仍然服從那些愚蠢的規定，這是對伊朗社會現實的扭曲，是對女性和年輕一代反抗努力的背棄。

順便說一句，這個伊朗獨立電影人協會并非位于伊朗，而是在迪拜，原因應該也是不言自明的了。

這里我們先回顧一下魯斯塔伊不長的電影生涯。

應該說，他一直都不是一個「聽話」的導演。2022年，魯斯塔伊的《萊拉兄弟》（豆瓣譯名叫《金幣灰黃》）擅自送到戛納參加主競賽單元，且涉及敏感題材，伊朗官方很不高興。而且魯斯塔伊在戛納的公開發言還提到了該國剛發生的阿巴丹大樓坍塌事故，更加火上澆油。

《萊拉兄弟》（2022）

于是2023年8月，德黑蘭革命法院以魯斯塔伊構成「反伊斯蘭體制宣傳」為由，判處他6個月監禁，實際執行了大約9天，其余刑期緩刑5年。《萊拉兄弟》也被禁映。

法院判決同時附加嚴格的觀察條件：魯斯塔伊被要求在緩刑期間不得從事違法的影視活動、不得與電影界人士交往，并必須參加為期24小時的「保持國家和道德利益」的電影制作課程（地點在宗教重鎮庫姆的廣播電視大學）。這項帶有再教育性質的處罰反映了當局對他上一部影片的不滿。

包括導演馬丁·斯科塞斯等人在內的國際名流都曾呼吁伊朗官方釋放魯斯塔伊。

盡管背負緩刑在身，魯斯塔伊并未停下創作步伐。他于2024年下半年為新片《母親和孩子》向官方申請了拍攝許可，并于當年11月成功獲得伊朗電影組織簽發的拍攝許可證。這意味著他的最新作品在制作環節上是遵循了伊朗國內審查程序的。

通俗地說，他這次拿到了伊朗「龍標」。

《母親和孩子》的拍攝于2024年12月啟動，2025年3月殺青并火速完成后期，以趕上戛納首映。可以看出，當局在經歷了對他的處罰后，并未全面禁止其創作活動，只是對其言行更加警惕。

《母親和孩子》中，魯斯塔伊選擇了偏向家庭倫理的題材，女演員在片中遵守了伊朗的著裝規定（戴頭巾等），劇情沒有直接觸及敏感政治事件。這或許是他在當前政治環境下的自我審查與妥協。

然而，他此前因《萊拉兄弟》事件受到的5年觀察期限制并未解除，這為他的職業生涯蒙上陰影。如果他或影片再度觸碰當局紅線，仍有可能面臨此前緩刑期內剩余刑期的執行。

總的來說，魯斯塔伊眼下在伊朗處境較為微妙：一方面他繼續取得國際成功，另一方面則謹慎在國內體制內尋求生存空間，與官方維持表面上的合作關系。

所以，拿到伊朗龍標的《母親和孩子》是「宣傳片」嗎？

法國銷售公司Goodfellas也為魯斯塔伊進行了辯護。該公司說，《母親和孩子》是完全的獨立制作，影片的資金來自私人投資，并未獲得任何伊朗政府的支持，絕對不是所謂的「宣傳片」。

該公司批評上述獨立電影人協會上綱上線扣帽子，因為魯斯塔伊是公認的自由電影人，上一部《萊拉兄弟》被廣泛認為是「女性、生命、自由」運動的象征，且該影片的主演曾因支持該運動在2023年被捕。

魯斯塔伊本人也對這些批評作出了強烈回應。他說，《母親和孩子》是一部獨立電影，講述的是一名面對父權社會、被剝奪所有權利、甚至連母親身份都被剝奪的女性的斗爭故事。

他承認影片在伊朗拍攝時確實獲得了政府許可，但強調這只是為了實現影片拍攝所做的必要妥協。他進一步指出：這是我心中一個一直在呼喊、等待被看見的女性的故事。如果不能獲得許可，這個故事將永遠無法呈現。

魯斯塔伊還提到，他之前的作品《萊拉兄弟》因批判父權體制而被伊朗政府全面封禁，并導致他本人被判6個月監禁。他在聲明中寫道：我的前作被認為是引發了「女性、生命、自由」運動的催化劑，因此遭到嚴厲打壓，并被列為國家敵人。即使在這樣的困境下，我仍然選擇創作，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去年因《神圣無花果之種》入圍戛納，肉身逃亡歐洲的著名異見導演穆罕默德·拉索洛夫也發聲了，他支持魯斯塔伊。

他說，我不認為魯斯塔伊因此出賣了電影人的信仰，在我看來，所謂「宣傳電影」和那些不得已在審查壓力下制作的影片之間有明確的區別，將所有獲得拍攝許可的影片一律視為「宣傳」是不公正的，這才是對藝術創作自由的壓制。

穆罕默德·拉索洛夫

拉索洛夫還說，這種對電影人的標簽化，認為他們只要遵守了審查制度就是背叛，實際上剝奪了他們自由選擇創作路徑的權利。這種氛圍不僅給官方審查壓力下的創作者帶來巨大負擔，還讓那些在體制內勉力創作的電影人面臨雙重壓迫。

魯斯塔伊之前作品的發行人也站出來說，伊朗的電影人往往面臨兩難選擇，有人選擇地下電影，有人選擇申請許可，因為他們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在伊朗公映，為伊朗人民所看到。選擇申請許可，也只是為了在體制內艱難求生，試圖在官方限制下表達社會現實，并非背叛對自由的信仰。

這就是魯斯塔伊在電影上映之前就面臨的巨大爭議。

而另一位入圍本屆戛納競賽單元的賈法·潘納西，是伊朗電影界著名的老坐牢分子了。《普通事故》是潘納西自2018年《三張面孔》以來首次重返戛納角逐金棕櫚，也是他在被伊朗當局長期禁拍后的又一部秘密作品。

《三張面孔》（2018）

該片由伊朗、法國和盧森堡合資攝制，潘納西以隱秘方式在伊朗境內完成拍攝，再赴法國完成后期制作。影片保持高度神秘：戛納藝術總監蒂埃里·弗雷茂透露，潘納西請求暫不公開任何劇情信息。

目前僅有一段簡短梗概對外公布：一個細微的意外引發了一連串不斷升級的后果。

影片的演職員表至今保密，外界甚至不確定演員名單——有消息稱片中部分女性角色未戴頭巾出鏡，這在伊朗屬于違法之舉。可見潘納西的新作極有可能包含對伊朗社會現狀的尖銳批判。

賈法·潘納西

眾所周知，潘納西長期與伊朗官方對立。2010年獲刑6年，并被禁止在20年內從事電影、接受采訪以及出國旅行。自此，他的大部分時間處于官方嚴密監控甚至軟禁之下。

然而潘納西并未屈服于封殺令，而是以極具創造力的方式繼續電影事業：他在家中拍攝紀錄片式長片《這不是一部電影》(2011)，將影片文件藏于蛋糕內偷運出國，成功在戛納影展放映；2013年他與友人合拍《閉幕》斬獲柏林電影節銀熊獎；2015年他獨力完成的《出租車》更贏得柏林金熊獎。

《出租車》（2015）

這些成就令伊朗保守派大為惱火——當《出租車》獲獎時，德黑蘭的強硬派對此公開表達不滿。2018年，他執導的《三張面孔》在戛納獲最佳編劇獎，但潘納西本人當時仍被禁止離境，未能親赴法國領獎。即便如此，戛納官方象征性地為他在首映式上留了一個空的座位，以表達對他的支持。

潘納西的困境在近年一度惡化。2022年7月，拉索洛夫被捕，潘納西前往德黑蘭檢察官辦公室詢問情況時也遭當局逮捕。當局隨即宣布他必須服完2010年判決的余下刑期（此前多數并未實際執行）。

潘納西被投入臭名昭著的埃溫監獄，直至2023年2月絕望中宣布絕食。當月他在堅持兩天絕食后，迫使當局讓步，潘納西于2月3日以保釋形式獲釋。

更令人意外的是，2023年4月伊朗方面似乎解除了對潘納西長達14年的出境禁令：他的妻子塔赫蕾·薩伊迪在Instagram上發布照片，顯示兩人攜行李抵達某國際機場，并表示「外出幾日」，據推測他們當時身在法國。

有消息人士稱，潘納西在短暫出國（據信赴法參與新片后期工作）后已經返回伊朗。戛納方面表示，目前尚不確定他能否親自出席2025年的首映禮，但可能性不大。

盡管旅行禁令有所松動，潘納西在伊朗國內仍然面臨創作自由的嚴重限制——2010年判決中對他20年內禁拍電影的禁令并未撤銷。

因此，這部《普通事故》嚴格說來仍屬違規的「地下電影」。如果片中真有未佩戴頭巾等敏感鏡頭，無疑他會面臨來自官方更大的壓力。

對比來看，魯斯塔伊和潘納西，就像兩代伊朗電影人的縮影：一位是暫時在國內電影體制內奮力尋求表達空間的新銳，一位是公然違抗禁令堅持獨立創作的老將。

所以，你同意他們一個是英雄，一個是叛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