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潔

四川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副教授

管蓉

四川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碩士研究生

鄧小兵

成都市錦江區

教育科學研究院

監測評估所所長

重返工業教育：產業園區青年農民工現代化研究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2期

作者 | 何明潔、管蓉、鄧小兵

責任編輯 |黃燕華

工人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本文重返工業教育視角，從產線生產塑造現代工人、社區生活培育城市公民的雙向維度探究產業園區對青年農民工現代化的影響。基于對成都某制造業產業園區的研究發現，當前的產業園區已成為城市的一個特殊治理單元，呈現“政企社”共同參與、各有側重的治理模式。車間的勞動經歷塑造了青年農民工對工業時間、生產空間以及科層制的遵從，公寓的社區生活則促使工人在宿舍自治、社團組織和社區活動等公共參與中發展公民素養。盡管產業園區確實能發揮工業教育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拆分型用工固有的問題。

一、問題提出

工人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現代工業的快速發展中，各地產業園區蓬勃涌現，聚集了數量龐大的青年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并非一進廠就是準備就緒的合格工人，從勞動力到產業工人再到新質生產力，其內核是人的現代化，涉及勞動者從行為、心理到社會生活的一系列改變。英克爾斯（Alex Inkeles）、史密斯（David Smith）將工廠稱為“促成個人現代化的學校”（英克爾斯、史密斯，1992：424）。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工業化與勞工問題因關涉中國的現代化起步而引發學界眾多關注，農民向工人轉變的現代性適應在昆廠勞工、內地女工的研究中都占有相當篇幅。史國衡在《昆廠勞工》中描述了來自農村的工人不習慣新工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和人事管理模式，造成很多管理上的問題，提出不僅要對工人的生產行為進行管理，而且要“對于工人的心理和私人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史國衡，1946：163）。費孝通（1946：233）將當時昆廠的問題歸結為“因新工業興起而發生了社會解組的現象”，指出“工業建設不只是蓋廠房，裝機器；而是一個新的社會組織的建立”。

工廠對工人的組織管理在空間上體現為車間和宿舍，工人的居住安排與生產的關系歷來都是勞動社會學的重要關切。當下，隨著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產業園區在一些城市的興建發展十分迅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各類產業園區約2萬個。為吸引企業入駐，很多城市將產業園區納入社區治理范疇，在園區設立公共服務站點，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為園區提供宿舍物業管理和各類社會服務。盡管當前的產業園區仍然是“車間廠房+工人宿舍”的空間布局，但它已不同于單純為生產配套而設置、以勞資關系為單一主線的“宿舍勞動體制”（Smith,2003；吳煒、朱力，2011），其管理運行集合了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方力量，成為基層治理的一個新型單元。本文以此入手，剖析產業園區治理如何從生產—生活雙向維度實施“工業教育”，將青年農民工轉化為現代產業工人，具體的問題是：在企業—政府雙重管理的產業園區中，多主體的介入會給農民工身處的權力結構和社會活動帶來哪些新變化？青年農民工對現代大型生產和有組織的社會生活作何反應、體驗如何？以園區生產生活為載體的“工業教育”究竟如何影響青年農民工，使其轉變為合格的產業工人？

二、文獻回顧與分析框架

（一）勞動社會學視野下的工人住宿安排

工人住宿作為輔助生產的后勤保障因素被納入現代化生產體系是18世紀后期現代工廠在英國出現后的伴生物。波拉德（Sidney Pollard）考證發現，在許多國家，早期資本家向工人提供住所是為了方便就地獲得忠誠且隨時可用的勞動力。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由羊毛和棉花工廠、礦場以及采石場等構成的“工廠村”（village factories），大廠雇主提供住所已是普遍、典型的做法，工廠宿舍不僅對工人形成租金和管理的雙重控制，也為資方驅逐罷工者和問題工人提供了便利（Pollard,1965：200-202）。現代工業繼承了這種“家長式”管理傳統，為工人提供宿舍成為工廠的一項普遍的制度設置（Dore，1973）。雇主對工人及其家庭的“關照”本質是對勞工實施從生產到生活的管控，以保證特定的勞動力能長期持續為企業獨家所用（Ackers，1998）。史密斯（Chris Smith）進一步指出，家長式管理并非普惠福利，它會根據勞動者的忠誠度、工作年限和技能水平而形成差異化的福利安排（Smith，2003：335）。

伴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起步，工人宿舍也大規模出現。20世紀20年代，為解決勞工在城市的居住問題，南京國民政府在全國推行“勞工住宅建設運動”，政府聯合企業、社會團體和私人共同投入，在上海、南京、漢口等地陸續修建“勞工新村”試點，并配套建設學校、診所、運動場等基礎設施（宣朝慶、趙芳婷，2011）。新中國成立后，國營工廠向職工提供住房被視為工人階級的權益，單位住房以福利形式分配給工人及其家庭，“企業辦社會”還附帶提供托育、食堂和醫療等其他服務。在單位社區中，工會依托業余學校、工人俱樂部、文化宮等文教實踐對工人開展文化教育，以使其從思想上培育新中國建設者的主人翁意識（符鵬，2018：54）。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轉型、政企分開，國家不再直接介入企業經營管理，珠三角地區大量代工廠使用農民工從事生產，他們主要為工人個體而非家庭提供住宿，實現了管理權力對工人生產和生活的全面滲透（黃巖、朱少瑞，2021：78）。任焰、梁宏（2009）將中國工廠這種大量使用外來工人、利用宿舍為工人提供臨時住所來控制勞動力再生產的用工方式概念化為“宿舍勞動體制”。一些研究者比較工廠宿舍和社會租房后指出，國家應積極推進政府主導的集體性消費投資，增加農民工生活基礎設施的供給，改善其生活條件，從制度設計上幫助農民工適應和融入城市（徐道穩，2010；魏萬青，2011）。

近年來，產業園區成為各地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前線，園區建設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重要投入。政府的返場為產業園區治理和工人管理模式帶來了新變化。一方面，園區巨大的空間和人口體量使其在城市社會中無法被忽視，屬地政府也不能再袖手旁觀。例如，上海市在2017年制定《城市總體規劃》，明確了產業社區的定義和發展導向，提出產業社區要增加公共空間與公共服務設施（袁芯，2022：141）；2019年成都市發布《城鄉社區發展治理總體規劃》，產業社區被作為一種專門類型與城市社區、農村社區并列。另一方面，在基層治理重心下移、治理精細化導向下，政府的流動人口管理向服務、支持和在地接納轉向，不少園區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引入企業社會工作和其他專業服務，將政府、群團和社會組織的力量導入園區。李曉鳳（2012）將珠三角地區2008年以來出現的企業社會工作服務分為廠內模式、外包模式、企業購買模式和項目嵌入模式，提出應建立“社區綜合發展模式”以統合資源、形成治理合力。吳瑩（2022）比較了不同時期產業空間基層單元的特征，從產城融合發展的角度將各地的建設實踐分成佛山專業鎮街轉型模式、上海工業園區升級模式和成都集群新建模式三類。郭祎、陳長貴（2018）和張舒婷（2021）等對成都產業園區工人服務項目的分析提供了如何以社區治理方略開展產業園區工人服務的實例。在當前的基層實踐中，產業園區已然由生產單位向治理單元轉變。

（二）工業教育與農民工現代化

對人的現代化的討論是社會學的經典命題。英格爾斯等學者非常強調工廠經歷對個體成年后現代化的影響，尤其是現代工廠對勞動者生產行為、價值觀念和社會生活的整體塑造：“工廠的環境能夠使他們（工人）學會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思想方式……特別在培養人的現代性方面，工廠是一所學校”（英格爾斯等，1985：127）。中國學者自民國時期起便注意到，農民如何轉變成工人、如何為現代工業培養合格勞工，事關國家從農村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型（劉艾玉，2004：23）。彼時大量的工廠調查顯示，農民并不是即刻就能勝任工作的現代工人，他們在思想觀念、生活作風、行為規范等方面的鄉土慣習在進入車間后會轉化為吃苦耐勞、拉幫結派、閑散消極等自相矛盾的表現（陳達，1933；田汝康，1946；費孝通，1999；聞翔，2013）。《昆廠勞工》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培養現代工人以適應工業生產的需要。史國衡以抗戰內遷時期昆明一家國營軍工廠的工人為研究對象，從家庭背景、生活習慣、個人興趣、集體心理等方面談到工人的管教和繼替，提出“管教合一”的理念，強調“用人力來改進我們的工人素質”以應對“工人與新工業不相拍合”的問題（史國衡，1946）。史國衡用“工業教育”來表述工廠生產對人的改變，與英格爾斯對工業生產塑造人的現代化的看法不謀而合，他指出，“在這個過程里，包括生活方式的轉變，兩種不同文化的調適，社會價值的重新規劃：人們的心理狀態更得在這種沖擊動蕩之下求其平衡”（史國衡，1946：168）。

在民國時期，為增進生產、振興中華，對工人實施教化并開展系統的教育受到政府當局的重視。根據李忠（2010）的研究，南京國民政府不僅出臺了法令，而且設立了專門的勞工教育管理機構。各地工廠積極響應，涌現出一批教育型企業，如康元印刷制罐廠建設“學校化之工廠”和“工廠化之學校”（沈剛中，1934：65），力圖使工人成為具有建設能力的公民。楊可（2013，2016）對民生公司的研究重現了國家文明化進程中進步企業家如何以工廠為試驗場，依托現代化的集體生活重塑工人的職業與社會凝聚力：工廠變成國家開展文明教化的試驗田，宿舍也成為將勞工培育成現代公民的關鍵場所。司文晶、宣朝慶2019對恒源紗廠女工管理檔案的分析提供了工人宿舍作為教化空間塑造工人、又被工人重塑的另一例證。他們發現，女工以及基層管理者之間存在以宿舍為核心場域、以業緣友情為主要紐帶的宿舍共同體，組織化的社團和集體生活對女工的日常生活體驗、現代觀念啟蒙、知識圖示和技能形成產生了較大影響，推動了她們的現代化。司文晶（2019）用“工廠依附型市民化”來概括近代農民工在工人社區習得現代都市思維和行為方式的教化機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量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加入工人行列，但其散漫的習慣和落后的文化素養還不能適應大規模現代工業建設的要求（田毅鵬、余敏，2015：95）。從1953年起，勞動部門聯合工會、企業在全國開展鞏固勞動紀律教育運動，并以此為起點多方面推進工業企業新的勞動規制建設。通過觀念教育、組織競賽、整頓紀律等舉措，具有現代勞動觀念的社會主義工人隊伍逐漸形成（吳長青，2012；諶穎，2015）。

當前，社會學對農民工現代化的關注已從工業教育視角轉向工廠和生產之外的社會機制分析，將現代特質的發展作為外出、流動和城市生活順理成章的結果，關注農民工的城市生活困境，反思制度和結構原因，嘗試構建其城市融入的路徑和機制（張春龍，2014；夏柱智，2020；馮承才，2021）。隨著新生代成為農民工的主力，青年的人群特質被納入考量，不少研究聚焦新興媒體、人際交往、權利意識和制度設置等因素對年輕人在身份認同、居留意愿、職業規劃和婚戀觀念等方面的影響及其與傳統農民工的代際差異（梁土坤，2018；黃斌歡，2020；張超、黃曉星，2023）。同時，勞動社會學開始重視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機制，在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拆分型生產體制”理論（Burawoy,1976）的影響下，一些研究聚焦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維持”與“更新”的分離及其后果，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活的家庭策略和青年一代的就業、技能與職業發展等議題展開了充分討論（郭于華、黃斌歡，2014；郭慶，2020；王歐，2022；朱茂靜，2023；姚志等，2023）。

（三）文獻述評與分析框架

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場域，工人住宿一直受到勞動社會學關注。近年來，在微觀層面，以“宿舍勞動體制”為代表的相關研究批判資方通過空間權力來控制和約束工人，使勞動力再生產全面臣服于強勢的生產安排；在政策層面，以農民工城市融入和權益平等為導向的研究集中于對城市公共住房政策、農民工及其家庭城市居住決策的解析，倡導政府加大公共投入，幫助農民工市民化。楊可（2016）、司文晶（2019）等對民國工廠工人教化的討論重啟了空間向度下工業教育的研究傳統，本文將由此繼續深入，將勞工教化的傳統議題置于當代產業園區治理場域，探討融合了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方參與，以及集成了公共服務、物業服務和社會服務等多重功能的園區經歷如何塑造現代產業工人。基于已有研究的觀點，本文將“工業教育”與“工業教育”意思相近、常被交替使用的還有“勞工教育”“工人教育”等概念。我們認為，工業教育側重教育的緣由和實施的場景，凸顯工業生產及生產環境對人的教化和培育。勞工教育和工人教育的重心則在于教育的對象，突出對工人施行提高文化素質、培養文明行為的各種舉措。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活動中，通過夜校、工人補習班等開展勞工教育也是黨培育先進分子、發展革命隊伍的工作方法。界定為現代工業生產對工人行為、觀念和社會交往等方面的綜合形塑，使工人不僅適應生產要求，而且在生活中能融入周遭環境。論文的主體部分將沿生產—生活雙向維度對這三個方面展開分析。

此外，從人群研究的角度，青年農民工的成年過程與進廠為工經歷重合，若淡化對青年農民工生產和工廠經歷的分析，只談他們在城市中的擇業、居留和融入等方面的問題，將導致我們對過程要素和關鍵環節的把握不夠準確，影響對策建議的有效性。理論和經驗事實都提示我們，成為一名合格的現代產業工人需要個體從觀念到行為的一系列轉變（史國衡，1946），工業教育不只發生在生產實踐中，再生產領域對人性情的培育同樣重要，因此有必要重拾工業教育的初心，回到現代工業生產對人的改變這一問題起點上來。既有研究多將生產與再生產互相作為對方的背景，側重分析其中一方，產業園區則提供了將工人生產與生活并置分析的理想空間。

本文采取“生產塑造＋生活培育”的雙向分析思路，從行為、觀念和社會交往三方面解析產業園區青年農民工接受工業教育的過程與結果。“生產塑造”指的是青年農民工在車間里的勞動實踐；“生活培育”則指公寓區的多主體服務對青年農民工社會和公民屬性的熏陶、刻畫。當產業園區從以企業為主體的生產單位轉變為政府介入的一種社區治理單元時，它已不再是單純的生產空間，而是一個集合了車間廠房、員工宿舍和治理陣地的多主體交互場域。在這里，車間勞動通過精確的時間和空間安排把工人訓練為符合現代工業生產要求的勞動力，同時園區各主體開展的集體活動起到了組織群體生活、培育公共意識、推動公共參與的作用，促進了青年農民工再生產領域的現代化轉變。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文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對成都某產業園區開展實地調查。2001年，成都市在距市中心20多公里的近郊投資興建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過二十多年發展，該開發區已凝聚了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智能裝備、新材料等主導產業，吸引了一大批知名企業入駐，是一個典型的制造業產業園區。其中，集成電路制造成績突出，產值規模居中西部第一、全國第五，新型顯示器等細分領域全球領先，該區的綜合保稅區進出口總額連續五年全國第一。2012年底，為做好重大產業項目員工的社會化管理，經市政府同意，園區管委會決定在屬地設街道辦事處。2013年正式掛牌后，街道辦事處服務面積26平方公里，街道常住人口近22萬、戶籍人口近3萬，設有2個社區工作站（以下簡稱“社工站”）。在這里，為企業員工提供住宿的青年公寓依樓棟分布形成10個院落，每個院落有8~10棟電梯公寓，多家社會組織承接公寓青年活動中心的場館運營并開展社會服務，有的院落還建有籃球場、羽毛球場等小型運動場地。廠區和公寓區的圍欄之外是規劃儲備用地和因修建園區而拆遷安置的農遷房。近年來，隨著一些商品房住宅陸續交付，園區周邊兩三公里處開始出現商業中心、公園綠地、學校和診所，但公共交通仍然欠缺，共享單車、電動自行車停滿了街面。

青年公寓是一個復合空間，由地方國資平臺公司建設，歸企業使用，接受屬地政府與企業雙重管理。以大路為界，路面東側的車間廠房是生產區，企業全權負責工人在廠區的一切生產活動；路面西側的青年公寓區是設有門禁和保安的生活空間，進出都要出示工牌。作為公建配套設施，青年活動中心通常是兩到三層的樓房，底樓是食堂、小賣部，樓上是社會組織、社工站辦公室以及多功能活動場地。社工站是公寓區的樞紐，專門負責屬地的基本公共服務并承擔黨群服務中心的工作；同時，作為街道的派出機構，它還具有協調社會組織服務和物業公司公寓管理的職能。本研究調研的“蓉西社區工作站”對口三個院落的青年公寓，轄區面積8.2平方公里，常年動態居住企業員工4.4萬人，他們都是跨國電子制造企業“星光廠”的職工，年齡分布在18~46歲，一線普工中農村戶口占90%以上。

2022年8月，本文第二作者以實習生身份進入運營青年活動中心的一家社會組織。該機構自2012年入駐園區，長期為產業工人提供心理輔導、休閑活動組織、職業技能提升和志愿隊伍培育等社會化服務，也時常協助社工站進入宿舍開展員工走訪。由于駐點時間長，社會組織在工人中廣為人知，我們的觀察、閑聊和訪談都能自然而順暢地開展；并且，因園區距城區較遠，社會組織的員工也住在青年公寓，這為我們深入觀察青年農民工的園區生活提供了理想視窗。在四個多月的實習期，第二作者參與了機構舉辦的常規節慶活動、青年社團活動、活動中心運營管理等日常工作，協助社工站開展黨團活動和普法、防詐等主題宣傳。在社團骨干和機構社工的幫助下，我們先后對33人進行了深度訪談，包括產業工人27人、機構駐點社工3人、社工站職員2人以及街道干事1人。調研形成近18萬字的觀察筆記和訪談記錄，為本文提供了翔實的一手材料。

四、在生產中塑造現代工人

對于進廠為工的青年農民工來說，成為工人不僅是其城市身份的標定，也意味著他們從觀念到行為、社會生活的一系列轉變。他們中的很多人中學畢業后便進城打工，或在職校讀書時就進廠實習，既無務農經歷，也無耕作情懷，到園區接受進廠培訓后就走上工位，因此工業生產的規訓與他們對現代化的實際感受幾乎同步產生。湯普森（Edward Thompson）指出，工業社會向成熟形態的轉型伴隨著對勞動慣習的深刻重構，包括建立新的規訓體系、塑造新的激勵機制以及重塑與上述機制相配的主體（Thompson，1967）。從工人對工廠勞動的反饋中，我們能看到工業生產中時間的程序化、空間的區域化和辦事的科層化（符平，2006）在行為模式、價值觀念和社會交往等方面對青年農民工的形塑，而介入園區的政府、群團組織等主體也經由多元參與的治理機制悄然影響著生產的政治。

（一）流水線上的行為規訓

在車間流水線的勞動是青年農民工進入現代化生產的起點，工業生產使勞動者“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馬克思、恩格斯，2009：145）。

首先，生產節奏訓練工人對工業時間的遵從。和其他大型制造企業一樣，為使產能最大化，星光廠的流水線有嚴格的操作規程，一旦進入工位，工人的生產節律必須與計劃高度一致。人配合機器讓行為標準化、純粹化，時間壓力造成的緊迫感成為幾乎所有人的肌肉記憶：“我覺得是我手太笨了，線上的節奏很快，一開始我還適應不過來。像這個你做壞了是要賠的……你要跟得上節奏做……但是就算適應了也惱火，很累又很無聊那種感覺”（HC普工）。流水線生產的精確性培養并強化了工人對時間的敏感，這一特質延伸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機構社工的評價即旁證：“他們的活動很好組織，你只要告訴他時間地點，他們自己會準時過來的……跟組織居民活動相比，他們比較守時”（DQR機構社工）。

其次，培訓和獎懲制度塑造秩序感。培訓是工人適應陌生生產環境的重要途徑，包括技能培訓及管理規章制度的學習。技能訓練和技術指導為工人生產行為的具體操作提供指導，規章制度則為保障安全生產而劃定行為邊界。“我們剛來時在深圳集中培訓了3個月，所以不用擔心在產線上不會做，培訓都會教的，就是為了讓你快點上手嘛。而且那個時候還有犯錯的機會”（HMY產線組長）。簡單直接且種類繁多的罰款條目固然受到工人諸多抱怨，但獎懲制度作為生產行為的指揮棒也得到一些年輕人認同，他們將其視為大企業規范生產的特征。曾在小企業或作坊上班的工人雖然懷念過去工場自由的活動空間，也承認在大廠車間的快節奏和高標準之下，人人都得守規矩才能避免混亂和無所適從。車間里無處不在的攝像頭為繁雜的獎懲措施提供了技術依據，但年輕人也并非一味被馴服，權益意識讓他們把電子監工轉化成維權工具，經常有人要求調監控向扣分罰款提出質疑。“現在年輕人不好管，有的人動不動就喊你調監控，（調出來）看到了他才不得開腔。但是調監控好多手續嘛”（LR產線組長）。

（二）生產中的人際關系

現代工業生產依靠制度而非情感來管理運行。工人像螺絲釘一樣遵照產線安排組合在一起，任務導向的協作難以產生密切的私人交往。除了配合機器，青年農民工還要學習適應“生產中的社會關系”，即與陌生人成為工作伙伴。

在橫向交往方面，工業理性主導的流水線生產客觀上增加了工人朋友圈的異質性。“工廠提供給工人的，不僅僅是機械操作的新方法，工廠還匯集著比工人們原來在鄉村里所見到的要多得多的人，這些人來自不同的地區，各有著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這就使得工人能在工廠里遇到許多跟自己想法和生活習性完全不同的人”（英格爾斯等，1985：112）。共同的勞動經歷是產生社交聯結的基礎，年輕人慣常的吐槽和自嘲為閑談及交友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上班也認識了一些人，社會交往不是只有同學和老鄉了……我們線長兇得很、經常罵人……我和她（工友）每天的快樂源泉就是一起吐槽線長（笑）。上班講得少，下班了繼續吐槽（笑）”（WDJ普工）。

在縱向關系方面，由于管理層級多且晉升序列不同，產線工人對科層制的認知大多停留在底層兩級。星光廠的管理隊伍從線長到總裁共12級，最低階的線長和組長兩級從普工中選拔，組長以上則只對技術人才開放。工人對高階管理層的晉升規則語焉不詳也不太關心，認為“當官的太遠了夠不著”（LL普工）。在低階序列中，升任線長、組長和技術提級須由本級主管推薦，積極的工人會多方尋求與直屬上司在生產和生活中的各種交流，“打好關系，方便以后推優”（ZLC普工）。而對于那些不愿與主管拉關系的普工，“標準面前一視同仁”所建構的樸素的平等感讓他們可以心安理得地專注于自己的活路。在他們看來，生產的標準化和獨立的質檢機制也壓縮了基層干部在勞動產出上對工人挑三揀四、厚此薄彼的空間。

每個產線都有線長，他們還是有一些權力，安排加班這些都是他們在弄……線長上面還有組長，組長上面課長、課長上面經理，一個管一個嘛……在這里第一個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每天按時上下班。第二呢就是要服從安排，在大環境、大公司里就不要想著搞點個性了。（WDJ普工）

在個體人際交往之外，近幾年車間開始出現工會和婦聯的身影，工人在生產中增加了與公共部門的接觸，并在其組織的活動中得到鍛煉公共表達能力的機會。比如工會設有線上線下職工意見收集渠道，意見得到采納還會有獎勵。群團出面、政府撐腰的這種與公權力的接觸豐富了勞動者對車間政治生態的體驗。“有工會。他們還放了意見箱或者二維碼（用于收集意見），你有啥子想法比如升級的點子都可以提，采納了就會給獎金鼓勵你繼續嘛”（SWP普工）。

（三）勞動增進自我效能感

英克爾斯、史密斯（1992：234）認為，現代工業擁有巨大的生產能力和科學技術設備，工人通過操縱機器完成了個人或手工業難以做到的事情，從而由生產獲得效能感。這一論斷雖指出勞動行為對工人心理的形塑作用，但只看到生產的維度未免過于樂觀。首先，站在結構和長期的視角，工人的自我效能感很難從異化的流水線培育而出，主要還是來自勞動結果。經濟自主是年輕人自我效能感的直接來源，上班掙錢是他們立足社會的起點。星光廠的普工工資由底薪、加班費、小時補貼和特殊津貼組成，2100元的底薪只能托底，掙錢主要靠加班，很多人主動申請每天干滿12小時，扣除鋪位費、水電和上網費用，每月到手能有四五千元。把錢用到自己想花的地方是青年農民工上班的動力，領到工資就去聚餐、逛街、看電影和近郊游成了每個月最有盼頭的事。而對給老家寄錢的人來說，匯款就是他們的面子和底氣。

啥子最重要？肯定是收入嘛！工資高的人都要神氣點，有底氣。你看廠里那些工資高的，要么是A級，要么就是加班兇的。像國慶放假，不回家的都希望排得到加班，三倍工資嘛！（LYZ普工）

其次，大廠經歷本身構成工人自我效能感的一部分。一方面，在國家級產業園區，政府重視企業規范經營，工廠從無拖欠工資和不交社保等違規操作，讓工人心里踏實；另一方面，大廠的聲譽被工人視為對自身能力的背書，職級晉升就是成就。星光廠有一套精密的等級制度，行政級別和技術級別雙軌并行，技術晉級不僅帶來薪酬提升，還與工人可選任的行政職級掛鉤。不同級別的員工在住宿、加班、培訓等福利待遇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吸引年輕人“想往上走”。當然，隨著星光廠近年的用工制度改革，大專學歷以下的工人很難再有進入干部序列的身份躍遷機會，他們逐漸固化在線長和組長層級，從晉升獲得的自我效能感慢慢讓位于對收入和工作穩定的看重。

這兒怎么說都算得上大企業了嘛，人家該給我們買的保險還是買的……這些年提供了那么多就業崗位，還是有社會責任感的……我家那邊的人都想來，想著穩定點嘛。（ZMY線長）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產業工人技能形成和職業發展的高度重視，由工廠和園區組織的技能培訓、職業競賽和工匠培育活動增多，車間中精研技術、推崇能力的氣氛正在形成，技能提升開始在部分青年工人心中埋下職業發展的種子。我們在四川另一個大型產業園區看到，地方工會聯合企業工會為園區每個工種都策劃了技能比賽，賽事榮譽極大地調動了員工參賽、企業辦賽的積極性。

五、在生活中培育城市公民

產業園區提供工人居住的青年公寓是很多地方招商引資的配套條件，園區治理不僅要服務企業、保障生產，還要組織、管理和服務工人。當前很多園區宿舍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物業管理，駐區企業以聯辦活動、分享資源、技術服務等方式參與社區工作，過去宿舍勞動體制因政府和多元主體的介入向和諧勞資關系、培育新市民的方向轉變。那些具體到宿舍生活、社團活動、公共參與的日常實踐在行為、觀念和社會交往等方面持續發揮作用，構成了青年農民工勞動價值和生活意義的實在面向，園區生活為產業工人生活領域的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一）高流動性下的宿舍生活

對民國工人宿舍的研究發現，在支持性環境條件下，宿舍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文明教化空間，不僅是承載小群體的情感共同體，還是工人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場域（洪尼格，2011；楊可，2016；司文晶、宣朝慶，2019）。時過境遷，當前產業園區的工人因企業用工短工化而呈現更高的流動性，舊時親密的室友關系在今天難以存續：不但員工自身更換工作頻繁，宿舍隨時都有人入住、有人離開，而且由于生產兩班倒，室友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休息，生活缺乏交集。可以說，與最熟悉的陌生人共居一室變成宿舍人際關系的常態，這向居住其中的每個人都提出了社交挑戰。星光廠普工宿舍是八人間，面積在15~20平方米，每人一個儲物柜和椅子，大家共用兩張桌子、兩間簡易淋浴間和一個洗手臺。宿舍鋪位是入職時隨機分派，遇到產線調整還會調換住宿以配合生產，因此工人就算住在一起也難以相熟相知。有的工人三年換了五批室友，有的宿舍八人中只有兩三個人互相認識，這樣高的流動率使得工人對于宿舍及室友的態度都比較淡漠。

宿舍里大家就互相尊重嘛，管好自己就行了，你要說和誰交心，也沒那個必要，說不定第二天人家就收拾行李走了。像我們宿舍，就一直換人，流動很大。都是打工人，來搞錢的又不是來交朋友的。（LR組長）

在社工站對企業的問需走訪中，工人因宿舍糾紛導致生產受到影響被多次提及，成為企業人事部門的難題，主要原因是白班夜班作息干擾、公私邊界不清，工人年輕氣盛，容易起沖突。社工站聯合物業宿管、企業人事和社會組織幾方會商，先是調整宿舍巡查制度，企業查寢時有社工或宿管同行，避免勞資對立；再是改進床位管理，允許工人調換鋪位與熟人同寢；隨后推動各寢室訂立文明公約，倡導宿舍自治。社工站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青年人對規則的敏感性和接受程度高于重人情、講情面的年長工人，加上親自參與了規則制定，青年工人的主體意識得到激活。一些工人在面臨宿舍糾紛時邀請物管、社工站等第三方參與調解，還有工人通過申訴程序要求將破壞規則的人調離寢室。青年一代的秩序感、權利意識在宿舍這個小型自治空間得到鼓勵和支持。

有兩個會晚歸，經常12點多了還大聲打電話，我們也是忍了很久。后來我采取的是很正規的方法，我寫了我們宿舍的聯名信，宿管來了，讓她第二天離開我們宿舍。她很生氣，一直和我吵，不過問題倒是解決了，后來我們宿舍幾個都很佩服我。（HC普工）

在樓層管理方面，為了調動治理的內生動力建設共治隊伍，街道和社工站借鑒居民自治的架構，在青年公寓建立“社工站—樓棟長—樓層長—寢室長”共治體系。相較于車間工作的單調枯燥，樓層管理因要面對形形色色的工人并應對各種突發情況而頗具挑戰。一方面，樓層長要上傳下達溝通工人和社區，這促使他們的社交網絡拓展、人際交往能力提升、信息渠道也更加多元。另一方面，樓層長被要求有工作記錄，歸納整理信息并及時歸檔成為不少工人的新增技能。我們旁聽過一次樓層長會議，會議由社工站主持，樓層長人手一張工作記錄表，每個人都準備了發言材料逐一匯報近期走訪排查情況。參與樓層管理讓很多人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公共生活治理，不僅工余時間忙碌起來，其公共意識和參與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一些樓層長笑稱這是他們的“第二份職業”。

在這里過得很充實，我在老家只是做家務，在這里真的學到很多。我們樓層長一個月要開一次會，有時候還要上臺講話。我之前講話都打結的，后來鍛煉多了就有膽量上臺了。有次老家有人結婚，沒有人敢上臺講話，我就不怕。我以前鼠標都不會點，后來慢慢學會了用電腦。（HMY樓層長）

（二）社團活動中的多維成長

社會交往對促進農民工心理健康、社會參與和城市融入的積極作用在很多研究中都得到驗證（李東平等，2018；盧沖、伍薆霖，2019；周迎楠、王俊秀，2022），青年一代還存在偏好同輩交往、習慣網絡社交、樂于展現自我的交際特點（周大鳴，2021；張笑寒、李金萍，2022；鄧希泉、郭元凱，2024）。產業園區宿舍成員流動率高不利于青年農民工發展持續的友誼，青年活動中心的興趣社團轉而成為他們交友、共情和組織的主要陣地。社團中的興趣行為輕松愉快，人際關系扁平單純，年輕人很容易在這里找到脾性相投的朋友。相較于網絡交友真假難辨、親戚和同學“遠水解不了近渴”，社團伙伴成為產業園區青年農民工閑暇交往的主要對象。

首先，社團擴大了青年農民工的日常交際圈。青年公寓每個院落都有社會組織運營青年活動中心，服務指標的主要內容就是對孵化培育社團數量、開展活動場次、到場人次等進行約定。社團是典型的趣緣群體，只要感興趣即可加入，非常符合青年人來去自由的社交心態，不少工人參加社團后“朋友變多了”，“不會一直待在宿舍了”。下了班到活動中心休閑、交友、搞活動已成為園區青年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截至目前，我們調研所在的院落已成立書法、攝影、街舞等興趣社團六支，成員近400人，全年到場參加活動的工人逾2萬人次。

我們幾個是在社團認識的，平時都一起出去耍，不上班就約到一起去爬山，他們喜歡整這些戶外活動，我就跟他們一起。（YS組長）

其次，社團運行鍛煉工人的自組織能力。在社會組織的指導和陪伴下，青年社團采取了像居民自組織一樣的自主服務模式：成員自擬規則開展活動，諸如定期招新、項目策劃、活動報備和場地協調等都由社團自行與有關各方接洽。盡管社團是以興趣相聚的松散組織，但年輕人十分看重團體規則，尤其反感隨便爽約、無故缺席。他們認為自己的規則是有人情味的，能保證大家“心往一處使，不會太隨便”。在社團中，他們體驗著與車間截然不同的組織化生活。

最后，參與社團活動帶來多重收獲。其一是社交能力提升。社團活動不僅為有共同興趣愛好的青年人切磋技藝提供了機會，團體內部老帶新、對外與社工站和社會組織的溝通協調還鍛煉了社員與各類人群打交道的能力。其二是增進青年人的自信。社區組織外出參賽對社員是極大的激勵，代表社區亮相、獲得獎勵成為很多人的高光時刻。書法社的小譚說：“出去比賽很有成就感，獲獎了都更有堅持的動力了，就想做得更好！”在多家企業員工混居的院落，工人通過趣緣社團形成跨廠社交，信息互通還便利了一些人就地換廠打工。

（三）社區參與培育公共生活

現代人是積極投身各種社會事務和活動的參與性公民（英克爾斯、史密斯，1992）。有學者注意到日常生活實踐對公民身份的建構與再生產作用，提出在日常可感的層面，公民身份實踐需關注個體與社區的聯系，重視個體的權利表達和責任擔當（張金慶、冷向明，2015；王小章、馮婷，2017；徐延輝、史敏，2020）。政府和社會力量的介入讓園區工人在獲得公共服務的同時也能參與公共生活，與各類個體、不同組織和更大的社會環境的連接對青年農民工在社會領域的現代化起到了獨特的培育、推動作用。

首先，社區組織的集體活動豐富了青年農民工的城市感知。新生代農民工是“生在農村、長在城市”的一代，城市生活本身就是其進城務工的目的。青年一代已不滿足于逛街、聚餐、看電影等常規活動，而是渴望更加充分地融入城市多樣的現代生活。于是，園區組織的環湖跑、綠道行、社團路演等集體活動受到熱捧，經常在開始報名不久之后就滿員。對工人們來說，這類活動不僅是難得的放松機會，更讓他們從工廠走進更加廣闊豐富的城市情景：他們和市民一起在綠道騎游，代表社區登臺競演，一邊露營一邊宣傳環保……這些都是工人在廠房、園區和過去難以想象的場景。當青年農民工的活動空間從車間、宿舍走向社區和更廣大的城市區域，觀念和行為的城市化、現代化便潛移默化地發生。

這種外出的活動工人最喜歡，每次報名的人最多，他們還是不想一直待在廠區，想出去多走走……這種活動我們也是盡力開展，有就先報上去。（DQR社會組織員工）

其次，黨團活動重建了青年工人的政治生活。青年農民工結束校園生活后基本不再有組織化的政治生活，而社工站集成的黨團組織陣地建設填補了這一空白。社工站構建的“產業社區大黨建格局”推動了園區跨廠跨區聯動，為企業融入社區共治搭建平臺。企業與社工站、地方群團、社會組織聯合舉辦黨團生活、文體活動和技能培訓，這既強化了組織對企業和工人的政治引領，又促進了勞資對話，有利于形成工人的單位歸屬感。通過民主生活會、黨員亮身份等活動，普工經常與管理層、物業管理以及社區黨員同桌議事，政治生活增強了青年工人的屬地認同，一些工人表示“入了黨好像離社區這個整體更近了一樣”。

我這輩子就從沒想過會入黨（笑），感覺自己文化水平也不高，就（20）18年還是（20）19年的時候社區有發展黨員的那個表，我問我能不能填，他們說可以，我就填了……入黨就感覺多了一份責任，因為黨員做什么都要上前的，你有了這個身份就要多做一些事情。（HMY黨員）

再次，志愿服務發展了青年人的公共精神。培育志愿者隊伍、開展志愿服務是社工站的常規工作，每個月社工站都會聯合企業、群團與社會組織一起策劃不同主題的志愿活動，有的活動在園區開展，有的活動則是到園區外提供服務。對青年農民工來說，為陌生人服務是新鮮刺激的挑戰，他們通過志愿活動獲得了真實、積極的主體感受，志愿行為提升了他們對城市文明風尚的認知。公益活動是檢驗公民處理自我利益與公共利益的良好中介（戚萬學，2017），志愿服務讓青年農民工體會到環保、濟困、助殘和維持秩序等公共關懷的價值，引導他們將視線從自身投向外部，注意到其他人的社會需求，其社會活動的內容也從拓展個體休閑方式發展為實現公共價值。

以前我們這種農民工都是別個來給我們服務。現在我們也去給他們做志愿服務。上次那個路口維持秩序的，還有（地鐵）二號線那個活動，我看全是我們去的嘛，你會有一種走出來做貢獻的感覺！（ZLC志愿者骨干）

六、產業園區工業教育的局限

如果說民國時期工人宿舍的治理特征是“企業主導、政府支持”，20世紀90年代“珠三角”的宿舍勞動體制是“企業管控、政府缺場”，那么當前產業園區的青年公寓開始呈現“政府主導、企業配合”的治理特征。各地政府無論是出于人群服務還是屬地維穩的目的，在產業園區設立工作陣地、為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化服務已成為城市治理的常見做法。我們看到，政府的在場對于企業管控權力的展演有一定的制衡，青年農民工的社會生活被多元主體以各種方式組織起來，一些有利于青年發展、改善勞資關系的支持性資源進入，勞動者再生產領域的社會化和現代化獲得支持，這是多元共建園區相較于宿舍勞動體制明顯的差異。于是，產業園區的現代工業教育分化成兩個部分：企業組織生產活動和政府引導社會生活。從青年農民工的角度來看，上述勞工教化機制表現為“生產訓練現代工人、生活培育城市公民”的雙向作用。通覽產業園區的工業教育，我們既肯定它對于促進青年農民工的現代化轉型有正向效果，又須注意它發生作用的條件和限制。

第一是作用人群的局限。首先，當前園區的宿舍制度不適合拖家帶口的工人。為方便管理，避免異性交往引起的情感矛盾、早婚早孕等問題，園區青年公寓普遍實行男女分開的門禁制度，工人不能進入異性樓棟，更不得留宿和混居。園區設有少量夫妻房供管理干部使用，普工沒有這項待遇。于是，能夠安于宿舍生活的主要是單身青年，若因戀愛、結婚想要與伴侶同居，只能外出租房。其次，園區發生的生活教化難以觸達派遣工群體。隨著行業競爭加劇，企業為降本增效大量引入彈性用工。派遣工的工作周期通常在1—3個月，工資比正式工略高，可以入住青年公寓但不享有其他福利待遇，訂單結束就回到勞務公司等待下一次派遣。鑒于流動是工作的底色，派遣工基本沒有在此交朋結友的動力，參加社區活動的意愿很低。對他們來說，成都廠區只是暫時停留的一站，任務完成他們就會收拾行李奔赴下一個生產車間。

第二是工人職業發展的限制。當前，市場環境的急劇變化促使企業用工日趨謹慎，正式工隊伍的工人身份日益固化，從工人到干部的轉型越來越取決于學歷證書，過去靠“熬資歷”晉級的路徑已很難實現。用工身份不僅決定了勞動者在企業中獲得的全部待遇，而且直接影響工人的勞動信念。工作前景黯淡、升遷受限必然阻礙青年農民工職業發展觀的形成，動搖他們的工作信心。因此，雖然許多產業園區都有意為工人提供繼續教育以助其長期發展，但由于工人流動性過高，那些學歷提升、技能培訓等長期項目往往應者寥寥、無疾而終。

第三是飛地的融入尷尬。產業園區本就是城市空間隔離的產物，一般建在地價便宜的城郊，廠房與宿舍分區而建，生產車間規模龐大，工人宿舍樓棟林立，以服務數萬人計。由于地處偏遠形同飛地，園區內配套能保證工人的基本生活“過得去”，卻無法滿足他們多樣化、個性化的“過得好”的發展性需求，在空間上典型地表現為“園區內人員密集、園區外路廣人稀”。這樣的產業園區就好像青年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島嶼，雖位于都市中，卻懸浮于市民生活外，工人參與不到城市日常的人間煙火，也很難與本地居民形成長期交集。若不破除飛地困境，園區工人組織化的社會生活始終只能是局部和表面的城市體驗，對于推動青年農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有限。

七、結論

2024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其中第二十四條專文提及“把農民工培養成高素質現代產業工人”。產業園區作為培育、實現新質生產力的主陣地責無旁貸。本文立足現代產業園區的治理實踐，重啟工業教育的視角分析現代生產對人的改變。研究認為，政府等多元主體在場的產業園區正在成為一種新的城市基層治理單元。通過生產與生活的雙向作用，產業園區對青年農民工為主體的產業工人形成“生產訓練現代工人、生活培育城市公民”的影響。在生產領域，園區的現代化大型生產訓練了勞動者對工業時間、生產空間及工廠規范的遵從，促使其學習適應與陌生人建立同事關系，并在大企業復雜的科層體系中確定自己的位置。在生活領域，政府牽頭下社區、社團、物業和社會組織介入勞動者業余時間的組織安排，通過宿舍自治、社團活動和志愿服務為他們提供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使其有可能實現生活方式的現代化。工業教育的分析視角為我們解析青年農民工的現代化經歷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尤其勞動力再生產領域的公共性啟蒙對于青年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與市民化意義重大。

相較于過去的宿舍勞動體制，當前產業園區有政府在場，通過多元協同的治理邏輯導入多主體的資源和力量，依托有組織的社會生活實施工人教化，讓青年農民工與城市產生更豐富的連接。可以說，產業園區的治理意圖是給產業工人提供支持性的條件，營造勞資兩利的合作氛圍。當然，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在住宿與工作綁定、居住配合生產的性質上，產業園區的宿舍制度與傳統的宿舍勞動體制一脈相承。從其適用對象看，產業園區仍然延續了資本對農民工勞動力的拆分使用方式，主要服務于單身青年，對農民工希望結伴或有家庭生活的需求回應不足。因此，政府應持續發力，消除拆分式勞動用工的制度設置，加大住房、教育、養老、醫療等集體性消費資料的投入（石智雷等，2022），以滿足農民工及其家庭的社會再生產需求。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是整個社會的系統工程，新質生產力所需要的高素質勞動者絕非只需要提升生產能力和技術，還需要促進身心健康、職業發展、家庭和諧等，而實現這些目標需要各類主體以社會化的機制共同參與培育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