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俊龍

“有兩種人，一種是夸夸其談，這是主觀主義的胡說。另一種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顧及時間、地點與條件，這是唯物的辯證的革命觀。劉少奇、李鐵夫還有許多同志是后者的代表。”這是1937年5月17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對作為中共河北省委委員和天津市委書記、白區工作代表李鐵夫工作的肯定，也是對這位國際共產主義者的高度贊揚。不幸的是，由于李鐵夫突患傷寒，醫治無效，于1937年7月10日病逝，終年36歲。

“假戲真做”的革命夫妻

接到從延安傳遞來的李鐵夫病危消息時，張秀巖心里想，身體一直不好的丈夫李鐵夫真的需要好好調養一段時間了。從天津到延安，中間需要穿過重重封鎖區，好在有地下交通線，張秀巖很快趕到西安。在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的幫助下，張秀巖搭上了一輛去延安拉貨的卡車。但不湊巧的是，連續幾天下大雨，本來就崎嶇不平的道路更加泥濘，卡車時走時停，有時還要把陷在泥坑里的車輪想方設法鼓搗出來。等到張秀巖趕到延安時，李鐵夫已經在3天前下葬了。

淚水打濕了張秀巖糊滿了泥污的衣服，心愛的丈夫、親愛的同志，已經與自己陰陽兩隔。張秀巖想起兩個月前(1937年5月)，李鐵夫作為中共河北省委委員和天津市委書記、白區工作代表，要去延安參加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北方局領導人劉少奇、彭真，天津市委副書記劉瀾濤、組織部長李啟華都要先后赴延安參加這次會議。出發前，北方局領導人劉少奇對她說：“你要去，一塊去也行。”本來，張秀巖也曾打算和丈夫一起去，這樣可以照顧他的身體，同時還可以像平時那樣幫丈夫做些輔助工作，但是，這時天津市委只剩下她和年輕的姚依林等少數幾個同志，如果她走了，這邊的工作怎么辦？最終，張秀巖沒有去延安，而是選擇留下來在市委堅守崗位。如果當初她與他同來，雖然不一定能挽回他的生命，至少可以和他多相處一段時間。但是，李鐵夫說過：“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那就是盡早實現共產主義。”即使當初她要與他一起前往延安，他也不一定會同意。這就像她和他這幾年來的生活，表面上是她在外張羅，實際上是以他為主導。

◆李鐵夫和張秀巖1936年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時合影。

1934年初，黨組織派剛恢復黨籍的李鐵夫化裝到天津工作。他先棲身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附近的26號路（今開封道)沿街3號的吳硯農家中，后來按照黨的要求，張秀巖與李鐵夫這對青年男女，開始“住機關”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根據革命斗爭的需要，最好的掩護是男女革命者假裝組建成一個家庭，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這就是“住機關”的別稱。張秀巖是一位堅定的革命者，她在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有著豐富的地下斗爭經歷，曾與郭隆真等革命者一起工作過，這次從北平調到中共天津市委機關工作，任天津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組織上為給李鐵夫來天津開展工作做了巧妙安排，讓李鐵夫對外自稱是來自福建的“老楊”，張秀巖則是以南開中學教員身份，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樓附近的朱家胡同（今解放北路和曲阜道交口處）一家裁縫鋪樓上租房，假扮成夫妻住了下來。“老楊”身材瘦削，戴著眼鏡，長相斯文，很少開口說話。倒是“老楊”的“妻子”賢惠溫柔，溫婉大氣，總是面帶微笑。這對“夫妻”給大家的印象十分恩愛，形影不離，進出總是手挽著手。教員“妻子”上街買菜，暗中傳遞很少出門的“丈夫”與地下黨的書信。而且，這對“夫妻”總有很多不一樣的朋友來家中做客，那是地下黨的同志以走親訪友的名義開會、交流與學習。在生活中，他們是彼此相互尊重的同志。李鐵夫耐心地教張秀巖日文、英文，張秀巖為李鐵夫準備寫作素材，并且負責料理兩個人的生活。

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張秀巖這位出身大家族的大齡未婚女青年，慢慢對遠離故土來中國革命的朝鮮青年李鐵夫由尊重產生愛情。李鐵夫身體不太好，張秀巖悉心照顧；張秀巖生病，李鐵夫憑著曾經在日學習過的醫學知識，為她查藥典找藥方。兩顆同樣為革命事業忘我奮斗的心漸漸靠攏。在黨組織批準下，他們終于結婚，成為真正的夫妻。

◆張秀巖

兩人結婚之后，張秀巖在北寧鐵路寧園圖書館謀了一份差事，每月收入二三十元。李鐵夫沒有公開的社會職業，沒有經濟收入。他們的生活全靠張秀巖微薄的薪金維持，經常是粗茶淡飯。雖然自己省吃儉用，但他們將收入的大部分用于開展黨的活動，有時還要支援更困難的同志。在艱苦的地下活動中，這對對革命事業充滿必勝信心的夫妻，無微不至地關心、照顧像自己一樣的革命者。從敵人的監獄營救出來的同志，往往是一無所有。李鐵夫曾經將自己僅有的一件大衣送去當鋪換錢，幫出獄的同志買衣服穿。沒有了大衣的李鐵夫，冬天外出，只好只穿棉袍。盡管如此，這對革命夫妻仍然抱著革命樂觀主義態度，積極組織大家一起學習《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在他們的影響下，很多有志青年被發展成為革命骨干，張秀巖的幾個侄子、侄女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殊途同歸的革命志士

李鐵夫原名韓偉鍵，因為革命斗爭需要，化名金元鎬、胡國明、韓國李、云崗等，1901年出生在朝鮮咸鏡南道洪原的一個農民家庭。日寇將朝鮮強占并改名“大韓帝國”，使無數像李鐵夫一樣激情澎湃的朝鮮青少年積極投入到抗日斗爭的洪流中，立志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轟轟烈烈的“三一”獨立運動，１8歲的李鐵夫不但是參加者，更是領導者。在朝鮮全國反日大示威的群眾游行集會現場，李鐵夫作為朝鮮學生獨立運動總指揮部的負責人之一，站在數以萬計渴望復國的群眾面前，慷慨激昂地宣讀了由代表們聯合署名的《獨立宣言》。日本憲兵包圍過來，戴著眼鏡、面目清癯的李鐵夫在人們的掩護下逃走。日本警察署對這位義無反顧的學生領袖恨之入骨，四處通緝他。留在國內無法生存，李鐵夫只好輾轉流亡到中國。

1919年４月，李鐵夫到達上海，在《新大韓新聞社》找到一份編輯工作。當時，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李鐵夫與中朝革命志士們共同戰斗。為了能夠學到更多抗日救國真理，1920年，李鐵夫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學。他先后在京都帝國大學醫科和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研讀了許多馬列主義著作。四年后學有所成，李鐵夫重返朝鮮，以《東亞日報》《朝鮮日報》記者、編輯的身份為掩護，從事創建朝鮮共產黨的活動。李鐵夫是最早加入朝鮮馬列主義同盟的共產黨員之一。1926年春天，在朝鮮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鐵夫被選為朝鮮共產黨中央委員。隨著斗爭的日益殘酷，朝共遭到重大破壞，李鐵夫再次遭到通緝。經共產國際介紹，他再度流亡中國，繼續從事革命工作。1926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李鐵夫

1931年，李鐵夫接受中共的指派，赴北平工作，出任黨的外圍組織——北平反帝國主義大同盟黨團書記，從此開始了在中共地方重要領導崗位上長達6年的曲折任職經歷。1932年9月，李鐵夫先后擔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1933年，中共河北省委機關遭到破壞。5月18日，李鐵夫在北平秘密出席反帝大同盟黨團會議時，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押往南京監獄。同年7月15日，經黨組織和朝鮮同志營救，李鐵夫獲得保釋出獄。

20世紀30年代初期，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對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北方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很多同志被捕犧牲，共產黨在白區的力量被迅速削弱。具有較高理論水平和豐富斗爭經驗的李鐵夫痛心疾首，不甘忍受黨的事業繼續遭受巨大損失，更不忍心看著與自己并肩戰斗的同志接二連三犧牲。本著對黨高度負責的態度，1933年10月至1934年2月，李鐵夫先后寫了《關于黨內問題的幾個意見》《關于官僚主義的嚴重性》《“左”傾機會主義的反動性》等文章和意見書，對河北省委工作中“左”傾盲動行為提出尖銳的批評。

李鐵夫的這些文章在黨內傳閱，得到黨內許多同志的支持，但臨時中央內“左”傾路線勢頭正猛，李鐵夫的意見被推行者們極力反對，而且被批為右傾取消主義的“鐵夫路線”。因為張秀巖支持李鐵夫的意見，也一起被取消了黨內工作并被切斷同黨組織的聯系。受到這個視黨的事業為生命的處理決定，李鐵夫和張秀巖思想壓力極大。經過反復思考，他們認為自己的想法有益于黨、有益于廣大人民，因此他們并未消沉，而是相互鼓勵、相互支持。李鐵夫書寫了“仰望光明”四個字作為座右銘，堅信共產主義事業必勝。夫婦二人心懷赤誠，仍然一如既往滿懷熱情，繼續為黨工作，時刻等待著黨組織的召喚。

擔任中共早期黨的領導職務

吉鴻昌、南漢宸等是中共秘密黨員，他們根據上級黨組織指示，于1934年5月，在天津組建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對國民黨中的抗日反蔣勢力開展統戰工作。為揭穿蔣介石政府的反動宣傳，為愛國人士宣講革命真理、給革命群眾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推動天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李鐵夫不計個人得失，積極投身其中，為吉鴻昌組織的愛國人士培訓班上課。隨著革命如火如荼進行，在嚴寒的冬天，李鐵夫、張秀巖冒著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的危險，深入到工人、學生和廣大市民中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李鐵夫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張秀巖從拮據的生活費中擠出錢來，幫助創辦革命刊物，開展黨的宣傳活動。他們創辦的《華北烽火》《天津婦女》《民眾抗日救國報》等進步報刊，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力地推動了天津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著名的一二·九運動爆發后，李鐵夫、張秀巖參與發起組織“一二·一八”抗日救國示威游行。他們身先士卒，帶頭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面，與愛國青年手挽手、肩并肩，迎著反動當局的刀槍棍棒，振臂高呼抗日口號，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道理。

李鐵夫不但具有高深的理論知識，而且具備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他時常對外出的張秀巖說：“我們要保持和群眾打成一片，才能得到他們的幫助。”有一次，張秀巖去一家紗廠開會，突然遭到警察搜捕。女工們馬上帶著她到更衣室，換上工服后從容離開。李鐵夫感慨地說：“只要我們和群眾在一起，心里想著為他們辦事，什么事都好辦。”正是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李鐵夫夫婦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

九一八事變后，北方黨組織的某些負責人不顧困難處境，一味要求采取正面斗爭行動，公開搞“飛行集會”，盲目發動了一系列武裝暴動，致使黨組織和群眾斗爭屢被破壞，很多黨員被捕犧牲，損失嚴重。

李鐵夫對此深感痛心。他堅守黨在白區的工作紀律，堅持黨的原則。他從黨的利益出發，秉筆直書，在冷靜思索的基礎上對局勢進行了客觀估計和分析。這期間李鐵夫連續8次上書中共河北臨時省委，要求改變斗爭策略，他的意見得到河北臨時省委部分領導成員的贊同，尤其是得到省委書記孟用潛的支持。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規模的抗日民主運動重新高漲。為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陜北子長縣瓦窯堡召開了重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華北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問題，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這次會議，是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史稱“瓦窯堡會議”。

◆瓦窯堡會議會址。

為了向全黨、全軍全面解釋宣傳瓦窯堡會議精神，劉少奇在1936年春受中央委派來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他到任后，著手肅清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確立了黨的正確路線。充分肯定了李鐵夫的意見和他在惡劣環境下所從事的工作，從而恢復了李鐵夫的黨組織關系，并任命李鐵夫為河北省委委員兼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同時任命張秀巖為市委副秘書長兼天津市委婦女部長。從此，所謂的反“鐵夫路線”的斗爭也基本得到遏制，李鐵夫、張秀巖夫婦擔負起天津黨的領導工作。

李鐵夫主持天津市委工作后，充分發揮組織優勢，發展黨員和基層支部工作，不斷培植革命力量，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開創了黨在天津工作的新局面。在工人群眾中，在社會最底層發展黨的組織，這是李鐵夫在白區工作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為了開展工人運動，除了在一些工廠企業中建立基層組織外，還在工人較多的塘沽建立了黨的區委。市委還組織廣大群眾有效地反對日貨走私。李鐵夫幫助法商學院、南開大學籌建起黨支部，還建起“民眾救國會”“工人救國會”“農民救國會”。由于李鐵夫深入群眾，工作抓得緊，天津黨和民先組織都有明顯的發展。到1936年底，黨員由不足10人發展到400余人，民先隊員達700人。為了加強全市的學生工作，市委還專門成立了學生區委會。天津的抗日救亡運動又呈現蓬勃發展的良好勢態。

英年早逝浩氣長存

1937年春，黨組織派李鐵夫到延安參加黨的白區工作會議。本來同時安排張秀巖一同前往，但張秀巖考慮到天津黨的工作正處于恢復和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時刻，便謝絕了組織上的安排，堅持留在天津繼續工作。不料，這次分離竟成了這對革命夫妻的永別。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在延安大禮堂召開，張聞天、劉少奇主持會議。李鐵夫進行了兩次發言，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受到代表的高度評價。在會上，毛澤東對于李鐵夫反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給予了充分肯定：“華北黨對于臨時中央的冒險路線曾有過尖銳的反對意見，其領袖是李鐵夫同志。”毛澤東會見了李鐵夫，在與他促膝談心時，為他和張秀巖等人“受了打擊，受了冤屈”而鳴不平。在這次會議上，黨中央徹底結束了王明在白區工作中的“左”傾教條主義統治，明確了李鐵夫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李鐵夫并沒有因為毛澤東的表揚而驕傲起來，而是對白區來的同志說：“我們在白區，學習條件很困難。現在來到延安，等于回到了家，要好好學習，把頭腦武裝起來，好給勞動人民多做點事。”

由于李鐵夫患上了嚴重的肺病，黨中央決定他暫時不去河北省委任職，而是留在陜甘寧西北局工作，邊工作邊治療。

◆李鐵夫逝世后，戰友及其親屬寫的紀念文章手稿。

在李鐵夫病重期間，黨中央給張秀巖發來緊急電報。張秀巖日夜兼程趕到延安時，李鐵夫已被安葬在清涼山上，張秀巖未能見上丈夫最后一面。但她知道對丈夫最好的祭奠，就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業。張秀巖一直堅持奮斗在革命事業前線，直到1968年去世。

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黨中央對李鐵夫反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意見作了實事求是的結論，肯定他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中共中央指出，1934年河北省委領導的反“鐵夫路線”的斗爭，是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在組織問題上、干部政策上的表現。至此，李鐵夫的問題終于得到圓滿解決。在七大期間，黨中央還專門為他重新立碑并書寫了碑文，石碑的正面鐫刻著：朝鮮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朝鮮共產黨中央委員，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李鐵夫同志之墓。落款是中共中央辦公廳。黨中央為他召開了追悼大會，《新中華報》刊登了他的傳略。李鐵夫的遺體安葬在延安的清涼山上，他的生平收錄在新版《辭海》中。

李鐵夫是朝鮮革命者，卻在中共早期黨組織中擔任很高的領導職務；他立志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并將寶貴的生命奉獻給華夏大地；他堅持真理，書寫正氣良知，即便身陷囹圄仍矢志不渝地與信仰同行；他服從組織安排，以赤子情懷與張秀巖假扮夫妻，終結伴侶，成為革命隊伍里為數不多的“跨國婚姻”；他以特立獨行的姿態和無比絢麗的音符，奏響了一曲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之歌。

2014年9月底，李鐵夫墓碑開始遷建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園墻外烈士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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