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5 月 8 日，在第 54 屆圣加侖研討會上，新加坡副總理王瑞杰就 “全球權力格局變遷中的商業活動”的話題進行了對談。

以下內容為新加坡眼根據英文資料翻譯整理：

主持人（巴納比?斯金納，《新蘇黎世報》副主編）：在我左邊這位是新加坡副總理王瑞杰。他在設計世界上最具前瞻性的經濟戰略之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數字貿易、戰略中立性和經濟靈活性方面的觀點可能是全球最受關注的觀點之一。

在他旁邊的是西門子首席執行官羅蘭?布施。他領導著歐洲最具標志性的工業巨頭之一，深度參與自動化、基礎設施、數字技術領域，并在構建不確定世界中具有韌性和技術驅動的供應鏈方面發揮作用。感謝您的參與。

接下來是來自瑞士的薩賓?凱勒 - 布塞：瑞士聯合銀行（UBS）瑞士區總裁。她處于為世界上一些最具影響力的企業投資者進行金融決策的前沿，并就資本如何因去風險化、脫碳以及向數字化轉型而轉移提供深刻見解。感謝您。

最后是來自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白崇恩教授，他是中國經濟改革和全球貿易法的杰出思想家，他對全球化如何從東方演變提出了細致入微的觀點。也感謝您的參與。

現在我向你們所有人提一個問題來開啟討論 —— 全球權力結構正在迅速變化，你們的組織或國家如何調整其核心戰略，以便在這個新興的全球格局中保持競爭力和韌性？誰想先開始？

副總理王瑞杰：嗯，也許因為我離您最近，我先來。我想剛才卡琳主席談到了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如果我把這些重大變化總結為五個 “D”。第一個是去全球化，或者確切地說是全球供應鏈的碎片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緣政治風險驅動的。第二，是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人口結構變化。第三是數字化，而人口結構變化也會帶來競爭優勢的變化。數字化的發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們必須思考：老一代的人能否適應全球化，還是說新一代的人需要具備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能？第四，是我們必須應對的債務大山。最后，脫碳 —— 我們需要繼續推進脫碳進程。所有這些力量匯聚在一起，正在產生巨大的動蕩。

但我想說，在所有這些變化中，最大的變化是美國正在退出其全球領導地位。這意味著世界其他國家 —— 我們所有人 —— 都必須站出來。美國約占全球貿易的 20% ，其余 80% 的世界貿易必須共同努力，重建新的世界秩序、新的供應鏈體系，以確保韌性，確保為世界帶來諸多益處的勞動分工能夠持續下去。問題是，我們必須做些什么？

首先，我認為為了維持全球化和全球勞動分工，關于比較優勢以及生產更多羊毛還是更多葡萄酒的理論，已經跟不上變化的速度。我們需要始終不斷建立新的競爭優勢。我們不能采取靜態的觀點，而是需要動態地看待競爭優勢如何變化。

當我們進行貿易時，我們的合作伙伴不想總是重復做同樣的事情，因為他們也希望自己的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期望中國繼續為世界生產廉價產品是不現實的。中國已經經歷了結構性變革。結構性政策是最艱難的，但我認為鄧小平對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發生重大變革的開端，這使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

而且不僅僅是中國。看看亞洲其他地區，首先是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 —— 我們都接受了全球化。我們努力發展，提升了價值鏈，并為世界做出了貢獻，我認為世界也因此變得更好。所以問題是，我們如何維持這種變化？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在自己的經濟中進行結構性變革，以便我們能夠與合作伙伴繼續保持互補關系。昨天，我們聽到了兩組人關于歐洲未來是否樂觀的熱烈辯論。有一些精彩的評論，其中一位歐洲朋友低聲說：“只要我們發揮優勢，彌補劣勢，我們就能發起一場‘讓歐洲再次偉大’（M - E - G - A）運動。” 所以，進行結構性變革并與合作伙伴建立互補關系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其次，我敦促歐盟和亞洲更緊密地合作。我在歐洲看到了許多優秀的國家和企業，我們可以與它們合作，在歐洲和亞洲之間建立新的互補關系 —— 歐洲企業可以在亞洲投資、發展新國家，在這些國家仍有價格優勢的領域進行投資。同時，在科學、技術和創新將重塑全球競爭力的領域進行投資。所以讓我們共同努力，研究如何實現脫碳、擁有綠色技術、如何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最后但同樣重要的是，金融領域 —— 因為我們需要資金來支持這些結構性變革。

[主持人詢問西門子首席執行官羅蘭?布施關于貿易中補貼和關稅的作用。布施回應了對補貼的謹慎使用，支持公平競爭和創新而非保護主義，批評關稅既無效又不可持續。副總理王瑞杰對此討論進一步補充。]

副總理王瑞杰：我快速補充幾點。首先，我認為白教授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我認為國家仍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一，無疑是在教育方面。其二，在基礎研究方面。每個國家都在做這些。實際上，歐盟聯合起來創建了 “歐洲地平線” 計劃，這是一項大型政府科研資助計劃，這非常好。我認為在技術成熟度較低的早期階段，需要有一個清晰的框架，因為我們仍在努力理解某種現象背后的基礎科學原理。量子技術就是其中之一。量子理論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就被提出，愛因斯坦和玻爾之間曾有過重大辯論，但直到現在人們才對量子計算非常興奮，我認為在這方面企業必須為這種前沿研究付費，但成功參與競爭的企業將獲得豐厚回報。同時，政府必須保護知識產權。

我想羅蘭會歡迎您來新加坡看看新加坡的工業元宇宙 —— 將虛擬與現實相結合。這就是我認為企業可以做到的，以及政府如何相應地提供資金支持。

另外一點是，倫敦的瑪麗安娜?馬祖卡托教授寫了一本關于國家作用的有趣書籍，她指出，實際上如果看看互聯網 —— 這是改變我們生活的重大創新之一 —— 它源自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為解決國防問題提供的資金支持，后來它演變成了互聯網，進而催生了一整個行業的變革。然后她提出了一個問題：“是互聯網公司應該向政府繳納更多稅款嗎？” 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循環，政府將有足夠的資源來資助基礎研究。成功運用這項技術的公司應該回饋一些資金來支持研究。

最后一點，羅蘭提到的就業問題，我認為這非常關鍵。我認為政府有責任留住工人。因為如果你想要技術進步，唯一能持續推動它的方法是確保工人不會失業。關于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人類的這場辯論是一個我們必須深入探討的有趣話題。

副總理王瑞杰：實際上，我想補充羅蘭剛才說的內容。我想說制造業很重要，但就印度目前的戰略而言，需要思考在當前階段它最具競爭力的領域是什么，它的競爭優勢在哪里？印度擁有大量的信息技術人才，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數字化，我認為 “不后悔” 的做法是思考如何進一步發展其數字身份識別系統（Aadhaar），政府如何與公民互動。即使在此基礎上，國內消費、政府對民眾的支持能夠流動起來，也可以創造許多新的國內產業。所以我認為重要的是，不要只想著過去的產業，而要思考未來的產業，以及在哪些領域可以具備競爭力。

副總理王瑞杰：如果我再補充一點羅蘭的觀點，新加坡政府遵循與企業相同的財政紀律。根據我們的憲法，在政府任期內，我們必須保持預算平衡 —— 不允許出現預算赤字，這是違法的。在新冠疫情期間，我擔任財政部長，我必須非常嚴格地管理財政，不能無節制地支出。因為資金必須有來源。我在一年內推出了五項預算，以拯救生命、拯救人民、拯救經濟。

作為這項工作的一部分，我必須獲得民選總統的許可才能動用過去的儲備金，總統掌握著開啟這些儲備金的第二把鑰匙。所以政府首先動用了 1000 億新元，最終其中 400 億新元來自過去的儲備金，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借一分錢。這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我們實行了嚴格的預算紀律。

所以我認為這是可行的，盡管在政治上這很困難，而且政治方面的困難還會加劇。盡管如此，對我們來說，思考制度性的制衡和保障措施很重要，以確保我們不會給后代帶來負擔。

主持人：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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