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申璐 編輯/李永博 校對/李立軍

距離華語經典電影《讓子彈飛》上映已過15年。該片導演姜文也在2018年拍出《邪不壓正》后沉寂了近7年，近日，在阿那亞·秦皇島舉行的理想國讀者日活動現場，姜文出現在《讓子彈飛》的映后談環節，并透露新片《英雄出少年》將于7月15日與觀眾見面。

《讓子彈飛》的“映后談”持續近一個小時，場內上百個座位座無虛席。活動現場，姜文臨時改變主辦方提

問規則，由原先提前收集問題由另外兩位嘉賓代為提問改成現場提問，他笑稱這是“讀者日”，不需要有人“代表”提出問題。有觀眾舉手，他說：“不用征求我的意見，直接站起來說。”觀眾席不時有多位觀眾同時起立喊話，主辦方甚至來不及遞上話筒。

在整場互動中，姜文回應了許多相當直接的問題，比如如何看待“外界評價他的影片質量參差不齊”、平時是否會看自己片子的影評，以及對如今電影界內部的生態怎么看等。坐在嘉賓席的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教授劉擎也犀利提問，直言“想聽謎面之下的謎底”。活動現場掌聲與笑聲不斷。

相較于對姜文前序作品的深層意義的好奇，現場來自更為年輕一代的觀眾拋出了更多問題，他們迫切想聽姜文談談那些“看向當下”“看向以后”的東西。有觀眾摘出他在前不久北影節活動現場的發言，追問在“烏卡時代”究竟如何培養他說過的那種“自己的態度”。姜文笑稱聽不懂什么“烏卡時代”，他回憶說年輕時也曾感慨自己所處的境遇特殊，但后來逐漸發現“其實沒區別”。如今的他覺得還是要“多做事”，新片就是在講“兩個沒有雜念的人，最后如何做成了一件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

▲活動現場。（主辦方供圖）

銀幕上那輛火車在煙霧中遠去，這是影片《讓子彈飛》落下的不知道第多少次大幕。

劇場的燈光沒有隨之亮起，黑暗之中，三把高腳凳被移到了舞臺中央。全場很安靜，觀眾都在屏息等待那個離開大眾視線太久的人重新出現。他邁向舞臺，手里端著一杯咖啡，三步并作兩步。幾束聚光燈聚合在他站定的那個位置，話筒還未舉起，耳邊已經是雷鳴般的掌聲。剛剛銀幕上那個看向火車的張麻子，再度穿過銀幕又站在了臺前，短短幾秒的背后已經過了15年。

全場燈光仍舊沒有亮起。他獨自站在有些晃眼的幾束燈光中又過了幾秒，詢問下一步流程，說“現在什么也看不見”。當燈光再度亮起時，他邀請另外兩位臨時赴約的嘉賓上臺——紀錄片導演周軼君和阿那亞創始人、被網友戲稱“村長”的馬寅。三個人沒有一人落座，互相調侃了一陣彼此的“名字”寓意后，姜文先坐下了，左腿抬起搭在右腿上，順手把咖啡杯放在了左腿膝蓋處。后來的一個小時里，這個咖啡杯始終立在那里，成了當場最“搶鏡”的一幕，不少網友在社交媒體上戲稱：“姜文，似乎還是那個姜文。”

▲姜文在活動現場。（主辦方供圖）

活動正式開始前，姜文就打破了主辦方預先設置的規則，婉拒了兩位嘉賓代為轉達已經收集好的讀者提問，提議兩位還是說“自己”想說的，也讓到場的觀眾提他們想提的問題。“這個活動不是叫‘讀者日’嗎，有人‘代言’算怎么回事。”當有觀眾舉手時，他說：“不用征求我的意見，直接站起來說。”后來的觀眾席上不時有多位觀眾同時起立喊話，主辦方甚至來不及遞上話筒。

在1994年上映《陽光燦爛的日子》后，姜文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產出速度。但從第一部作品，到2018年上映的《邪不壓正》，這些影片在觀眾層面收獲的反饋并不總是相近。當被問及對此如何看待時，姜文笑稱他是容易“交淺言深”的人。他解釋說當說話人覺得自己在和對方“交心”時，聽到話的一方“不一定覺得舒服”，或者說“人家沒做好這個準備”。

姜文坦言，自己曾經也很關注互聯網上的影評，甚至還匿名和對方激辯。但一段時間后，他已經不太看評論了，開始接受“當一件作品一旦離開創作者的手，就不再屬于你了”。他提到了魯迅和圍繞魯迅作品的研究，笑稱魯迅當年寫出那些作品的年齡比很多人都年輕，卻被今天的人有時稱為“老爺子”，“雙方如果要商量，很多時候真聊不下去”。嘉賓席上坐著的魯迅作品研究者、學者許子東笑而不語。

從這個角度來看，姜文直接回應說：“我怎么可能讓別人聊到我心里去。 ”但他同樣覺得，只要別人愿意聊就很好。他表示其中的誤解占大部分，“我肯定沒想那么多，或者我想的不是那件事”。

活動現場，坐在嘉賓席的另一位學者、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教授劉擎接過話筒，詢問姜文影片中是否確實有更深層的意味，并追問電影結尾處留下的那個問題“火車要開往上海還是浦東”怎么理解。姜文以魚塘作比，稱任何從這個水池中出來的作品都不可能擺脫水池的影響。至于后者，他直言在作為北方人的他看來沒有區別，“用長焦鏡頭拍攝時，浦東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東”。他笑稱，火車總是需要一個目的地，而很多地方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就需要換個名字提高知名度，“比如阿那亞”。

談及如今電影界內部的生態，姜文認為成為好的導演需要從編劇開始，或者有些好的演員也能成為好導演，后者直接將劇本變成了行為，這是其中的便利。當被問及如今年輕一代的演員有時會感慨如今業內的氛圍似乎不如從前，代際之間缺乏圍繞業務本身的更深入的對話，他對此怎么看時，他覺得電影界互相稱呼“老師”更像是一種挖苦，而跨越代際的交流很多時候其實“聊不到一起”。

現場有讀者摘出姜文在前不久北京電影節活動現場的發言，當時姜文曾表示電影結束本身只是一個工具，或者一個話筒，“但是你要說什么很重要，如果你沒有自己的態度，自己要說的話，那你會很受罪”。當被追問在如今這樣一個“烏卡時代”（VUCA，指的是我們正處于一個具有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世界里），該如何確立這種“態度”時，姜文笑稱聽不懂什么“烏卡時代”，他回憶說年輕時也曾感慨自己所處的境遇特殊，但后來逐漸發現“其實沒那么大區別”，否則“就讀不懂別人的書了”。

如今的他覺得還是要“多做事”，而即將上映的新片就是在講“兩個沒有雜念的人，最后如何做成了一件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

值班編輯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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