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忞煜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外國語學院

? 詹丹妮
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

【導讀】盡管印度在印巴沖突中明顯失利，但停火后印度人民黨宣布，從5月13日到5月23日，在全國范圍啟動為期10天的愛國主義活動，以慶祝印度在“朱砂行動”（Operation Sindoor）中的所謂“輝煌勝利”。這種無視軍事失利的“鴕鳥行為”引來了群嘲。莫迪統帥的印人黨執政以來，一直相當注重輿論與基層控制，不止舉起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大旗，還十分注重在全國范圍內打造基層政治組織，這恰恰反映了印度政治體制中一個關鍵缺陷、以及印度執政黨的一個核心焦慮：印度執政黨更替的“歷史周期律”。

作者指出，印度現代政治體制建立在對原有國家社會結構的妥協之上，始終面對著國家-社會的不穩定關系。早在莫臥兒帝國時期，專制國家自上而下的擴張的傾向與印度社會自下而上的基層自治傾向就存在深刻的張力。1885年成立以來，作為“亞洲第一個現代政黨”，印度國大黨從英殖民統治的手中接過印度。但印度國大黨的崛起并非完全自下而上的“革命立國”。印度社會本身的文化多元性，以及殖民統治導致的社會割裂致使國大黨人很難以某種一致的意識形態來凝聚松散的國民大會。印度自身強有力的國內管控能力也削弱了革命立國的必要性。在建立現代印度的過程中，國大黨選擇吸納各種意識形態與政治力量進入黨內，并逐步以上層滲透和基層動員相結合的方式整合印度的國家-社會結構。盡管國大黨獲得了暫時的領導地位，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不穩定關系始終存在。

這為國大黨后續的衰敗埋下了伏筆。執政期間，受限于聯邦制的框架和國大黨的“會盟”色彩，國大黨中央政府無法全面滲透基層社會。而隨著國大黨內地主階級與印度教徒勢力走大，印度國內矛盾越發尖銳，基層社會與政府之間的張力劇增，國大黨逐步失去了代表性，“蛻變”為由資產階級、地主士紳和官僚管理者三大社會精英團體構成的“統治集團”。當國大黨與基層社會的隔閡拉大，許多曾經的邊緣政治勢力開始抬頭。分裂的國大黨逐漸被新興的政治力量——主要是社會黨人和印度教民族主義補充、滲透，最后出現了政權更替。“革命的不徹底性”為印度的一次次“演變式政權更迭”埋下了伏筆，成為了印度政治的“歷史周期律”，給印度執政者帶來了深刻的焦慮。印度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割裂，也必將長期困擾著印度這一國家本身。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4期，原題為《革命為何缺席：從國大黨興衰看印度近現代政治》，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革命為何缺席：從國大黨興衰看印度近現代政治

1885年12月28日，來自印度各地的七十余名代表齊聚孟買，召開印度國民同盟成立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印度國民同盟正式改名為印度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也就是日后的印度國大黨。此時，距離康有為發起創立強學會尚有10年，距離梁啟超牽頭組建憲友會尚有26年。作為亞洲大陸上第一個現代政黨，國大黨的成立得到時任英印總督達弗林（Lord Dufferin）的允許。但是達弗林或許沒有想到在62年后，正是印度國大黨最終取代英印政府的殖民統治，成為新生的印度共和國的領導力量。

經過過去幾十年印度和西方的宣傳，“非暴力不合作”已經成為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標簽。然而，如果僅僅將國大黨領導的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理解為“圣雄甘地的魔術”，則嚴重簡化了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復雜性。殖民時期的國大黨并非單一組織，而是一個匯集了各種不同主張的政治同盟，這當中既有主張暴力反英的激進派，也有致力于參與殖民政權實現自治的溫和派力量。換言之，國大黨領導下的印度民族獨立運動既非單純以非暴力“感化”殖民統治者的天真之舉，也非完全自下而上的“革命立國”。而是以上層滲透和基層動員相結合的方式逐步整合印度的國家-社會結構，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將國大黨由最初的民意反饋平臺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政黨，最終促成英印完成“殖民地政府到民族國家”的轉變。這種“演變式政權更迭”路徑經過制度化和數十年來穩定的政黨輪替實踐，已經成為深刻影響現代印度政治的“歷史周期律”。

▍印度國民大會的兩大基石：民間社會與體制內精英

印度國民大會的成立和不斷發展在于它成功勾連起民間社會力量與體制內精英，初步統合國家-社會的對抗性共生結構。早在英國殖民印度之前，印度的國家-社會結構性矛盾便已經初步顯現。盡管得益于軍事和財政管理技術的發展，莫臥兒王朝對基層資源的榨取能力和控制能力均較歷代更為突出，專制國家自上而下的擴張的傾向與印度社會自下而上的基層自治傾向的矛盾貫穿了王朝史。為了保證帝國政局穩定，皇帝也需要團結各種基層自治機制和民間結社等社會力量。莫臥兒王朝在各地的宮殿中均建有專門的“公眾大廳”（Diwan-i-Am），接待前往請愿申訴的各界代表。這些代表大多來自有一定自治能力的工商業行會和種姓議事會。及時處置這些申訴有助于穩定社會秩序，同時也可以在基層培育官僚機器外的“宗教-政治”社群代表。例如，皇帝阿克巴本人便曾在出巡時會見錫克教第三任古魯阿馬爾·達斯（Amar Das）。他不僅向古魯賞賜土地，還邀請其女婿作為代表常駐德里，使其實際上成為皇帝與國家機器聯系基層社會的重要紐帶。

前殖民時代社會力量與國家機器共同治理以緩沖印度的國家-社會結構性矛盾成為前殖民時期的重要政治遺產，也為后來英國殖民統治提供參考。1857年鎮壓反英大起義后，英殖政府進一步仿效莫臥兒王朝的制度，聽取基層民眾的意見，繼續爭取民間社會力量的合作。此時，各地開始出現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結社組織，其領導人一般是接受西式教育的英印律師和官員以及新一代的城市中產階級。1870年，律師拉納德（Mahadev Govind Ranade）建立浦那公眾協會（Poona Sarvajanik Sabha）。1876年，孟加拉知識分子班納吉（Surendranath Banerjee）創立印度人協會（Indian Association）。與莫臥兒時期類似，這些民間結社組織積極向殖民政府反饋民意，并嘗試影響殖民地政府施政。

與此同時，由于現代國家機器不斷擴容，英殖政府也不得不吸納本地精英進入國家機器以維持其正常運轉。19世紀后半葉以來，越來越多的印度人開始成為殖民軍隊、警察和行政官員的一員。1871年，上文提到的拉納德成為孟買高等法院法官，而班納吉也在同一年通過了文官考試。然而，“印度人化”的推進并不順利。1884年，殖民地政府通過一項關于印度法官審理涉歐洲人案件的《伊爾伯特法案》。該法案允許由印度人出任的地區治安官和地區法院法官審理涉及歐洲人的刑事案件。該法案引發加爾各答的歐洲商人、孟加拉種植園主和英國媒體的強烈抗議。時任印度總督里彭（Lord Ripon）做出妥協：案件審理時英籍當事人可以組建陪審團，其中一半的陪審團成員為歐洲人。然而這些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政治措施又引發印度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正是受這一事件刺激，拉納德、班納吉等在已有的地方性政治結社組織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松散的、匯集各方政治意見的全國性平臺，即印度國民大會。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熙熙攘攘的國大黨并非一個擁有嚴格組織的政黨，而是一個為民請愿的代表機構，所謂的國大黨主席（嚴格來說是國大黨年會主席），很多時候是一個儀式性的“年度盟主”。

▍從印度國民大會到國大黨：“政黨化”蛻變

進入20世紀，隨著印度民族主義運動深入發展，國大黨逐漸從一個松散的“政治同盟”蛻變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政黨。民族獨立運動初期的核心訴求之一是謀求民族經濟的發展和殖民地政府的進一步“印度人化”，以期在經濟和政治層面深入參與國家政權。但是，印度社會本身的文化多元性，以及殖民統治現代化導致的社會割裂致使國大黨人很難以某種一致的意識形態來凝聚松散的國民大會。直到20世紀初，致力于通過司瓦德西（Swadeshi，意為“本土”）實現司瓦拉吉（Swaraj，意為“自治”）的甘地主義才以其獨特的調和能力整合殖民地本土精英與基層大眾，成為眾多國大黨人的選擇。

第一，甘地發動司瓦德西運動，其重要實踐形式——國貨運動回應了發展民族經濟的訴求。甘地身體力行地紡紗織布，宣傳抵制英國布匹，為印度國內企業家營造了有利的市場環境。這一時期，民族工業尤其是紡織業迅速發展，孟買的紡織廠產量大增，暢銷國內。第二，甘地主義提倡的村社自治回應了印度政治精英要求實現國家管理“印度人”化的訴求。印度政治精英向對殖民地國家機器的“印度人化”穩步推進但進展緩慢。而甘地主義另辟蹊徑，以自治村社聯合體這一種烏托邦式政體“另起爐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來實現印度人的自我管理，進而徹底擺脫對現代殖民地國家的政治依附。第三，甘地主義提倡以重新發現鄉村、回歸鄉村來逃離英國的殖民統治，通過完全否定現代性暫時在思想領域解決了傳統和現代的矛盾。相比許多留戀英式文化的國大黨精英，甘地主義者認為鄉村才能代表真正的印度，鄉村是印度民族獨立和文化復興的根據地。甘地并不主張調和傳統和現代的矛盾，而是秉持一種徹底的文化復古主義，主張從物質到精神徹底地去現代化，進而徹底擺脫對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和文化依附。

甘地主義的理想與多數國大黨內人向往的現代社會（在當時主要指西方式社會）并不兼容。日后無論是推動重工業化的尼赫魯，還是果斷使用武力兼并土邦的帕特爾，都不能說是嚴格意義上的“甘地主義信徒”。不過，甘地主義要求由印度人掌控政治權力、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爭取普通民眾支持等主張與國大黨內政治精英的訴求相契合。更重要的是，對20世紀初的國大黨來說，沒有人比甘地更適合成為一個對抗英國的權威符號，“圣雄”（Mahatma）甘地對群眾的吸引力有助于國大黨繼續動員普通人（尤其是尚未被有效觸及的農民）參與群眾運動。政治精英很大程度上出于實用主義的目的支持甘地，甘地主義由此成為國大黨人在黨內凝聚意識形態的中堅。

當然，甘地主義并非國大黨內唯一的意識形態。其他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元素和相應的組織力量同樣為國大黨深入基層提供了抓手。第一，國大黨人聯合各方左翼進步力量發動工農階級運動。作為人口眾多的農業國，農民是否參與到資產階級發起的民族主義運動中來對民族獨立事業意義重大。印度農民，尤其是被殖民榨取嚴重，屢屢忍受大規模饑荒的北印度農民深受殖民統治之苦。1929年，現代印度教改革組織雅利安社的出家人薩拉斯瓦蒂（Sahajanand Saraswati）在比哈爾省建立比哈爾省農民協會（Bihar Provincial Kisan Sabha），并在日后發展成為印度最大的農會組織全印農民協會（All India Kisan Sabha）。與熱衷于向政府請愿申訴的老一代國大黨人不同，該組織吸收了一批愿意投身基層農民運動的（當時依然在地下活動的）共產黨人和洛希亞（Ram Manohar Lohia）和納拉揚（Jayaprakash Narayan）等社會主義者。他們要求廢除中間人地主階層柴明達爾（zamindar），并取消已經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的農業高利貸。1934年，納拉揚在國大黨內組建了“黨內黨”——國大社會黨（Congress Socialist Party），在國大黨的全國政治舞臺上有力地支撐了甘地和尼赫魯，并一度成為印共黨人參與公開政治活動的重要平臺組織。

第二，國大黨人嘗試團結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低種姓等社群開展身份政治。國大黨領導人馬爾維亞發起創立印度教大齋會（Hindu Mahasabha）以團結印度教徒，維護印度教社群利益，而大齋會則在日后成為重要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另一方面，國大黨從國民大會時期便吸納了一部分穆斯林精英（包括大地主和新興中產階級）。甘地推動國大黨參與哈里發運動又使得國大黨獲得一批穆斯林烏萊瑪和政治活動家的支持，更為國大黨建立起一支穆斯林干部隊伍。

總的來說，國大黨通過在黨內維持一種混合的意識形態，同時聯合體制內印度人精英和民間社會力量開展大眾動員，在殖民時代后期由一個松散的民意平臺轉型成以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為基本共識、以甘地符號為旗幟的民族主義政黨。

▍國大黨的“雙重蛻變”：地主階級滲透與“印度教徒化”

然而，在逐步蠶食英國殖民統治者權力的過程中，國大黨自身也逐漸“蛻變”，上演了一出“屠龍者終成惡龍”的故事，形成以西化精英、地主階級和高種姓印度教徒為主體的統治集團。這一趨勢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愈發明顯。

第一，地主階級為維護自己的利益“棄暗投明”，逐步深入滲透國大黨，由此改變國大黨基層的權力結構。20世紀30年代，民族獨立運動不斷深入發展，殖民統治已然岌岌可危。而英國自東印度公司以來重要的基層政治盟友——“忠英派”地主一方面擔心國大黨的農會運動終將傷及自身，另一方面也眼見英國人的勢力日益衰落，無力再維護自己的利益。1937年，英印當局根據《1935年印度政府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35）在英屬印度各省進行省選舉。這意味著經過多年斗爭后，印度本土精英已經可以通過“人民授權”的代議制這一遠比申訴請愿更加正規的制度獲得省一級政權。于是，一些政治投機的地主在1937年選舉前后通過原本就存在于國大黨內的地主階級集團轉投國大黨。而力求成為選舉制度下“全民黨”的國大黨也接納了這些本就與其關系密切的地主。二者很快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文化復興主義等問題上達成共識。加入國大黨的地主階層聯合黨內部分高級領導人開展清理黨內左翼力量，打壓甚至殺害國大黨農會干部和青年黨工。1948年，在黨內保守派帕特爾的主持下，國大社會黨更被徹底清除出國大黨，這進一步削弱了國大黨在民族獨立運動時期借助左翼進步力量建立起來的群眾基礎。也正是這一“蛻變”為日后以社會主義黨（Samajwadi Party）、全國人民黨（Rashtriya Janata Dal）等“低種姓農民政黨”顛覆國大黨在北方農業區的政權埋下了種子。

第二，國大黨自身和印度國家機器均由最初的“印度人化”日益轉向“印度教徒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日后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崛起。在20世紀30年代愈演愈烈的宗教種姓社群政治浪潮中，國大黨首先需要處理達利特的身份問題。1932年《社群裁決》計劃給“受壓迫階層”（depressed classes，即被視為“賤民”的達利特）等群體獨立選區。這極大刺激了國大黨內以保守派馬爾維亞等人為代表的、受到地主階級支持的高種姓印度教徒國大黨領導人。根據193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達利特群體約有5000萬人，已占總人口的14%。如果全面落實社群裁決，達利特很有可能進一步從文化和政治兩方面脫離“印度教徒民族”，此外，還有許多歷史上被高種姓視為“首陀羅”的低種姓同樣不滿印度教種姓階序。落實社群裁決意味著他們未來也有可能進一步擺脫印度教。若是如此，印度將再也無法建成以“印度教徒民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為此，馬爾維亞等國大黨領導人一方面以國大黨自身的社會改革運動穩住低種姓，另一方面軟硬兼施地（甘地甚至為此絕食）迫使達利特領袖安倍德卡爾簽訂《浦那協定》、放棄獨立選區，避免印度教徒成為“非絕對多數”甚至“少數”的高種姓集團。

但是，國大黨卻未能有效應對穆斯林聯盟（以下簡稱“穆盟”）的挑戰。1937年省選舉中，國大黨展現出對穆盟的壓倒性優勢。由于選票分散，穆盟未能在任何一個省執政。穆盟在反思1937年省選舉失敗的教訓后開始轉向以更加激進化的政治宗教主張——建立獨立的巴基斯坦來吸引選民。1946年，印度在二戰結束后迎來第二次省選舉。穆盟以其獨立建國的激進主張確立自己作為印度穆斯林“獨家代言人”的權威，成功在旁遮普、信德、孟加拉三省（這三個省日后均部分并入巴基斯坦）執政，為印巴分治鋪平了道路。大量穆斯林也在此期間脫離國大黨，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國大黨的“印度教徒化”。1947年國大黨最終接受印巴分治方案后，同情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帕特爾主導了國大黨內最高權力機構工作委員會，并在獨立后出任權力最大的內政部部長。他不僅全盤接管殖民地國家留下的軍警機器，并系統性地限制穆斯林在公務員和軍警隊伍內的發展。時至今日，全印公務員、軍隊、警官隊伍中的穆斯林占比遠低于穆斯林占全印總人口的比例。就這樣，帕特爾和他的同僚們將早期民族主義者追求的國家機器“印度人化”轉化為后殖民時代的“印度教徒化”。

在民族獨立即將到來之際，獨立后的政治權力分配問題被提上日程。央地矛盾日益尖銳。地方勢力要求分權，但在中央強勢執政的尼赫魯家族則力圖加強中央集權，黨內矛盾激化。1950年，黨內保守派的領頭羊帕特爾過世，1952年尼赫魯帶領國大黨贏得第一次大選，一時間風頭無兩。此時的尼赫魯無意于與黨內保守派分享權力。于是，帕特爾的政治盟友、同時也是尼赫魯家族數代政敵的國大黨保守派政治家坦頓（Purushottamdas Tandan）被迫辭去黨主席職務，回到自己的故鄉北方邦。在將黨內主要反對勢力排擠至地方后，尼赫魯順利接任黨主席，同時掌握黨政權力。但是，受限于聯邦制的框架和國大黨沒有完全革除的“會盟”色彩導致國大黨中央政府無法全面滲透基層社會，而之前幾十年不斷排擠國大黨內的印共和社會黨人又破壞了國大黨對基層社會的影響力。隨著國家與基層社會的隔閡重新拉大，受國大黨中央執政集團排擠下沉至地方的地方實力派日后反而支持國民志愿服務團等其他非國大黨社會組織發展。這種錯位的政治同盟重新在基層建立起了聯系國家與社會的機制，但這一機制也孵化出了日后反國大黨中央執政集團的各地方反對黨。

就這樣，從1937年省選舉、1947年印巴分治和印度獨立到1950年印度共和國建立的十余年間，國大黨再次轉型。但與從松散的國民大會“蛻變”為民族政黨的上一次轉型不同，獨立前夜國大黨的轉型是從具有較廣泛代表性的民族政黨“蛻變”為由資產階級、地主士紳和官僚管理者三大社會精英團體構成的“統治集團”（ruling bloc），在其走向權力之巔的同時已經為日后的衰落埋下禍根。

▍國大黨的“家族化”與新一輪政治周期開啟

雖然國大黨成功地通過漸進的“補充、滲透和替代”取代英國殖民者執掌印度，但也因為內部的分裂開始被新興的政治力量——主要是社會黨人和印度教民族主義補充、滲透。

尼赫魯過世后，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發現自己依然需要面對父親未能完全處置的、剪不斷理還亂的麻煩。在尼赫魯留下的國大黨中央，以辛迪加派為代表的國大黨內實力派只希望英迪拉·甘地扮演政治吉祥物的角色。在首都德里的中央政治之外，早年被保守派清除出國大黨的社會黨人和印共激進派依然在基層積極推進自己的大眾政治議程。在國大黨和印度政府無力隔絕的六七十年代全球共運浪潮沖擊之下，無論是全面的農村革命，還是大規模城市工人暴動，隨時都有可能威脅國大黨，乃至整個國家機器的生存。

得到國大黨地方實力派庇護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此時更是開始尾大不掉，甚至違背當初的諾言組黨參政。事實上，早在1951年，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成員便開始以個人身份參加由前大齋會主席穆克吉（Syama Prasad Mukherjee）創建有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印度人民同盟。更重要的是，服務團干部繼續在國大黨當權派管控不足的領域以社會文化運動的方式拓展影響力，重點與共產黨人、社會黨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爭奪地盤，繼學生會之后又建立了工會、農會、教會等組織，這些組織又可以發展自己的下屬組織。由此，依托服務團干部網絡形成了名為“團家族”的右翼組織網絡。1980年，原印度人民同盟中的服務團骨干組建印度人民黨。這些覆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組織實際上已經為想象中的“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編織了一個平行于“國大黨-共和國機器”的制度架構，構筑起了與1950年體制對壘的陣地。

于是，在這種情況下，英迪拉·甘地以不同的方式，但是又與歷史上國大黨領導人相似的邏輯再次啟動了國大黨的轉型。一方面，英迪拉·甘地廣泛提拔忠于她個人的黨內干部和政府官員，對黨組織和國家機器同時進行“英迪拉化”，甚至為此不惜分裂國大黨組織。包括日后以反對黨人身份出任總理的德賽（Morarji Desai）、查蘭·辛格（Charan Singh）、維什瓦納特·普拉塔普·辛格（Vishwanath Pratap Singh）、謝卡爾（Chandra Shekhar）等許多重要政治家均是負氣出走的國大黨人。

另一方面，英迪拉·甘地再次啟用左翼少壯派組建精干的黨工隊伍，啟動國有化、社會福利建設等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議程，在選舉中正面對抗黨內外的地主利益集團以及持相似政見的印共和社會黨。英迪拉·甘地的平民主義策略一方面幫助她贏得普通選民的支持，并有效削弱了政見相似但缺乏政治權力以向民眾兌現政治承諾的左翼政黨；另一方面鞏固了她對黨組織和國家機器的控制，并以國家機器繼續推進她對國大黨的“英迪拉化”改造，加速了國大黨向尼赫魯-甘地家族黨的轉型。

但是，英迪拉·甘地的政治遺產隨著她的過世、冷戰的結束等諸多因素而終結。1991年，國大黨在尼赫魯-甘地家族無力執掌期間啟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實際上自己否定了英迪拉·甘地的經濟方針。此時，國大黨已不再是印度民族的“獨家代言人”，屢次清除非尼赫魯-甘地家族骨干、將民眾對政黨的信任高度寄托于政治家族符號的國大黨也只不過是印度共和國的一個重要的政黨。

就這樣，印度政治無形中完成了一輪“攻守易形”，國大黨如百年前的英印總督，而站在他的對立面，在各級議會和選舉中不斷發難的一眾反對勢力更像是當年的“國民大會”。日后，年輕的印度人民黨將從這個熙熙攘攘的“國民大會”中脫穎而出，成為印度共和國新的執政者。

▍結論：現代印度的“演變式政治周期律”

綜上所述，現代印度政壇屢屢上演的演變式政權更迭現象背后是印度國家-社會的矛盾性共生關系。自前現代便存在的、帝國自上而下的集權傾向和基層自治傾向之間的沖突導致體制內精英與基層大眾之間始終存在張力。殖民時期國大黨一度成功地整合了這一對矛盾體。國大黨人秉持以甘地主義為主軸的混合意識形態，將階級政治和身份政治作為兩重現實抓手，在積極回應社會主要矛盾的同時，提升了自身的大眾動員力以及與英殖政府談判和博弈的能力。但這種整合只是暫時性的，國家-社會的不穩定關系也為后來國大黨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20世紀30年代后開始全面推行的議會選舉和政黨政治在預示著印度民族獨立即將到來的同時，也逐漸將國大黨通過黨內互動協調國家-社會矛盾的重要政治能力轉移到了制度化的英式議會民主上。一方面，國大黨內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原本就熟稔英國議會政治的西式精英樂于通過參與比發動基層大眾的全面革命成本更低且更可控的議會選舉贏得政治權力。另一方面，這一機制也為被排擠出權力核心的邊緣性政治力量提供了一個緩沖空間。他們也可以借助這一平臺積累人力資源和治理經驗，發展壯大乃至顛覆現有政治精英，實現政權交替。

包容性的政治安排與強有力的國內管控能力，促使執政者和絕大多數政治反對派在國內外形勢的限制之下放棄打破演變式政權更迭的政治路徑。印度獨立后，國大黨的執政集團將更加忠實于甘地的反現代性主張、試圖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全面重塑印度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甘地主義者排擠出政治舞臺，這也就斷絕了以彼時依然強有力的執政黨重塑國家-社會結構的可能。雖然在1974~1975年間，由曾受國際共運影響、后成為甘地主義者的納拉揚（Jayaprakash Narayan）領導的JP運動曾打出“全面革命”（total revolution/Sampoorna Kranti）的旗號。但這場全國性政治運動以英迪拉·甘地領導的國大黨在大選中敗選落幕，其結果依然是政黨輪替，而非全面變革。

革命的話語從未缺席現代印度政治。時至今日，“革命萬歲”（Inquilab Zindabad）的口號依然和巴格特·辛格（Bhagat Singh）、西瓦拉姆·拉吉古魯（Shivaram Rajguru）等反英革命者的形象一起出現在各類執政者和反對派的政治活動中。但是，全面重塑國家-社會結構，進而充分釋放印度各方面能力、更符合中國讀者認識的革命卻一直缺席，取而代之的是漸進式政治演變的“歷史周期律”——英國東印度公司以地方領主的身份在亂局中坐上了莫臥兒的王座，國大黨以輔助殖民地政府決策的“民意代表”的身份逐漸取代英印總督，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以國大黨人發起的社會改革運動逐漸轉型為政黨組織并取代國大黨執掌印度共和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4期，原題為《革命為何缺席：從國大黨興衰看印度近現代政治》。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