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日報網、新加坡《聯合早報》等權威媒體報道,2025年5月的美國正經歷多重政治震蕩:全國性抗議活動持續升級,地方州向聯邦政府發起司法挑戰,執政黨內部權力交接傳聞不斷,疊加低迷的民調數據與政策實施困局,特朗普政府被推至輿論與政治的雙重風口浪尖。
自2025年初“50501”運動發起以來,美國街頭抗議浪潮便未停息。這個以“50個州、50場抗議、同一天”為行動綱領的草根組織,在5月1日再次動員數萬名民眾走上全美街頭。人群中不同年齡層的抗議者舉著“捍衛憲法權利”“停止經濟破壞”等標語,高呼口號,將矛頭直指特朗普政府政策對經濟、移民、學術等領域的負面影響。事實上,這場持續數月的抗議是民眾對政府施政不滿的集中宣泄。
數據顯示,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百日支持率跌至39%,較2月下降6個百分點,創下過去80年歷任總統同期最低紀錄。經濟層面的擔憂尤為突出:超七成受訪者認為其經濟政策可能在短期內引發衰退,過半民眾感覺國家經濟狀況自其上任后變差,四成以上的人直言個人財務狀況“惡化”。政治信任危機同樣顯著,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政府試圖逃避聯邦法院命令,超六成受訪者批評總統擴大權力的行為“過于激進”,相同比例的人認為政府“不尊重法治”。
特朗普(資料圖)
這些數據勾勒出美國社會的深層裂痕。從2月的“不是我的總統日”到4月的全球“住手”抗議,再到5月的新一輪示威,抗議活動呈現常態化、跨區域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美國人也在巴黎、柏林、里斯本等歐洲城市發起聲援行動,凸顯出特朗普政策引發的“跨國連鎖反應”。
當街頭抗議仍在發酵時,加州對聯邦政府的司法挑戰掀起另一場風波。4月16日,加州州長紐森宣布就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發起訴訟,指控其違反法律程序。作為民主黨大本營,加州的這一行動被視為建制派對特朗普的“政治反擊”。該州2024年進出口貿易額接近6750億美元,是美國最大的商品進口州,關稅政策直接導致其供應鏈成本激增,杏仁產業、港口貿易等多個經濟支柱遭受沖擊。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政治路線的對立:特朗普上任百日便調整跨大西洋貿易政策,動搖了民主黨長期維系的“全球化政策”根基。與此同時,聯邦政府內部的裂痕被對手捕捉——4月17日,美媒披露特朗普與核心盟友馬斯克因涉華策略產生激烈沖突,總統甚至在五角大樓絕密簡報會問題上怒罵對方,要求撤換相關官員。這種高層不和被民主黨視為“反擊契機”,試圖通過司法手段削弱特朗普的政策基礎。
不過,加州的訴訟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尚不明朗。盡管該州已申請初步禁止令,但美國司法程序的復雜性決定了關稅政策短期內難以被叫停。這場訴訟更像是一種政治信號釋放:民主黨正以“法律”名義發起對特朗普的新一輪攻勢,而后者在應對街頭抗議與司法挑戰的同時,還需處理內閣成員的信任危機。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資料圖)
在內外壓力交織之際,特朗普的政治動向引發新猜測。5月4日,他在全國廣播公司專訪中突然宣布“不謀求本屆任期后連任”,這與3月“考慮第三任期”的表態形成鮮明對比。分析指出,低迷的民調數據或是關鍵因素:若強行尋求連任,可能拖累2026年中期選舉,提前布局“接班人”被視為鞏固黨內地位的策略。
特朗普點名的兩位潛在繼任者各有特點。副總統萬斯展現出極強的政治靈活性:2016年曾批評特朗普,如今卻成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堅定擁護者。他在移民政策上與總統高度一致,支持修建邊境墻并提出相關法案,外交上忠實貫徹“美國優先”原則,面對分歧總能迅速調整立場,被視為“最貼近特朗普路線”的人選。
國務卿魯比奧的情況則更為復雜。他身兼美國國際開發署代理署長、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臨時負責人等多項職務,甚至臨時代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但與特朗普的歷史矛盾不容忽視——兩人曾在2016年大選中激烈交鋒。盡管當下處于同一陣營,但美媒早有預測稱其國務卿職位“穩定性存疑”,特朗普對外交官的不信任態度,加之其代理職務的“臨時性”表述,讓魯比奧的政治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表面上看,“接班人”話題是共和黨的權力傳承討論,實則折射出美國政治的深層焦慮。距離2028年大選尚有三年,黨內已有聲音急于“謀劃后特朗普時代”,反映出特朗普執政合法性面臨的嚴峻挑戰。而兩位候選人的不同特質,也預示著共和黨內部可能因路線分歧引發新的博弈。
經濟領域的挑戰同樣嚴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雖指出關稅政策將加劇通脹,卻明確拒絕出手救市,理由是“政策不確定性太大”。這一表態背后是兩種經濟邏輯的碰撞:特朗普希望通過關稅增加財政收入,同時要求美聯儲降息以降低債務成本;但鮑威爾擔憂降息會引發資本外逃與美債拋售,加劇金融市場動蕩。這種分歧的本質,是對美元資產定位的根本差異。特朗普將關稅視為“創收工具”,試圖以行政手段扭轉經濟頹勢;而美聯儲更關注市場信心與長期金融穩定,擔心激進政策破壞美元信用根基。數據顯示,美國當前的通脹預期已升至近年高位,失業率也呈現波動趨勢,鮑威爾團隊不得不將遏制通脹置于優先地位,這與特朗普的短期政績訴求形成尖銳對立。
魯比奧(資料圖)
值得注意的是,美聯儲的“不配合”可能產生連鎖反應。若貨幣政策無法為關稅政策“提供支撐”,特朗普的財政計劃將面臨更大壓力,其試圖通過海外訪問尋求“破局”的努力——如副總統萬斯訪問意大利、印度,東亞事務高官趕赴河內——也可能因缺乏經濟籌碼而效果有限。美國盟友對其“美國優先”政策的警惕已顯現,反復無常的施政風格更難贏得信任。
從街頭抗議到司法訴訟,從權力傳承爭議到經濟政策僵局,特朗普政府正經歷執政以來最復雜的挑戰。民調數據的持續走低、黨內接班梯隊的提前搭建、與美聯儲等機構的博弈,都指向一個現實:其第二任期的后半程可能陷入“跛腳鴨”困境。歷史經驗顯示,當總統支持率長期低于40%,其政策推進能力將大幅受限。特朗普試圖以“退任”表態轉移壓力,卻難以掩蓋民眾對其政策的廣泛不滿。而民主黨若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獲得更多席位,可能發起更激烈的立法阻擊,甚至重現彈劾程序——盡管此前嘗試因黨內分歧未果,但政治風向的變化始終暗藏變數。
對美國而言,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社會共識的撕裂與國際形象的重塑。持續的街頭抗議暴露了政策合法性危機,司法博弈加劇了聯邦與州的權力張力,而“美國優先”引發的盟友疏離,則可能長期改變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特朗普的政治命運固然引人關注,但這場多重危機背后的制度韌性考驗,或許才是更值得觀察的歷史切片。
在輿論場的喧囂與政治機器的運轉中,美國正站在關鍵節點。特朗普能否挺過這場政治風暴,其“接班人”猜想能否塵埃落定,經濟政策僵局能否破解,都將影響這個國家的未來走向。而對國際社會而言,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搖擺的美國,其對外行為的不確定性將隨之增加,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的挑戰也將更加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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