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蔣介石對陳布雷的死去異常悲哀，得知死訊時勃然變色，如喪考妣，他宣布停止正在舉行的中央黨部會議，立即驅車去陳住處。

蔣介石上樓走進陳布雷的臥室，一見陳布雷遺容，眼圈馬上紅了。他脫下帽子，在遺體前低頭肅立片刻，然后伸出手想摸摸死者遺體，但有人將他扶到旁邊一把靠背椅上坐下。

11月18日上午九時，陳布雷的公祭儀式在中國殯儀館舉行，蔣介石主持并率領國民黨全體執監委員首先公祭，由司儀宣讀蔣介石祭文，接著洪蘭友宣讀中政會祭文，繼而總統府、中央政治委員會、首都記者公會等機關團體公祭。蔣介石送的挽額為“一代完人”。于右任送的挽聯為“文章天下淚，風雨故人心”

12月10日，一代風云人物陳布雷被安葬在杭州南山九溪附近的徐村。

早年的陳布雷，才思敏捷，運筆如神，所作文章擲地有聲，被譽為報界奇才。中年后的陳布雷感于蔣介石的知遇之恩，入蔣氏戎幕，他以一支生花妙筆，把蔣介石的各種意愿變成堂而皇之的“御旨”布告天下。陳布雷作為蔣介石的“文膽”，追隨蔣介石長達二十二年之久，蔣介石的眾多文稿出自他手。諸如北伐成功之后蔣介石的《祭告總理文》，在蔣介石五十大壽之際那篇《報國與恩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的《西安半月記》，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后的《告國民書》等，都是由陳布雷為之代筆寫出的。陳布雷被蔣介石倚為股肱，成為須臾不可離開的人物。作為一個典型的舊式知識分子，陳布雷希望通過輔助蔣介石來實現自己的理想。這是陳布雷安身立命之所在。

然而，蔣介石決不是陳布雷所追求的那種“圣君”，當他看清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以及國民黨政權的重重黑幕時，意識到國民黨政權的崩潰無法避免，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使陳布雷無法解脫，最終選擇了結束自己生命的這條路，想是眼不見，心不煩。

陳布雷對父母極孝，對“君”極“忠”。1927年初，蔣介石接見陳布雷后，就十分賞識陳布雷的才華，并且信賴他，重用他。陳布雷也有得遇明君之感，抱著“士為知己者死”的信條，竭盡全力地為蔣服務。但蔣介石不是“明君”，陳布雷雖佐蔣介石，但不能“平天下”。到1948年底，蔣介石政權敗局已定。作為蔣介石的最高助手之一，陳布雷謀事失敗，無臉再活下去，于1948年11月12日吞安眠藥自殺，如同戰場上的敗軍之將一樣把死作為最后一次向蔣介石盡忠的機會。

在他臨死前寫的《臨終留筆蔣總統書》，充分表達他對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誠。

陳布雷不想活下去并非一日之念，而是幾天前就有跡象。生命的最后幾天，他整日心神不寧，精神處于崩潰狀態。他一反過去埋頭桌案的習慣，往往神不守舍，靜不下心來。公文還未批完，就去看報紙，報紙隨手一翻，又去做別的事。手下人多次見到他夾著煙頭邊踱步邊背誦社甫的詩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他的秘書、副官都已覺察出他的反常現象，還通知他弟弟和上海王允默夫人前來勸說、開導。可誰都認為他是在為國民黨的失敗而擔憂，沒想到他要去死，故稍加勸說后就各自回去了。

真準備死的人,勸也勸不回來。

1月10日下午，陳布雷參加中央政治會議回來后，一反常態。往常是午飯后點上一支煙，與辦公室里的助手們聊上幾分鐘就上樓休息。然而這一天竟然一談就是兩小時，從當年秀才落第到在《天鐸報》替戴季陶寫評論，及進侍從室后的要聞大事，聽得大家興趣盎然。回憶完往事，已近傍晚，陳布雷吩咐副官晚上不會客后就上樓休息。白天回憶使他可以不留遺憾的死去，晚上休息則是起草遺書了。第二天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孫中山誕辰84周年紀念活動，陳布雷請假未去，為死去做最后準備。上午理發、洗澡，午睡后先后有上海市長吳國楨和總統府軍務局長陳芷町來訪。客人走后，陳布雷和副官乘車前往玄武湖和中山陵，做最后的告別。

13日早上，以往7時許起床的陳布雷沒有起床，房門緊鎖著。9點侍從室來電話催開會，蔣君章回話說：“陳主任身體不好，今天還未起床。”近10點還無動靜，人們感到不對頭。陶永標從氣窗翻進屋里，發現陳布雷已經僵硬地躺在床上。

蔣介石高度評價陳布雷：“畏壘（陳布雷筆名）椽筆，逾百萬師”，“綜其生平，履道之堅，謀國之忠，持身之敬，臨財之廉，足為人倫坊表”。陳布雷之死，使蔣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中，又增添了幾分憂傷。

陳布雷的一生充滿矛盾：他既是才華橫溢的報人，又是蔣介石的御用文人；既有傳統士大夫的操守，又深陷政治泥潭無法自拔。陳布雷有六男兩女，長女陳秀、次女陳璉均為中共地下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