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頭子，別磨嘰了，該出攤了！”

清晨五點半，王桂蘭披著件褪色的外套，一邊提著裝滿豆腐腦的保溫桶，一邊催著屋里還在扣扣索索的老伴李厚德。

“哎哎哎，來了來了，這腰直不起來了，哪像你還跟小姑娘似的利索。”李厚德一邊咕噥著，一邊把收錢的小零錢包塞進舊馬甲口袋里，又回身確認保溫桶蓋有沒有擰緊。

他們倆，一個62歲，一個64歲，都是國營廠退休工人，退休金一人每月3000，加起來6000塊錢，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可真落到實處，卻常常不夠花。

“3000塊錢，我們自己不吃不喝一個月也就那樣，更別提咱家那仨‘吸金神器’。”王桂蘭一邊走，一邊嘴里碎碎念。

“你說小兒子剛買房，要還房貸；姑娘說孩子學奧數要報班；大兒子失業了幾個月了，也不好意思張口，但給他家娃買奶粉不還是咱們出的錢？”她長嘆一聲，“這6000塊錢早被掰成了四份，還得再算一份水電煤氣。”

李厚德嘆著氣：“你說他們都四十上下了，還得靠咱倆……老了老了，還得出來擺攤。”

他們在小區后門支了個豆腐腦攤，簡單一張折疊桌，三只桶，一只盛豆腐腦，一只是自制辣醬，一只是調料湯汁。每天不到六點開賣，八點準收，都是給小區早起遛彎的大爺大媽、工地上的工人、早班護士準備的。

一碗五塊錢，薄利多銷，一早上能賣出四五十碗，去掉原材料，也就賺七八十塊。

“你不嫌累？”有顧客邊吃邊打聽。

王桂蘭笑著抹了一把額頭的汗：“不累，比躺家里想那點不夠花的錢強。再說了，這年頭，不敢指望孩子，咱得自己攢點養老錢。”

“對啊，”李厚德接著話茬，“現在病貴、老貴，別等真倒床上了，一個月藥錢都不夠。”

“孩子們也不容易。”王桂蘭嘆了口氣，“所以我們能干一天是一天，別真哪天手腳不利索了，連動的機會都沒有。”

那天正說著，小兒子李志強打來了電話。

“媽，我這月房貸壓力有點大，你們那邊……能不能先借我兩千？我下月還你。”

王桂蘭看看老頭子，苦笑：“志強啊，這月你哥也找我們借了點，我們再看能不能湊湊。”

李厚德聽著這邊的對話，捏緊了手里的毛巾，一言不發。等掛了電話才悶聲說：“咱這錢是紙糊的吧？剛數完這幾張票子，又飛走了。”

王桂蘭咬咬牙：“賣多點吧，明兒多做十碗，多熬點湯，多放點花生米，也許能多賣點。”

可人老了，身體也不是說扛就扛得住。

那天王桂蘭在家里做豆腐腦時，突然一陣眩暈，手一軟，整桶豆漿翻在地上。老李趕緊扶她躺下，慌忙叫了社區醫生來。

醫生聽完情況后搖頭：“桂蘭姐，你這是高血壓加勞累，要歇一歇了。”

王桂蘭虛弱地說：“我不能歇啊，孩子們等著用錢。”

“您得先保命。”醫生的語氣格外嚴肅，“要是真出事了，您覺得孩子能快樂嗎？”

李厚德那天坐在床邊，第一次眼眶紅了。

“咱不干了，好不好？”他聲音哽咽，“你要真倒下了，我一個人扛不住。”

王桂蘭躺在床上，淚水滑進發絲。

第二天，攤位上只剩下老李一個人。

鄰居們問：“桂蘭呢？”

“歇幾天，累著了。”老李笑著回答，但眼角明顯老了好幾歲。

從那以后，他們不再天天出攤，而是改成周末和節假日做些生意，還報名參加了社區組織的老年志愿隊，偶爾教社區的小孩包粽子、畫臉譜。

“我們不是不想歇，是不敢。”王桂蘭后來說，“但現在我們懂了，老了不一定是多賺點，而是少出事。孩子們，有他們的苦，我們也有我們的命。”

如今，兩人每月依然只靠6000退休金，但花得更謹慎。孩子們偶爾會送錢來孝敬點，他們也不拒絕，但再也不指望。

“我們不怕苦，就怕晚年沒尊嚴。”王桂蘭笑著說，“擺攤不是丟人，是我們最后的骨氣。”

李厚德補了一句：“攢點錢，不給孩子添亂，就是最大的體面。”

豆腐腦攤沒了，但那一份倔強和清醒，成了他們老年最樸實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