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5月25日）我們繼續講特朗普刀刃向內的事情，一是針對哈佛大學，二是大幅裁撤美國公務員。同時，據我們了解，特朗普下一步很可能對美國的媒體和公民社會動刀。

坦率地講，這已經不是特朗普本人或其團隊的所為，而是背后有一套理論基礎。這可以追溯到2022年美國傳統基金會出臺的“2025項目”，現在正式開始實施。

目前，特朗普對美國憲政、公民社會和新聞自由等方面，進行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的干預和攻擊。

從整體上來說，特朗普上臺的前四個月，主要致力于移民限制和貿易戰等，但從2025年年中或五月底開始，可能進入2.0版本，也就是真正對深層政府、美國建國二百余年積累的價值觀和體制動刀。

所以大家要高度關注2.0版本，該版本已經在戰略，也就是在“道”的層面上發展，并且正在發生著非常嚴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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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話短說，先回歸到基本的事實。在過去的24小時內，哈佛大學向馬薩諸塞州的當地法院提起了公訴，法官均已收到相關材料，開始第一步的審理。此外，加州的一些法官已經阻止特朗普在案件審理期間禁止外國學生活動。

用我昨天（5月24日）的話來說，這是兩場博弈。一是當前地方司法系統與特朗普政府的博弈，二是美國大學和特朗普政府之間的博弈。

但我們都知道，大學的實力和勇敢是有限的，畢竟大部分學校除了依靠私人捐款和私人基金，仍有相當一部分的資金來自聯邦政府。一旦聯邦政府停止資金支持，大學的校長為了完成集資的任務，往往會無能為力。

而且，自2023年10月哈以沖突爆發以來，很多大學因為沒有遏制校內同情巴勒斯坦、反對猶太人的聲音，經歷了連續的領導更迭，比如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職位已經更換了三次。這不禁讓人懷疑，在政治權力和資本面前，大學獨立的精神價值觀能維持多久？

中國有一句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把知識分子看成一片毛，必須依附在一張皮上面，但如果皮沒有了，毛還怎么依附？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在精神獨立前，必須先經濟獨立，而經濟獨立需要一個好的商業模式，這樣才能使經濟獨立維持下去，并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順便一提，馬克思再偉大，但如果沒有恩格斯這位工廠主之子的資助，恐怕也難以成為偉大的思想家。當然，這只是題外話。現在，基于我個人的大膽預測和小心求證，我對美國的大學能支撐多久信心不足。根據我們目前掌握的情況，美國一些不如哈佛大學的大學，內部已經出現強烈的聲音，要向特朗普政府妥協。

所以，美國的學術自由能撐多久，關鍵看兩個速度：特朗普沖撞學術自由的速度，和司法獨立的速度。

目前，雖說州層面的法官似乎站在特朗普的對立面，但最終做出判決的往往是美國的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里面，特朗普親自任命的保守派議員占多數，那么美國的司法獨立又能撐多久？也許我是杞人憂天，但美國的學術、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等方面，有一定的韌性，但也要看這兩個速度孰快孰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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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特朗普政府已經有計劃地對美國的自由媒體動刀，至于是哪幾個媒體？

就報紙而言，《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無疑是首當其沖，而《華爾街日報》雖然相對保守，但未見得是特朗普喜歡的那種保守。同樣，Fox News雖然親特朗普，但未必是特朗普喜歡的那種電視臺。電視臺方面，還是CNN首當其中，因為CNN作為全美的廣播電視網絡，公民社會相對復雜。

這也說明，特朗普要對公民社會動刀子，首先是新聞和學術方面。而司法獨立的動搖，就看特朗普政府后續的行動計劃有多快，但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并非愣頭青，而是有一套理論基礎，即美國傳統基金會提出的“2025項目”。

美國傳統基金會素來親共和黨，2022年上半年更是假設了特朗普能夠當選，為其制定了一套能夠改變美國深層政府和深層社會的計劃。特朗普目前做的事情，超過85%的內容是計劃當中規劃好的，包括對精英學校改革，對公務員體系動刀，使其更符合特朗普的價值觀。

如果“2025項目“能夠實現95%以上，等到三年半后特朗普卸任時，美國將不再是自由的燈塔、民主的燈塔，憲政和法治都將煙消云散。我們要且行且觀察，也要注意到這不光是美國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是人類幾千年來面臨的困惑。

因此，我們有必要重讀兩千多年前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人類的科技發展了幾千年，特別是最近幾百年，科技已經如日中天、方興未艾，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生產方式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甚至動搖了生命的根基。

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進一步動搖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而改變人類文明的本質。然而，人類的智慧是否有所增長？人工智能可以人工，智慧又可不可以人工呢？若智慧也能人工，恐怕人類將不復存在或者沒有存在的意義。

而且，如果說科技是底層，頂層一定是治理，治理包括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科技軍事，它既是管理心態，也是解決沖突的心態。沖突又分內和外，所以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了四個政體：賢人政治、寡頭政治、民主政治和暴政。

柏拉圖的哲學理念是希望世界有一種公平的秩序，同時出現一種所謂的賢人政治。所謂“賢人”，就是希望每個政治家首先是個哲學家，或者至少具備哲學思維。同時，他希望大多數的哲學家能夠從政，用他們的哲學思維來干預現有的政治，去構建人類最美好的現狀和明天。

換句話說，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已經意識到，人縱然可以通過權力來設計一套相對完美的制度，但只要人不賢，其制度不可能賢到哪里去，因為制度到最后還是一套數字的游戲規則——多一票就贏，少一票就輸。

回顧歷史，不管科技進步、軍事力量和各種矛盾沖突增長了多少倍，但關于政治體制，人類社會似乎又回歸到了柏拉圖當年的想法。可見，人類的治理體系并未真正地實現改變和進展。

在西方體制下，人們長期以來相信通過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監督，可以實現相對完美的治理體系。然而，這需要諸多前提條件，包括健全的法制、良好的公民社會以及高素質的選民。

這不僅涉及治理層面上的賢人，也包括每個選民心中要有賢人之心。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選民才能運用超越性和批判性精神，在關鍵時刻做出符合良知，也符合理性的選舉決定，否則無法選出具有賢人特質的政治家。這聽起來頗為復雜，但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拉圖設想的情況，跟當年軸心時代東方哲人提出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常說東方有圣人而無哲人，西方有哲人而無圣人，這體現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但我認為，人類在學問的最頂尖，有三個東西是打通的：一是東方學問和西方學問，二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三是人的感性和理性。

由于時間有限，這里不做贅述，但請大家記住，只要到了某種程度，任何東西都是可以打通的。所以此時此刻，無論是2000年還是幾百年，人類面臨的挑戰又再次站在了我們的面前。

我們這一代人，某種程度就像丘吉爾說的，悲觀的人在樂觀中看到悲觀，樂觀的人在困難中看到機會。如果你是悲觀的，那你自然看到不幸。但如果你是樂觀的，那你能看到無窮的樂觀和機會，至少也是無窮的挑戰和興奮。雖然知識分子的終極品質和氣質是悲觀的，但我顯然是一名樂觀者，每天都在試圖解決問題，解釋世界遇到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