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黃河歷史地理研究，譚其驤先生發表過三篇重要論文——《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證黃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學術月刊》1962年第2期，以下簡稱《安流》）、《〈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以下簡稱《山經河》）、《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歷史地理》創刊號，1981年第1期，以下簡稱《西漢黃河》）。對這三篇論文，譚先生自己也有較高的評價：“我自以為這（《安流》）才是一篇夠得上稱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論文，文章的結論對當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有一定參考價值。”“古今學者講到漢以前古黃河全都只知道有一條見于《禹貢》的河道，誰也不知道還有其他記載。如今被我從《山經》中找出這么一條經流鑿鑿可考、遠比《禹貢》河水詳確得多的大河故道來，怎不令人得意！”

的確，到目前為止，黃河歷史地理研究這三個高峰尚未被超越。

黃河在東漢以后存在長期安流的局面

《安流》首先需要確認的，是黃河在東漢以后是否存在過長期安流的局面，因為此前從無人正式提出。譚先生是在長期的科研和教學中發現這個事實的。早在1955年5月為中國地理學會作的學術報告《黃河與運河的變遷》中，他就肯定在東漢以后“黃河出現了一個與西漢時期迥不相同的局面，即長期安流的局面”。他還從史學史專業角度提出一條強有力的理由：“從《后漢書》到兩《唐書》所有各種正史都沒有河渠書或溝洫志，這當然是由于自東漢至唐黃河基本上安流無事，無需專辟一篇之故。”“成書于東漢三國時的《水經》和北魏的《水經注》、唐代的《元和郡縣志》中所載的黃河經流，幾乎可以說完全相同，并無差別，更可以證實在這一時期內的黃河確乎是長期安流的。”

至于“長期安流”的原因，有關歷史學家和水利學家，如魏源、劉鶚、李儀祉、岑仲勉等，都歸功于王景的工程技術措施。但譚先生認為，“黃河的水災雖然集中于下游，要徹底解除下游的災害，卻非在整個流域范圍內采取全面措施不可，并且重點應中上游而不在下游；單靠下游的修防工程，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而王景治河的施工范圍只限于“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全部措施集中于下游，都不出工程治理即治標的范圍。此外，無論是人力、物力還是技術，東漢初王景能調動和運用的總是有限度的，難道能比以后從明清一直到近代的更大更高明？

譚先生根據公認的地理學常識指出，“降水量集中在夏秋之交特別是夏季，河水挾帶大量泥沙，是黃河善淤善決的兩個根本原因。近幾十年來的水文實測資料又證明，決溢改道雖然主要發生在下游，其洪水泥沙則主要來自中游。以往數十年的實測數據證明，下游洪水的流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來自中游，來自上游的不超過百分之十。豫西伊洛河流域和晉東南沁丹河流域的暴雨經常能使本區黃河河床產生一萬秒立方米以上的洪水，如果山西的汾水、涑水流域，陜甘二省的渭水、涇水、北洛水流域和河南弘農河流域一角產生的洪峰同時進入下游，就會出現險情。在流經陜縣的巨量泥沙中，來自河口鎮以上的只占11%。而自河口至山西禹門口的輸沙量即占陜縣總量的49%，自禹門口至河南峽縣占陜縣總量的40%。

那就證明了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的主要原因，就輸沙量的變化，根本在于這兩區流域間水土流失程度的不同，即水土流失由嚴重變得輕微。在戰國時期，山陜峽谷流域和涇渭北洛上游二區以畜牧射獵為主要生產方式，原始植被未經大量破壞，水土流失輕微。秦和西漢時期，大量移民遷入，從事農業生產，原來的牧地都被開發為農田。到西漢末年，山陜峽谷流域和涇渭北洛上游二區已有240萬人，大規模的亂墾濫墾破壞原有植被，造成日益嚴重的水土流失。兩漢之際的戰亂使邊郡人口銳減，東漢初匈奴南單于率數萬部眾入居塞內，以后又有大批匈奴內遷，分處北邊諸郡。大批羌人被安置在渭水上游的隴西、天水和關中盆地的三輔，涇河上游和山陜峽谷流域的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亦所在有之。遷入的邊疆部族人口總數在百萬左右，都以畜牧為主，而留在那里的漢族人口大大減少，成了少數。耕地的縮減和牧地的擴展，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應地大為減少。唐代安史之亂前，這一帶農墾區區域有所擴大，但公私牧場占用了大量土地，農民的耕地最多時也比隋代少。這段時間的水土流失對下游河道已有一定影響，先后出現9次決溢，但未改道，嚴重性遠不如西漢。安史之亂后，郡縣建置有所縮減，編戶銳減，但實際人口并未減少，牧場廢棄，農業規模擴大，亂墾增加，故下游河患仍有9次，且出現了改道。五代以后，這種現象愈演愈烈，一直持續到近代。

對譚先生的結論并非沒有爭議，特別是在水利學界。但改革開放以來黃河治理的成功，已經完全證實此結論的正確性。對黃河中游小流域的治理就是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耕還荒，通過改變土地利用方式減少水土流失，黃河下游的年平均輸沙量已經從16億噸降至幾億噸。

“山經河”的復原

從司馬遷到清代研究黃河變遷的名著胡渭《禹貢錐指》、現代研究黃河的巨著岑仲勉《黃河變遷史》，講黃河變遷都從《禹貢》所記載的“大河”講起，從未有人再追溯此前。之所以如此，一是囿于《禹貢》中大禹治水導水后方有“大河”下游河道的成說，二是在《禹貢》以前、以外找不到任何此前黃河下游河道經流的記載。

通過對《山海經》的研讀，譚先生發現它的地理學價值，特別是其中《山經》的主要內容就是一部地理書。他發現，《北山經》記載了三十多條“入河”“入于河”的河流，而這些“入河”的地點大多是可以考證的。根據水文地理的基本原理——所有支流與主流的交接點都在主流上，將這些交接點連接起來就是主流河道。

但要把這個設想變成現實，真正在地圖上復原出這條水道，還需要對歷史地理文獻深刻的理解和對古地名的辨析考證能力。因為《山經》并非同一作者同一年代的系統性著作，其中記錄的水道也不一定同時存在。有的水道已經消失湮沒，有的已經改道，有的早已改名，甚至改過多次。由于“入河”“入于河”的地點是這些水道的終點，已在低海拔地方或平原，變化更大，有的已無蹤影可尋。只有將某條水道的走向復原，才能確定這個交匯點。對涉及自然地理的地名，還要看與實際情況是否符合。如果發現不符合，就要分析是地點定錯了，還是自然地理景觀本身發生了變化。就這樣，譚先生根據《漢書·地理志》《水經注》《說文》《淮南子·地形訓》《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廣記》《太平御覽》《隋書·地理志》《大清一統志》《元和郡縣志》《通典》《讀史方輿紀要》《史記》《山海經箋疏》《漢書》《爾雅》等典籍中的記錄或線索，最終考定這三十多條支流與河水的匯合點，復原出這條從未被前人發現的“山經河”。

西漢以前黃河下游河道的變遷

《西漢黃河》的研究也是從質疑前人的結論出發的。黃河以“善決善徙”著稱，西漢以后改了很多次道，但西漢以前居然沒有改道的記載。《史記·河渠書》從大禹導河敘起，但只有“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才開始有改道。對此，前人形成兩種說法。

一是根據《漢書·溝洫志》所載王莽時大司空掾王橫所引《周譜》中“定王五年河徙”這句話，認為這是漢以前唯一的一次改道。東漢班固，北魏酈道元，南宋程大昌，清代閻若璩、胡渭均持此說。“定王五年”即春秋時周定王五年（前602）。二是清焦循所著《禹貢鄭注釋》認為《周譜》之說不可信，西漢前黃河未發生過改道。

譚先生認為，既然黃河下游容易改道的基本條件早已存在，怎么可能到周定王五年才出現第一次改道，甚至到漢武帝元光三年才出現第一次改道？他對“山經河”的發現已經推翻了這一錯誤論斷。但傳世史書中有關黃河決溢改道的記載，即使是片言只語，也早已被乾嘉以來諸多學者挖盡收全，再也找不到新的線索。在歷史地圖和考古遺址地圖上，譚先生發現，從新石器時代經歷商周直到春秋時代，河北華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著一片極為寬廣的空白地區。在這一大片土地上，沒有發現過這些時期的文化遺址，也沒有任何見于可信的歷史記載的城邑和聚落。總的來說，這片空白地區是逐漸縮小以至消失的，且有規律可循。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在太行山東麓大致以今京廣線為限，在魯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駭河為限，京廣線以東徒駭河以西東西相去約自百數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間絕無遺址。到戰國時期，平原中部的空白才歸于消滅，出現了十多個城邑。

這說明在沒有堤防約束的情況下，“黃河下游每遇汛期，當然免不了要漫溢泛濫；河床日益淤高，每隔一個時期，當然免不了要改道，情況大致和近代不筑堤的河口三角洲地區差不多”。到戰國中葉、公元前4世紀40年代左右，河北平原上的黃河下游已筑起堤防。由于黃河經常性的泛濫控制住了，土地迅速得到墾辟，大大小小的居民點和城邑也就逐步布滿了原來的空白地區。據此，他的結論是：在戰國筑堤以前，黃河下游的改道決不是一次二次，更不會是亙古不變，而應該是改過很多次。但因為黃河在這里改道對人類生活產生不了多大影響，不足以引起人們的重視，至少并不被認為是嚴重災難，所以盡管多次改道，卻基本上一次都沒有被史家記載下來。發生于周定王五年的那次改道可能影響較大，因而為《周譜》作者所記錄。但也說不上很嚴重，所以仍然不見于別的記載。

近年來，有人注意到，自譚先生進行這項研究的20世紀70年代以來，那一條開闊的空白帶內發現了好幾處文化遺址，那么譚先生當年的結論是否還正確呢？我認為，譚先生根據科學原理得出的結論是顛撲不破的，但具體范圍應該根據新的發現作相應調整，如這片空白地帶不一定都有那么寬，可以根據那些新發現遺址的年代推測收窄的時間和過程。但在漸次入海的低平土地上，河道尾閭的擺動并不需要太寬的距離，除非被堤壩嚴格約束，所以西漢前的黃河下游河道曾經在此范圍內漫流并多次改道的推論依然成立。

在此基礎上，譚先生全面復原了西漢以前黃河下游河道的變遷，厘清了“《禹貢》河”“《山經》河”“《漢志》河”的關系。此文的結論有十二點，可謂黃河歷史地理研究集大成者。

作者系復旦大學文科特聘資深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郭飛

新媒體編輯：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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