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光盛 | 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區域國別研究院

? 聶姣 | 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導讀】印巴沖突的最新一輪博弈，暴露了印度在國際舞臺上的矛盾姿態：它一邊以“反恐”為由將克什米爾問題內政化，拒絕國際干預；一邊又在軍事對峙升級時積極尋求西方調停，以制約巴基斯坦。這一雙重標準使印度的“全球南方”敘事充滿爭議——“全球南方”的核心訴求包括反干預、平等發展，但印度對南亞國家的強化干預被批推行“印度版門羅主義”。

本文認為，中印兩國與“全球南方”的歷史淵源緊密相連，卻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認知。中國將“全球南方”視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集合體，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而印度則傾向于將“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參與的既有架構，試圖充當發達國家和“全球南方”之間的橋梁。這種認知差異導致兩國在“全球南方”問題上出現領導權之爭：印度推行“去中國化”政策，中國則堅持包容性發展理念。

文章指出，中印在“全球南方”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實則是兩種國際秩序觀的碰撞。印度試圖在西方主導的框架內爭取更大話語權，而中國則致力于推動多極化世界的真正平等。這種競爭削弱了“全球南方”內部合作動力，加劇了全球集團陣營對抗趨勢，破壞了既有的中印多邊合作機制，還可能導致地區問題政治化和國際化。

作者認為，中印在“全球南方”議題下并非沒有合作空間。二者在歷史上有著共同遭遇，如今在全球氣候變化、改革全球金融機構等問題上有共同利益，且存在“共同的亞洲命運”敘事。而印度的困境在于，它既無法完全脫離西方體系獨立領導“全球南方”，又難以調和其地區霸權行為與發展中國家集體訴求之間的矛盾。若印度繼續在“西方”與“南方”之間牟利卸責，其“全球南方”戰略恐將難逃信譽破產的結局。作者繼而呼吁，中印協同、集體領導才是“全球南方”的可能出路，而這需要印度重新審視其矛盾立場。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2期，原題為《印度在“全球南方”想要什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印度在“全球南方”想要什么？

作為“全球南方”中最大的兩個國家，中印既是“全球南方”合作取得成效的最關鍵因素，也是最不穩定因素。然而，在明確將中國視為印度崛起進程中“最大外部阻力”的背景下，印度的“全球南方”政策已經出現“去中國化”的傾向。與此同時，國際社會日益出現越來越多的“中印兩個亞洲大國爭奪全球南方”的聲音。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印度“全球南方”政策排斥中國的行為邏輯？中印是否在“全球南方”問題上陷入了代表之爭？中印之爭會對“全球南方”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中印與“全球南方”的歷史淵源

“全球南方”誕生于二戰后的全球非殖民化浪潮，這一國家群體普遍抵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其行動能夠跨越區域乃至洲際限制，形成全球范圍的多邊協調與聯動效應，它的發展經歷過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數輪高潮。冷戰結束后，“全球南方”概念一度沉寂，進入21世紀后尤其俄烏沖突爆發后重新受到關注。作為“全球南方”最大的兩個國家，中印與“全球南方”的歷史淵源也圍繞著幾輪高潮展開，并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起伏。

（一）萌芽期：從20世紀50~60年代到冷戰結束

“全球南方”通常是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簡稱，其產生根植于冷戰時期反殖民團結的共同愿景。20世紀50~60年代，一些從殖民枷鎖中解放、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國家開始使用“南方”概念，表明其與工業化國家所代表的“北方”存在系統性不平等。這些國家地理上多位于地球南部，相互之間的合作被稱為“南南合作”。“全球南方”則是“南方”概念的延伸，指經濟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具有非西方、反干預、謀發展的政治屬性。

1955年萬隆會議的召開，是“南南合作”作為全球政治運動形成的一個里程碑，南方國家作為一個集體，正式走上世界政治舞臺。1961年不結盟運動的創建，則是美蘇冷戰背景下第三世界期待聯合自強的產物。萬隆會議和不結盟運動體現了新興“南南合作”的政治維度，77國集團的成立則是呼吁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1964年77國集團的成立，標志著“全球南方”國家形成了一個反對超級大國控制、剝削和掠奪的集體聯盟。至今，77國集團已經拓展至133個成員國。77國集團試圖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通過解決發展中國家在出口和進口商品之間的結構性不平等交換問題，旨在實現“公正和公平的關系”，強調對自然資源的主權和國有化關鍵產業的權利。77國集團成立后，“全球南方”開始以集體組織的形態，依托現代國際合作的平臺和機制，爭取在全球議程中獲得政治權力，維護自身在全球經濟中的利益。

中印與“全球南方”國家的正式接觸都可以追溯到萬隆會議。中國在萬隆會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提出“求同存異”這一“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交往方式，還成功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納入“萬隆十項原則”。印度作為萬隆會議的發起國之一，也在“南南合作”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印分別是不結盟運動的觀察員國和主要領導國，都重視發展和加強與不結盟運動的關系。中國雖然不是77國集團的成員，但一貫支持其正義主張和合理要求，并在“77國集團和中國”框架下與其保持良好合作關系。印度是77國集團的成員，后者已經成為印度與“全球南方”國家展開合作的重要平臺。

（二）發展期：從冷戰結束到俄烏沖突爆發

冷戰結束后，蘇聯解體使得“第二世界”不復存在，“第三世界”這個術語逐漸不再流行。相比之下，“全球南方”這一說法提供了一個更為中性的標簽，因而逐漸得到推廣。

但也正是由于冷戰結束國際格局發生變化，“全球南方”國家的活動一度沉寂。甚至有學者認為，“全球南方”在冷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里，從印度的外交政策“雷達”上消失了。到21世紀初，“全球南方”才開始積累實質內容。隨著中國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明顯加快，“全球南方”再次活躍。此時，“全球南方”逐漸代表一種新的愿景：領導非西方國家，改變由西方主導的現存世界秩序的不平等現象，更加貼近“全球南方”人民的需求和愿望。

進入21世紀，中國大大擴展了與“全球南方”的經濟和外交合作。在與東南亞的關系方面，中國在2000年11月舉行的第四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并在2001年11月召開的第五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與東盟達成共識，一致同意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2009年起，中國連續多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在與非洲的關系方面，2000年中非論壇的成立，標志著中非關系進入新階段。2009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在與拉美的關系方面，2001年，江澤民主席對六個拉美國家進行了訪問，這標志著中國與拉美地區的關系進入新階段。隨后，中國擴大了與拉美的經濟社會和外交關系，先后與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達黎加等國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到2018年，中國已成為拉丁美洲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拉丁美洲也成為僅次于亞洲的中國海外投資第二大目的地。2013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這些多區域、跨地區的合作被整合為頂層政策倡議。鑒于許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都是“全球南方”國家，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當代中國與“全球南方”互動的重要實踐。

（三）成熟期：俄烏沖突發生以來

隨著俄烏沖突的爆發，“全球南方”再度成為焦點。“全球南方”國家在激烈的大國競爭中不盲從西方孤立、制裁俄羅斯的要求，堅持不選邊站的“新不結盟”立場，正在沖擊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俄烏沖突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南北方之間日益擴大的分歧，同時越發凸顯了“全球南方”的戰略重要性。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采取的“中立”立場，成為西方國家推進自身外交戰略的“墻”，導致西方國家在多數情況下只能預測南方國家的行動，而難以施加實質性的影響。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俄烏沖突持續膠著、大國地緣競爭顯著加劇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的進程加速，正在成為百年變局深度演變的推動力量。

俄烏沖突以來，中國與“全球南方”繼續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深化合作，如成功斡旋沙伊和解，帶動海灣和中東地區國家關系不斷和解。印度自俄烏沖突以來在“全球南方”問題上也動作頻頻。印度不僅以“全球南方”的“領導者”自居，組織召開“全球南方之聲”峰會，還利用擔任二十國集團（G20）峰會輪值主席國的契機，努力塑造“西南大國”（south-west power）形象，充當“全球南方”與“全球西方”的“聯絡員”。在2023年9月9日至10日的G20峰會上，印度利用主辦國身份，不僅與致力于打壓中國的美國、歐盟親密互動，也趁機強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關系，支持非盟成為G20成員。

▍中印對“全球南方”的認知差異

雖然中印都有加強與“全球南方”關系的意愿，但兩國對“全球南方”的認知有所不同，所尋求建立的國際秩序也有本質區別。中印的“全球南方”愿景存在分歧：中國傾向于以一個非西方，卻未必反西方的架構為主軸；印度則傾向于將“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參與的既有架構，本質上依舊沒有跳脫出當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

俄烏沖突暴露了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的霸權本質，逼迫中國思考重建新型國際體系的必要性，改革開放40多年中形成的融入國際社會的思路面臨尖銳挑戰，而這必須在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之間做出新的統籌協調。“全球南方”，正在成為中國構建新型國際體系的主要戰略方向。

在中國看來，“全球南方”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集合體。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有著相同的歷史遭遇和奮斗歷程，面臨著相似的發展難題和任務，對當前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有著相近的看法和訴求，是“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天然成員。非西方、反干預、求發展是“全球南方”國家的共性，而中國的“全球南方”愿景也傾向于追求一個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架構。按照這一思路，中國致力于將“全球南方”打造為一個平等互利、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發展中國家合作平臺。從本質上說，中國在金磚組織、上合組織等框架下，攜手“全球南方”國家，正尋求在西方主導的體系之外建立新的貿易關系和協議，這種秩序是非西方的，但不是反西方的。

印度傾向將“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參與的既有架構。對印度而言，“全球南方”具有重要的價值。第一，“全球南方”是印度成為世界大國的重要一環。當前，在印度的“延展周邊”外交中，針對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有針對性地推出了“東進”“西聯”“南控”與“北連”政策，幾乎每一板塊都與“全球南方”有關系，尤其是涉及非洲的“西聯”和“南控”政策。第二，“全球南方”是印度推動構建多極化世界秩序的重要推動力，而印度希望成為多極秩序的重要一極。印度希望通過“多樣化”的伙伴關系來維持其“多極化”愿景之間的平衡，莫迪政府采取了“多方位”政策舉措，如“鄰國優先”“東進”“西向”“地區共同安全與增長”和“印太倡議”等。第三，“全球南方”是印度保持大國平衡的工具，有利于為印度“南北逢源”創造空間。印度試圖成為發達國家和“全球南方”之間的橋梁，通過重新引領“全球南方”構建新的外交平衡，進而鞏固自身大國地位。

隨著全球南北方之間分歧的擴大，印度希望充當南北方之間的“聯絡員”，通過引領“全球南方”的議程設置，提升自身在西方世界的戰略地位。印度學者拉賈·莫漢（C. Raja Mohan）認為，印度通過召開“全球南方之聲”峰會等舉措加強與“全球南方”的關系，并不是要回歸到不結盟運動的反西方意識形態，而是希望通過與發展中國家的重新接觸，尋求更大的國際角色，并補充其與包括美歐在內的主要大國日益增長的戰略伙伴關系。印度外長蘇杰生（S. Jaishankar）專門為印度制造了一個“兼具西方國家、南方國家特性的西南大國”形象，聲稱印度能調和這兩大集團的矛盾。蘇杰生聲稱，基于天生的多元主義，印度有調和民族主義與全球參與的傳統，印度民族主義并非由“受害者心態”驅動，印度有潛力成為“既存秩序和新興秩序之間的橋梁”。因此，印度傾向于將“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參與的既有架構，并未觸動當前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

印度之所以有這樣的傾向，是因為它并不具備成為“全球南方”代表的實力，同時又不希望中國成為代表。因此，印度的“全球南方”愿景是排斥性的，或者說是“去中國化”的。從2023年1月召開的“全球南方之聲”峰會不邀請中國，3月的“瑞辛納對話”（The Raisina Dialogue）未邀請中方代表，在地區及全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等涉及“全球南方”議題的國際場合凸顯與中國的分歧等事件中，都可以看出印度的這一心思。賈格納·潘達（Jagannath P. Panda）認為，“印度通過與中國主導的區域合作論壇，如不斷擴大的‘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中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外交努力，能夠抵制中國對亞洲治理的全面控制。這對印度來說非常重要，因為這樣可以阻止中國聯合部分非西方世界，以進一步實現其帶有‘中國特色’的多極化。”一旦將中國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印度確實有機會成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然而，將中國這一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與西方將世界劃分陣營、控制和同化“全球南方”為西方利益服務的國際秩序，又有何本質區別？當前西方表示支持把印度打造為“全球南方”的領袖，背后的重要原因正是牽制中國。因此，印度的“全球南方”愿景也可能走向“集團式對抗”。

▍中印代表之爭影響“全球南方”形成合力

印度以“全球南方”的領導者自居，其“全球南方”概念排斥中國。印度認為自己有顯著優勢：印度能代表“全球南方”與西方密切協調，中國不能。隨著俄烏沖突后“全球南方”再度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印“全球南方”領導權之爭的聲音越來越多。如拉賈·莫漢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圍繞‘全球南方’重新競爭的大國競爭時代。發展中國家也在向前看，而不是回頭看，他們希望有具體的選擇，并善于與多個追求者進行討價還價”。《紐約時報》指出，在所謂“全球南方”的領頭羊之爭中，中國正面臨著另一個亞洲大國印度的競爭。

實際上，中印早在冷戰時期就存在著爭奪亞非的外交斗爭。1955年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是亞非民族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實際上，許多亞非國家當時并未真正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它們迫切地要求團結互助，共同反殖反霸。因此，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被提上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議事日程。1961年3月11日，印度尼西亞發出倡議，在萬隆會議的基礎上，應盡快籌備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然而，中印兩國對會議的籌備過程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隨著中印邊界形勢的變化，中印關系走向低谷，中印矛盾對最終第二次亞非會議未能如期召開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中印的“全球南方”問題之爭，對“全球南方”產生了多重影響。第一，削弱“全球南方”內部的合作動力。中印作為“全球南方”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印度意圖將中國從“全球南方”陣營中排擠出去，意味著中印在“全球南方”框架下加強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方面的合作動能明顯減弱，這將削弱“全球南方”內部的合作動力。

第二，加劇全球集團陣營對抗趨勢。印美的戰略走近，增大了西方分化“全球南方”的可能性，使西方決策者能夠利用中印分歧，削弱“全球南方”的團結，阻止全球經濟改革。如此一來，“全球南方”的合作充其量只會在紙面上存在，其塑造全球秩序的愿景很難成為現實。

第三，破壞既有的中印多邊合作機制。近年來，印度刻意在地區及全球治理、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突出與中方的分歧，在安理會改革、核供應國集團擴員等議題上與中方展開激烈交鋒。印度希望避免多邊機制成為中國崛起的助推器，例如，在金磚組織、上海合作組織內部，印度不但很少做促進團結之事，甚至還會做一些拆解動作，這可能導致這些合作機制的“失能”。

第四，導致地區問題政治化和國際化。如前文所述，印度挑撥我國與“全球南方”國家關系，這可能會導致地區問題政治化和國際化。

▍中印協同是“全球南方”的可能出路

中印的“全球南方”問題之爭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地位之爭。雖然中印都想提高國際地位，但地位競爭并不是零和博弈，因為地位競爭通常涉及“俱樂部商品”而不是“地位商品”。只有當地位被視為絕對意義上的稀缺“地位商品”時，地位競爭才會是零和博弈。而就“俱樂部商品”而言，一國獲得地位并不意味著另一國絕對會失去地位。“全球南方”并不是一個有著明確成員、戰略目標和體制機構的國際組織或國家集團，而是一個具有相似歷史經歷和發展水平，在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體系中相對處于弱勢，同時又具有強烈獨立意識和發展訴求的發展中國家群體。在俄烏沖突中，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并未隨西方起舞，選邊站隊，這無疑凸顯了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戰略自主。在此背景下，爭奪成為這一群體的“代表”，可能暗含著讓“全球南方”國家“選邊站隊”的意圖，而這將進一步導致“全球南方”的內部分裂。

“全球南方”的未來取決于這些國家能否共同努力，以建立一個更加穩固、包容和繁榮的全球秩序。“全球南方”興起的變革性意義在于，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國際事務中的主體。“全球南方”要求世界重視它們的優先事項，并在全球政治經濟中更加關注它們的議程。只有通過協作、理解和共同目標，才能克服分歧，推動“全球南方”的愿景成為現實。因此，中印協同、集體領導才是“全球南方”的可能出路。

當然，“全球南方”未必需要實質化。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將“全球南方”視為東西陣營對抗，特別是中美博弈的“第三方力量”，構建“中國不屬于‘全球南方’”的敘事，實質是為了拉攏更多發展中國家“選邊站隊”、聯手抗華。這更加說明，目前“全球南方”并不是與發達國家二元對立的國家集體，而是與發達國家相互嵌入，是全球體系的一部分。“全球南方”國家需要集體領導，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才是“全球南方”國家想要建立的國際秩序。

對中印而言，“全球南方”不應是排斥性框架。只有中印協同合作，才能真正推動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安全、更公正方向發展。實際上，中印在“全球南方”議題下具有廣泛的合作空間，中印的共同利益使得雙方必須站在同一戰略平臺上。第一，從歷史上看，直到20世紀中期，中印都是歐洲殖民統治和剝削的受害者；獨立后早期，它們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下幾乎沒有外交政策自由；直到金磚國家等南南合作組織的出現和增加，中印才日益提高兩國在世界政治中的話語權。第二，作為亞洲第一和第三大經濟體，中印在全球氣候變化和改革戰后全球金融機構等一系列問題上有共同利益。第三，中印之間存在“共同的亞洲命運”的敘事，雙方可以通過集體協作塑造這一命運。雖然這一敘事基于相對樂觀的態度——中印作為新興的世界經濟巨人將有能力重塑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但并非沒有現實可能。印度為2023年G20峰會確定的主題“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家庭，同一個未來”，與中國一直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出奇地相似，表明了“共同的亞洲命運”實現的可能性。

印度“全球南方”政策對中國的影響，也不完全是消極的。印度在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期間多次強調“為全球南方國家發聲”，團結“全球南方”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向世界闡明“全球南方”的關切和優先事項。印度如果能積極承擔其地區大國責任，也有利于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發展。對于印度的這些努力，中國樂見其成。未來，中國在“全球南方”議題上，應堅持“你打你的（牌），我打我的，不隨風（印）而動”的原則，依托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共同構建“全球南方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積極構建中國版“全球南方”話語體系。

編輯/韓書敏、渡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2期，原題為《印度在“全球南方”想要什么？》。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