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令，那個黃麻皮居然當真扛著掃帚上街了。”1951年5月的臺北士林官邸，宋美齡將《中央日報》輕輕推到蔣介石面前。窗外的蟬鳴突然刺耳，老蔣摩挲著青花茶盞的指尖頓住，半晌才從牙縫里擠出四個字：“技高一籌。”

這個被滬上百姓喚作“黃麻皮”的黃金榮，此刻正顫巍巍地握著竹掃帚。清晨的露水沾濕了他標志性的杭綢馬褂，大世界劇場門前飄落的梧桐葉，比當年巡捕房繳獲的鴉片煙灰還要輕。誰能想到，這個曾讓租界巡捕房總探長都點頭哈腰的青幫教父，會在新政權下佝僂著八十三歲的脊梁清掃街道？

1949年4月的黃公館里，青花瓷蓋碗磕在紅木桌面的脆響驚飛了檐下的家雀。黃金榮捏著南京發來的密電，油光水滑的腦門沁出冷汗。蔣介石的親筆手諭墨跡未干：“上海必失，望兄早作綢繆。”管家捧著香港船票候在廊下，南洋紅木箱籠堆滿了前廳，可當夜子時，黃宅后門卻溜出個戴瓜皮帽的賬房先生，懷揣著青幫十萬門徒的名冊直奔外白渡橋。

陳毅的算盤打得比杜月笙的象牙算珠還響。丹陽集訓時，這位儒將指著地圖上的外灘輪廓，說出句讓參謀們倒吸涼氣的狠話：“上海灘是口滾油鍋，咱們要當塊老豆腐——既要沉得下去，又不能糊了表皮。”這話傳到中南海，毛澤東拍著藤椅扶手直樂：“陳老總這個比方，比諸葛亮的《出師表》還要實在。”

五月末的槍聲漸息時，市民們推開百葉窗，看見滿街和衣而眠的解放軍。匯豐銀行門口的銅獅子見證過太多兵痞砸搶，此刻卻映著整整齊齊的綁腿布鞋。英國記者喬治·奧威爾要是早來半個月，定會把他的《1984》改寫成《1949》——不過這次，扛槍的人真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刻進了骨縫。

黃金榮的日子過得像他珍藏的瑞士懷表，齒輪咬合得分毫不差。每周二四六，老頭子準時杵著紫檀拐杖到軍管會報到，把青幫的煙館賭檔碼頭倉庫交代得比自家廚房還清楚。有次匯報完漕運碼頭的情況，陳毅突然遞過包大前門：“黃先生，聽說當年杜月笙抽雪茄要用美人點煙？”黃金榮捏著卷煙的手一抖，灰白胡子顫出苦笑：“陳市長，老朽現在連煙灰缸都交給政府了。”

要說陳毅沒動過殺心那是假話。1950年冬的某次軍政會議，公安局長楊帆拍著桌子吼：“留著這個，老百姓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市政府淹了！”陳毅端起搪瓷缸呷了口濃茶，氤氳水汽模糊了鏡片：“楊局長，當年你在蘇區打土豪，可曾見過主動交出地契的？”這話說得輕巧，卻讓在座眾人想起黃金榮交出的那四百箱煙土——足足裝滿三艘千噸貨輪。

毒瘤

悔過書登報那天，申報館門口排隊的市民比搶購平價米還多。黃金榮用慣密令手札的狼毫筆，此刻在《文匯報》頭版寫下“重新做人”四個大字，墨汁暈開的痕跡活像哭花的戲妝。有個賣粢飯團的老嫗擠到最前排，突然扯著嗓子喊：“黃老板，我男人二十年前欠你的印子錢，能勾銷不？”滿場哄笑中，黃金榮扶了扶老花鏡，抖著嗓子應道：“阿嫂，如今新社會了，該還的債總要還清。”

蔣介石在陽明山讀到這則花邊新聞時，正逢臺北陰雨綿綿。侍從聽見書房里傳來茶盞碎裂聲，接著是濃重寧波腔的嘆息：“娘希匹！”這話罵得蹊蹺，倒像是說給自己聽的。當年杜月笙避走香港前勸他：“介公，上海灘的規矩，從來不是非黑即白。”如今想來，青幫大佬竟比黃埔校長更懂共產黨的手段。

陳毅的棋局里，黃金榮不過是枚過河卒子。真正殺招藏在福州路的寫字樓里——榮氏家族的紗廠煙囪重新冒煙那天，陳毅特意換上褪色的灰布軍裝赴宴。榮毅仁舉著香檳正要客套，卻被市長按住手腕：“榮先生，這杯該敬流水線上的女工，她們這個月多織了三百匹布。”這話說得棉里藏針，卻讓在座資本家們悄悄松了領結。

倒是那些被收容的“野玫瑰”們，給新政權的繡花枕頭上添了最艷麗的紋樣。當曾經的“花國總統”陳曼麗穿上紡織女工的藍布衫，連最刻薄的《字林西報》都不得不承認：“這些姑娘踩縫紉機的模樣，比踩著高跟鞋在百樂門跳舞時還要動人。”印度記者薩羅吉尼在采訪本上記下奇聞：有個暗娼在掃盲班學會寫自己名字后，哭著把識字本捂在胸口睡了整宿。

1953年梅雨季節，黃金榮躺在雕花拔步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氣。治喪委員會收到的挽聯里，有副沒落款的灑金箋格外扎眼：“半世梟雄半世帚，滿城風雨滿城秋。”出殯那天，不知誰在送葬隊伍經過時，往靈柩上撒了把梧桐葉。陳毅站在市府辦公室窗前，望著細雨中的送葬隊伍，突然對秘書說了句：“通知環衛局，大世界劇場門口多加個果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