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漢勤

在生命最后的兩個月，癌癥已轉移，他周身疼痛難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單；

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來；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已完全不能說話，布滿著血絲的眼睛，卻從早到晚一直睜著，渾濁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團火在燃燒……

“145號”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干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干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干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和毛主席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威震敵膽、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贊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里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復對我強調：

?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么治就怎么治，該用什么藥就用什么藥，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

?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

?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

?5床的房間里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

?要注意保密。

看不出他曾指揮千軍萬馬

接班后，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復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于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著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盡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專案組只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醫院落實周總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癥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臥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發，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著幾分憂郁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著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呆滯而憂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英雄。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咤風云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兩個多月。

“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后一間，這間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門窗緊閉著。

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

房間里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

“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里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么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么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么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

“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

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后，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后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癥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每天數次到衛生間里，自行清洗大便，為假肛換熬料。醫生、護士要幫忙，他揮手拒絕，說：“太臭，你們走開！”

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滿肚子的話傾吐出來。

他激憤難平地說：

“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么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主席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里通外國’，搞什么‘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于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停地說：“說假話，搞浮夸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他有時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么看到黨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主席反映情況嘛！”

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著眼淚，念叨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悶。

每次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

“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么竟惹出你這么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設想啊！”

“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于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在最后的日子里，這些話他反反復復地說，醫護人員雖然不便與他交談，但這些話大部分都記錄在病歷上。

夢中大喊：“沖啊！同志們……”

有時，他會突然變得很沮喪，呆呆地望著窗口投射進來的一束光線發愣；有時，他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或許是沉浸在回憶里；有時，他會獨自流下眼淚，嘴里不停地念叨著舊事。

“主席，你什么時候變得聽不得不同意見了呢？你以前可不是這樣啊！你過去的寬宏大量到哪兒去了呢？你被左傾路線排擠的滋味難道不記得了？你批評王明搞‘無情斗爭，殘酷打擊’，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譏諷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難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變了！”

我們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下去：

“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里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懷事小，否定歷史，否定事實，否定真理，否定黨的原則事大啊！”

我負責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沖擊的老帥，但別人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里，常常響起他的吼聲。

他不愿答應醫生查房時的詢問，對如何給他治療，用什么藥，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他有時雙眉緊鎖，沉默無言。夜深時，我們曾聽到他夢中大喊：“消滅敵人！沖啊！同志們……”接著，便是很長一陣無休止的咳嗽。

總感覺他有一肚子的話要跟毛澤東訴說，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見毛澤東！”我們醫生、護士愛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說什么，只好這般安慰他：“情緒不要過于激動，思想不要考慮太多，以免影響身體。”

他反倒把聲音提得很高，兩眼直盯著專案人員及看守戰士手里的筆記本：

“你們記吧！就說我有意見，有氣。要是把我現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們才是！”

腳趾從鞋的破洞里露出來

他陷入了極度的激憤和悲傷之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一個人默默地凝視著昊昊蒼穹，默默地承受著痛楚和厄運……

彭德懷依然十分關注政治舞臺上的風雨陰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后，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之間，他隱隱約約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義憤填膺地說：

“林彪居心叵測，他的許多話是別有用心的，他提出什么‘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不是什么創造，是制造混亂。”

“他還說什么毛澤東思想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政治，這簡直是糟蹋毛澤東思想！不知毛主席聽了有何感想？”

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他的聲音哽咽了，太陽穴邊曲張的血管搏動著，眼睛濕潤，兩道混濁的淚水流過微顯浮腫的臉頰，兩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他渴望向自己的親人傾訴衷腸，卻說不出一句話。

他受盡病痛折磨，經常痛苦呻吟，但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但我們有規定，聽到不回答，不外傳。

冤屈長期得不到申訴，他孤立無援，束手無策。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來；他面色鐵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里，渾身瑟瑟顫抖，目光呆滯而無奈。

這種萬念俱灰的樣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顯然力不從心，知道命運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戰士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里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著戰士吼叫：“我要見毛主席，不然你們也把我開除出黨吧！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戰士沖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他縱然千呼萬喚，縱然大發雷霆，中南海是絕對聽不到的。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全身多個部位，肩膀腫得厲害，痛得不能動彈。他那寬闊微駝的脊背，仿佛又被重荷壓駝了許多。他已疲憊不堪，比平時更顯得蒼老了。

經醫院及科室有關人員研究，擬給他進行“放射”治療，并報專案組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著手實施。這時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盡，情緒低落。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呆呆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

當我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

比如，我問：“你感覺怎么樣？”“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桿子是直的。為什么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么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側過頭去，眼淚流在枕頭上

醫務人員推著他，通過人來人往、昏暗陰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療”。

他身穿黑棉襖，腳蹬圓口布鞋，頭上戴著鴨舌帽，一個大口罩幾乎遮蓋了整個臉。

他已經步履維艱，只能坐在輪椅上，更加顯得老態龍鐘，沒有人能認得出這就是曾經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

他常常自言自語：“我還是那句老話，‘是非有公斷，事久自然明’，主席說叫歷史去做結論吧，我等著歷史做結論。”

彭德懷因癌癥轉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兇，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藥！”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于人世。給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著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11月4日，醫院征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后的生命。此后，他完全不能說話了。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無人的時候，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默默地流淌在枕頭上。

他那瘀腫的布滿著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著，渾濁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團火在燃燒。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仿佛是從他胸腔里發出的撕裂聲，從氣管套筒里傳出。

彭德懷和張聞天挨批斗視頻

就這樣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當醫護人員給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劃著，張著嘴“啊、啊”地想叫喊。死神正在向他猛撲過來，他不愿意、不甘心就這樣離開人間！

或者，他心里有無窮無盡的遺憾，他有滿肚子話要對決定他命運的人訴說，他還想多看一眼他為之奮斗終生的共和國的大地和天空！

他頑強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極限堅持著，可是，他已經筋疲力盡。他的元氣、精力已經耗費殆盡。他掙扎不起來了。他孑然一身。睜大眼睛注視著這個世界。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從此，他把怨恨、痛苦、憂慮、困惑、遺憾和希冀，留給了這個世間，永遠地撒手而去。

在那個數九寒天的苦澀歲月，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護士像對待每一位逝者一樣，常規地為他做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條潔白的床單嚴嚴實實地遮蓋著遺體。

一位指揮千軍萬馬鏖戰大江南北，為民族解放事業縱橫捭闔，為人民利益剛正不阿犯顏直諫的共和國元帥，就這樣默默地走了，共和國毫無動靜。

他的名字將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同在。

[作者簡介]楊漢勤，1939年6月生，1966年畢業于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后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余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后兩個多月里，楊漢勤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附：

彭德懷死后

1974年11月29日14時52分，中國人民忠誠的兒子彭德懷元帥，死在301醫院14號病室的五號病床上，時年76歲。

死時，他的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一個同志。彭德懷遺體上的白布單上寫著“王川”。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懷的遺體從301醫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場火化。為了掩蓋事實，這份火化的申請單上寫的是：“申請人：王奎，住址：301，與死亡人關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歲，印號〇〇一二六九〇。”

這些自稱為“革命者”的人，對于彭德懷是懼怕的，他所有的遺物都被焚燒了，就連他在獄中、病榻上讀過、批注過的62本書，其中包括《反杜林論》，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彭德懷在送往火化的時候，連火化費都是從他少得可憐的“工資”中扣除的，也就是說，彭德懷死后直至化成灰燼，都沒有花公家的一分錢。

“四人幫”一伙怕引起人們懷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單上的年齡寫的是32歲，籍貫：成都市。

骨灰盒之謎

1978年12月23日，劃時代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幕，并決定第二天在北京召開彭德懷元帥的平反昭雪追悼大會。

可在此之前，在北京籌備召開的這個追悼大會，還在為找不到彭德懷的骨灰而著急……

彭德懷骨灰究竟到哪里去了呢？1978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一架從北京飛來的飛機停在成都郊外雙流機場。從飛機上走下兩個人來，直奔中共四川省委。

兩人找到省委副秘書長張振亞，遞上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寫給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一封便函。張振亞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對兩位客人說：“彭總來四川三線工作，我是清楚的，但從未聽說過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啊。”

來人回答：“沒有搞錯，1974年冬天，有沒有兩個軍人乘飛機從北京送來一只骨灰盒。”

張振亞想了一會，才說：“有這件事情，但那不是彭總的骨灰，而是一個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來人興奮地說：“對，就是‘王川’，那個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就是彭總的骨灰！”

時間已經過去四年了，雖然自己中間還去看過幾次，但長期無人過問，又無人去辦過任何手續，按照當地火葬場的規定，三年之內無人前來認領的骨灰，到時將挖坑深埋，那骨灰還在不在呢？張振亞火速直奔郊外殯儀館骨灰保管室。

謝天謝地，骨灰還安然無恙地擺放在那里！

據有關記載，1974年冬天，兩個軍人乘飛機從北京送來一只骨灰盒，后來存放在成都郊外的殯儀館，編號是273號。在接受這只骨灰盒時，成都殯儀館的工人辛自權老人從來人的神色中就猜想這里一定有冤情，因此在自己退休之后，他又告訴徒弟一定要好好保管好這只骨灰盒。后來因為三年多時間無人來認領，有人提出要將這只骨灰盒挖坑深埋，師徒兩人說什么也不同意。沒想到今天這個謎終于揭開了，這里面竟然是令他們崇敬的彭德懷元帥的骨灰。他們手捧骨灰盒，放聲痛哭。

彭德懷骨灰存入成都東郊殯儀館的時間是1974年12月23日，取走的時間是1978年12月22日。彭德懷被迫害死于北京，為什么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呢？

在“四人幫”所控制的專案組有一份材料，上面有著如下記錄：

受審人員彭德懷，因患直腸癌，經治療無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懷是里通外國、陰謀奪權的反黨分子。我們意見，將其化名王川，尸體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該專案組另一份記錄中寫著：

中辦秘書處電話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懷死亡骨灰處理報告上指示：“照報告上所提的辦法辦。”

彭德懷平反昭雪追悼大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致悼詞。沉冤整整30年的彭德懷一案終于獲得平反，歷史最終給這位忠臣良帥以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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