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上海現代產業發展迅速，大量外資工廠和民族工業在此發展，進而吸引大批移民聚集，產生了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上海工人階級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上海的現代化環境賦予工人階級較強的現代性。上海工人受教育程度高，接受過基本的職業化培訓，識字率較高。

第二，中國工人階級資格比資產階級更老。由于外國企業最早在滬辦廠，大量吸納中國工人，使得工人階級率先在這片土地上孕育成長。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其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大些。

第三，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大本營。產業和資本集聚帶來勞動力集聚，為產業工人集中提供了經濟基礎。到1919年，上海的工人和產業工人數量達到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上海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具有組織紀律性和較高政治素養，是反帝愛國運動的主力。

第四，近代上海，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勞資矛盾相互交織、錯綜復雜。受到帝國主義勢力、封建階級和本國資產階級的三重壓迫，上海工人階級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最為強烈，具備豐富的抗爭手段和經驗。

以1919年六三罷工運動和1925年五卅運動兩次遞進型工人運動為脈絡，可以清晰看到上海工運不斷發展、上升的軌跡，即從自發走向自覺。

承接五四運動的六三罷工，具有鮮明的特點。此前，上海工人運動主要以爭取經濟利益，如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資待遇等為目標。六三罷工的口號直指挽救國家危亡的政治目標，帶動全國工人政治罷工。上海工人階級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態投入這場愛國反帝的政治大罷工，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

1920年陳獨秀到上海后，從發動知識分子轉為向工人開展宣傳，俞秀松去工廠當工人，李漢俊深入工人中宣傳，上海機器工會成立。建黨先驅將馬克思主義與上海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上海工人階級力量的壯大和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為建黨奠定了重要基礎。

五卅運動堪稱大革命時期規模最大的工運高潮。此時，上海工人階級已經有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明確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政治要求，并在反帝目標推動下超越個人利益關切，進發到追求民族整體斗爭勝利的高度，有了更深的家國認同和民族歸屬。

五卅運動的斗爭影響和規模遠遠超過六三罷工，實踐了中共四大擴黨強黨目標：黨從一個不足千人的小團體發展為一個全國群眾黨，工人黨員成分超過半數；黨組織發揮核心領導作用，工人階級成為運動的主力軍，并與學生群體以及廣大市民緊密團結在一起，形成強大的反帝統一戰線。

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鑄就了“五卅運動的精神”，其核心內涵有三：團結一致的精神氣勢，英勇斗爭的精神氣概，不怕犧牲的精神氣魄。這是黨領導反帝愛國工人運動的精神高峰，是中華民族精神體系中的閃亮標識。相比于六三罷工的自發性，五卅運動中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組織能力不斷提升，體現出更高層次的自覺性。

就經驗與啟示而言：

一方面，黨的領導是關鍵。上海工人運動是在黨直接領導下發展壯大起來的，黨始終重視對工人運動的領導。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是主力軍。1949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隨后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進一步強調：“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

同時，毛澤東同志也談到要不斷教育工人階級，要幫助他們學習政治素養和文化技術。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也不能停止”。

新時代新征程，必須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重視發揮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主力軍作用。無論時代條件如何變化，都要崇尚勞動、尊重勞動者，為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謀利益。

（作者為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忻平）

原標題：《忻平：兩次遞進型運動讓上海工人階級有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說明：“熱的血——紀念五卅運動100周年文物史料專題展”展示五卅運動期間黨中央創辦的《熱血日報》。孟雨涵 攝

來源：作者：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