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中斷11年之后首次舉行的高考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至今仍讓人追懷不已。恢復高考，不僅是我們這些大學生個人命運的轉折點，而且成為一個國家與時代的拐點。它是冬日里譜寫的‘春天的故事’，是一段歷久彌新的記憶，是一個永留史冊的傳奇。”

這段獨白來自一位名叫瞿光唐的“老三屆”考生，歷經1977年高考后順利拿到高校“入場券”，是新中國恢復高考的見證者與參與者，他的感慨不知又會引發多少國人的共同回憶。

1977年恢復高考創造了太多的“高考之最”，人數最多、備考時間最短等等，其中，570萬人參加統考，錄取率不到5%，僅為4.8%，實在不能與如今的高考同日而語。

超低錄取率的背后，竟然是簡單到小學生都會的高考試卷，兩者形成的強烈反差不禁讓人心頭疑團重重，個中原因究竟為何？

有關于這個問題，很多國人都曾簡單地將其歸結為“準備時間太倉促、報考人數基數大”等表面原因，唯有全面了解史實才會發現，這個問題恰恰是解密1977年恢復高考時代意義的一把金鑰匙。

在筆者看來，當年那一張張難度極低的試卷，正是對新中國過往人才培養的一次靈魂叩問，不妨看看當時的考生們都經歷過什么。

他們都經歷過十年動蕩，青春最寶貴的年華是在文化荒漠上度過的，背的是領袖語錄、唱的是革命歌曲、看的是樣板戲。

而那些滋養靈魂的世界名著、文化經典、古典文學基本都被看做是封、資、修的“毒草”，一代人由此遠離課堂，數理化學習程度普遍較低，就更別提人文素養、科學基礎、外語水平。

當然，筆者如此描述并非想要“一棒子打死”，相反，真正在1977年高考中脫穎而出的，是曾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代想方設法找書閱讀、求知若渴、不甘寂寞的少數人，他們的內心深處其實從未放棄過大學夢。

由此可見，當年想要借常規難度的高考試卷選拔人才才真的是天方夜譚，即便是小學難度的試卷，都可以視為國人面對十年動蕩禁錮知識界與思想界的一場突圍戰。

此時再來看“錄取率不到5%”這個問題，是對新中國過往人才選拔制度的又一次靈魂叩問，說到這就一定要提及鄧公1977年復出后整頓教育戰線時的擲地有聲。

“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原因有二：一是中小學的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但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

這段話能夠從側面反映出恢復高考之前中國高校選拔人才制度的極大缺陷，“重出身、輕能力”成了常態，可想而知，過往走進高校的所謂的“人才”，能力就是參差不齊的，這一點在1977年恢復高考時并沒有改變。

在政治表現以及家庭成分不再限定考生資格的情況下，570萬考生沖進考場，那簡單到家的試卷就成了檢驗過往人才素質最好的試金石，4.8%的錄取率甚至可以視作考試合格率，不是國家不需要更多的人才，而是大多數考生根本不具備進入大學深造的基礎條件。

簡單試卷與超低錄取率是兩個彼此獨立卻又聯系緊密的問題，如同一柄坐標尺，真實地丈量著曾經新中國亟待革新的人才選拔制度。

所以說，1977年恢復高考才是真正意義上新中國“知識強國”恢弘時代的序幕，這一切的呈現都離不開鄧公的力挽狂瀾，所謂的“恢復”并非對過往人才選拔的延續，而是革新，他要的是對國家振興建設真正有益的人才。

早在1975年，老人家就對當時大學招生方法和教學質量有過入木三分的評價。

“大學究竟起什么作用？培養什么人？有些大學只有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

1977年恢復高考的諸多“奇觀”，看似令人費解，實則發人深省，至今將近50載的時光，全新的人才選拔制度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深入人心，也讓一批批學子通過高考改變命運，新中國由此崛起。

參考文獻：

《親歷1977年高考_瞿光唐》

《那年高考__難忘的時光——...977年恢復高考制度的回憶_魏湜》

《恢復高考與新三級大學生的使命及作為_劉海峰》

《1977年高考恢復前后_孫貝貝》

《鄧小平與恢復高考_龍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