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日報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突飛猛進，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加速滲透融合，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正不斷成為全球各國科技戰略規劃的核心布局。但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并非“一日之功”，也非“一家之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是一個多主體長期互動發展的過程，其中大學扮演著核心驅動者的角色。

2024年11月，清華大學聯合施普林格·自然發布《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指數2024》，舊金山-圣何塞、紐約、波士頓、倫敦、巴黎、東京、巴爾的摩-華盛頓等國外城市（都市圈）排名前列，這些地區也聚集著世界領先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通過對這些城市的分析可以發現，大學主要通過“內培+外引”的人才驅動力、“學科-技術-產業”的知識擴散力、“空間實體+關系網絡”的空間承載力賦能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人才驅動力：以“內培+外引”路徑推動高教中心疊加人才高地

縱觀世界各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無一不是所在國或地區的高等教育中心及高水平人才高地，這深刻彰顯了大學作為科創人才培養重鎮的重要角色。例如，2024年東京灣區有270多所高校，約占全日本812所大學的34%。其中不乏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公眾耳熟能詳的綜合性大學，也有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學科建設一流的大學，還形成了“八王子市高校聯盟”“東京跨學科生命科學聯盟”等高校聯盟。在這種高校聚集的態勢下，大學人才培養更具規模效應，推動著高等教育中心疊加人才高地，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關鍵人力資本。

一方面，大學以“內培”路徑培養著新生代的創新創業者，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輸送了規模龐大的高素質科技創新人力資本。如美國硅谷、波士頓、紐約等全球聞名的科技創新中心，其內部的諸多大學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創業型人才。2024年8月，有研究機構對過去十年中籌集風險投資的校友企業家進行統計，并發布《初創公司創始人排名前100的大學》。無論是本科校友榜還是研究生校友榜，位于舊金山灣區的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均排名靠前。其中的每一所大學的本科及研究生校友均創建了數千家企業，并吸收了上千億美元的風險投資。例如，僅斯坦福大學的4214名研究生校友便創建了3228家企業，募集了1949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包括人工智能公司OpenAl等企業。2024年，英國劍橋創新集群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評為世界上最密集的科學和技術集群。據英國經濟研究咨詢公司“倫敦經濟”2023年的估算，位于英國劍橋創新集群的劍橋大學每年為英國經濟貢獻近300億英鎊，其中超過230億英鎊來自商業化和研究創新活動，涵蓋178家衍生公司和213家初創公司。可見大學培養了眾多新一代科技企業家，為硅谷、波士頓、紐約、東京、劍橋等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產業集群增添了多元活力。

另一方面，大學的人才“蓄水池”還通過“外引”的形式招收留學生、國際教職工等人員，吸收著來自其他國家的科技創新人才。例如德國慕尼黑擁有22所大學和學院，共計近14萬名學生，是德國大學密度第二高的城市。慕尼黑工業大學2024-2025學年有52931名學生，其中有23807人是國際學生，占比超過45%；僅計算、信息與技術，工程與設計兩個領域的國際學生就超過1.4萬人。并且，慕尼黑工業大學至今面向海外招募的140名終身教授中，有一半是來自斯坦福大學等海外機構。諸如倫敦等其他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大多是全球重要的“留學城市”或人才聚集地。2024年6月，在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夸夸雷利-西蒙茲咨詢公司發布的《2025QS最佳留學城市排名》中，倫敦、東京、首爾、慕尼黑分別排名前四名。

知識擴散力：以“學科-技術-產業”路徑輻射科創產業集群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一個地區或國家的創新策源地，具有不斷催生的新知識、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其內部的產業結構一般是由高技術產業集群所主導，依賴于產生先進工業技術創新并將其商業化的能力。而這些技術多與大學存在學科資源黏性。這是因為，當代大學并非投入于“書齋式”研究，而是向前看的，是新知識的工廠。事實上，21世紀的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憑借其深厚的學科基礎研究與前瞻的學科交叉優勢涌現出諸多新思想、新發現、新知識，正在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創新源頭。2024年，韓國首爾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全球百大科技集群中排名第四，首爾大學、成均館大學、高麗大學分別以13594、8626、7410篇科學類論文在學術貢獻度中排名前三。這些大學在位于麻浦地區的“首爾創業中心”和洪陵地區的“首爾生物中心”等首爾技術產業集群中發揮著重要知識輸出作用。例如，首爾洪陵地區致力于發展成為全球生物醫療集群，打造了“首爾生物中心”。這是一個由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和高麗大學管理的生物醫學創業創新平臺，截至2023年已有130家生物醫學初創公司，涉及藥物開發、數字醫療保健和醫療設備領域。

與此同時，諸多一流大學的師生不斷探索著未知領域，在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生命科學、半導體制造等領域形成突破性發現、推動科學進步，并形成新技術、新產品，為本地區或跨區域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各類產業創新活動奠定基礎。這可以從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學科與硅谷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不解之緣中窺見。同樣，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生物工程、計算科學等學科的推動下，波士頓肯戴爾廣場從被工業廢棄地環繞的麻省理工學院實驗室一躍變成阿斯利康、輝瑞等2000多家企業總部聚集的生命科學社區，波士頓也成為全球有名的生命科學產業集群，在《2024年美國十大生物制藥集群》排名第一。

此外，大學不僅可以錨定本地區的知識庫，還吸收著來自其他國家或地區溢出的知識，并將其更好地轉化為新的高技術產業增長點。在德國，慕尼黑是歐洲有名的汽車、生命科學和ICT（信息和通信技術）產業集群之一，慕尼黑高科技工業園更是被稱為“巴伐利亞硅谷”，是世界十大著名高科技工業園之一，有約2000家初創公司。2024年，慕尼黑具有7家估值10億美元或以上的“獨角獸”企業，包括估值百億美元以上的“十角獸”大數據分析公司塞洛尼斯。2011年，慕尼黑工業大學的三位學生，吸收了荷蘭埃因霍芬理工大學威爾·范德·阿爾斯特教授提出的流程挖掘學術概念之后，制作出了一套解決方案原型并創建了該公司。

空間承載力：以“空間實體+關系網絡”路徑形成跨組織創新生態

作為一種特殊的區域或城市規劃，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空間上是一大片相連的“土地”，有著商業大廈、廠房、銀行、學校、醫院、道路等各類功能性的設施與建筑，構成了各類主體開展創新及其衍生活動的場所。而大學通過空間實體和關系網絡的嵌入，成為區域功能性創新空間和協作性創新網絡的重要組成。

一方面，大學通過校園土地、校區建筑的空間嵌入，形成了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性與文化性創新空間。國際上關于城市、區域或國家創新測度的榜單大部分均將一流大學納入關鍵指標，并賦予核心權重。大學補充著區域創新所需要的功能性空間，通過聯合實驗室、創業走廊、創新街區、創新（創業）谷、新校區（園）、科技園（區）、大學城/科技城等“點-線（環）-面（塊）”的空間形態嵌入，開展大學及區域其他主體的創意孵化、聯合研發、技術轉移等核心業務。

東倫敦科技城是位于英國倫敦東區的科技、數字和創意等企業群聚的中心，匯聚著谷歌、英特爾等世界頂尖高科技企業及倫敦大學學院、帝國理工學院、倫敦國王學院等知名高校。繼倫敦大學學院建筑學院和工程科學學院入駐后，倫敦大學學院的新校區亦選址在附近，共享實驗室和研討會空間向所有人開放，從而為新的對話和新的思維方式提供“催化劑”。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希斯塔科學城坐落于斯德哥爾摩北郊，是歐洲最大的信息通信與技術集群之一。這里有1000多家科技公司、來自115個國家的2萬名技術人員、兩所頂尖大學、7000多名學生以及多家研究機構、開放式測試平臺和實驗室。其中，斯德哥爾摩大學和瑞典皇家理工學院嵌入科學城，成為科學城內關鍵的功能性組件。

除了“經濟學意義”的功能，大學還塑造著文化性的空間，是一個地區的文化象征，也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創新生態組成。從形式來看，大學的學科專業輻射特定領域的技術產業集群，形成了所在地區科技創新中心的技術文化、工業文化；從內涵來看，大學的創新創業教育引領了科技創新中心的創業文化、創新文化潮流。

另一方面，大學通過區域跨組織伙伴關系的嵌入，形成了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協作性創新網絡。2023年10月，美國區域技術中心計劃打造31個新的區域創新增長極，其中10家區域技術中心由研究型大學牽頭建設。2025年1月，在第二階段的資助中，美國商務部對其中6家區域技術中心提供約2.1億美元的額外實施資金，此前亦有12家區域技術中心獲得額外資助。區域技術中心代表著來自不同領域的各類機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分析指出，31家區域技術中心的聯盟組織成員數量差異很大，少則由30多家組織，多則由100多家組織組成。這意味著區域技術中心存在著內外部復雜且龐大的利益關涉需要協調，而研究型大學通過發揮自身的資源黏性和“結合部”優勢，協調著大學、企業、政府部門、經濟發展組織等多方的關系。

（作者：卓澤林，系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院長、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