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霞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中誠信國際研究院院長

張 堃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

汪苑暉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

趙皓月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

張瀚文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5月28日中誠信研究微信公眾號。

本文字數：16575字

閱讀時間：40分鐘

一、內需對經濟貢獻走強，潛力持續釋放為應對外部沖擊提供關鍵支撐

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進入調整期，持續由外向型經濟為主向內外需平衡、雙引擎驅動的新模式加速轉變，外貿依存度不斷降低，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加大，逐步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2020年中國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近年來中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擴大消費和投資與優化對外開放結構兼顧，著力推動形成內外需平衡、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模式。

（一）服務消費占比上升、商品消費提質升級，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消費規模快速提升，最終消費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2024年，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達到2.83萬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48.8萬億元人民幣，較改革開放之初增長超300倍，最終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超50%，大于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從消費結構來看，伴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以及消費觀念的轉變，中國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消費占比持續提升。隨著國內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服務消費支出占整體消費的比重不斷提高，2024年中國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提升至46.1%，較2013年提升7個百分點，其中，文化娛樂、醫療保健消費在人均消費支出中的占比均提升10個百分點左右。根據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消費結構會沿“非耐用品->耐用品->服務”的路徑持續升級，當前中國正處于消費結構轉型的關鍵過渡階段，居民消費由依賴商品消費向以服務消費為主、服務與商品消費并重的格局加速轉變，但與美日等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消費占比偏低，后續隨著提振消費專項行動落地落實、服務消費供給不斷完善，服務消費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與此同時，中國商品消費也在不斷提質升級，一方面，主要耐用品擁有量不斷提升，2023年末，中國居民每百戶家用汽車、空調、電動助力車的擁有量分別為49.7輛、145.9臺和74臺，分別為2013年的2.9、2.1和1.9倍，耐用品消費持續升級換代，另一方面，消費時更加注重性價比，既追求品質，又注重價格，消費更加理性，因而品質好物、國貨潮品等成為商品消費的一大亮點。此外，商品消費需求多元化，健康養生驅動下，消費者對食品、保健品、健身器材等健康相關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而興趣加持下，IP經濟火爆，帶有價值主張的IP及其周邊和跨界聯名產品受到青睞。

（二）投資向高技術產業和新基建傾斜，持續發揮中國經濟增長“穩定器”作用

中國資本形成率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投資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資本形成率快速上升，由2000年底的33.7%提升至2011年46.6%的高點，雖然后續有所下滑，但仍維持在40%以上。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23年中國資本形成率為42.1%，與之相比，世界平均水平為26.5%，美、歐、日、印分別為21.5%、26.5%、26.2%和33.3%，均遠低于中國。從長期來看，雖然少數經濟體能夠短期實現高資本形成率，但世界上基本上沒有國家能像中國一樣連續數十年保持高資本形成率，這背后是中國長期高儲蓄率的支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儲蓄率始終維持在30%以上，并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當前中國儲蓄率大致在45%左右，而美國的儲蓄率不及20%，歐、日不及30%，印度約在33%左右。在高儲蓄率支撐下，高投資成為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雖然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波動下行，但仍維持在30%左右，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制造業投資持續高速增長，近年來逐漸向高技術產業傾斜。制造業投資是中國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制造業投資高速增長，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也持續提升。在高制造業投資驅動下，我國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制造業增加值全球占比約達1/3，制造業規模連續15年全球第一。近年來，在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背景下，中國制造業投資更加向高技術產業投資傾斜，高技術產業投資占比持續上升。2021年以來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速維持在7%以上，截至2024年末，中國高技術制造業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超12.0%。在投資帶動下，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持續向好，對產出的貢獻不斷提升，2024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6.24%。

基建投資由傳統基建向新基建轉變，持續發揮基建投資穩增長、調結構的重要作用。中國是基建強國，改革開放后，基建投資大規模投向交通、通信、供電、供水、供氣等基礎設施領域，以及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極大提升了城鎮的硬件條件和軟實力，吸引人口向城鎮聚集，帶動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近年來，中國傳統基建投資效率有所下降，基建投資逐步轉向5G基站建設、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基建。2009年起，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尤其是傳統基建投資增速大致呈下行趨勢，交通運輸和公共設施投資增速分別由2009年的高點63.6%和57.6%下滑至今年年初的2.7%和2.6%，與之相比，新基建成為投資的重點領域，據測算[1]，“十四五”期間中國新基建投資將達到10.6萬億，占全社會基礎設施投資10%左右；2021-2023年，數據中心產業投資或達1.4萬億元；2020-2025年，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到1.2萬億元，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超過3.5萬億元。新基建投資的不斷提升有助于接續發揮基建投資短期穩增長、長期調結構的重要作用，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向好。

二、創新動能不斷增強，現代化產業體系不斷完善

改革開放后，中國通過快速的深度工業化進程，轉變為現代化工業國家，同時，服務業產值也在快速提升，工業、服務業協同發展，展現出強大的經濟發展韌性。同時，中國不斷培育及積累技術優勢，以促進創新動能積厚成勢、傳統動能煥新升級，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筑牢根基。

（一）深度工業化持續推進，服務業發展空間不斷拓展

中國工業化進程由“量”的擴張邁向“質”的提升，深度工業化不斷推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啟快速工業化階段，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一直維持在40%以上，盡管隨著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有所下滑，但并沒有出現美西方國家那樣的持續下行，而是始終維持在35%以上的較高水平。但是在資源和環境約束下，中國的工業化逐步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發展，由依賴數量擴張轉向更加注重質的提升，在工業增加值不斷增長的同時，呈現出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新特征。其一，中國制造業不斷向高端化邁進，從傳統制造業向高端裝備制造、智能制造、航空航天、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轉型，2012年起高技術產業工業增加值增速就持續穩定在10%以上；其二，中國制造業智能化改造持續進行，伴隨新一代信息技術，如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的廣泛應用，中國持續推動制造業智能化升級改造，由中國“制”造轉向中國“智”造；其三，中國制造業綠色化程度逐漸加深，規模以上工業單位增加值能耗在“十二五”、“十三五”分別下降 28%、16%，2021年進一步下降 5.6%[2]，工業綠色化轉型正在加快推進。

服務業快速發展，取代工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未來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2012年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服務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撐。一方面，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快速上升，截至2024年末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3.3%，對產出的貢獻也不斷提升，2019—2023年，規模以上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2.9%[3]，超過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4.1個百分點；另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增速較快，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2024年兩者占服務業比重分別達到8.3%和7.4%，不斷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此外，中國服務業穩就業的潛力持續釋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10%左右上升至接近50%，顯示了中國服務業穩就業的重要作用。但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的服務業發展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2023年末，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4.6%，但相近時期內，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的這一占比分別為76.4%（2021年）、65.48%（2023年）、71.39%（2022年），中國服務業規模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二）創新動能積厚成勢，技術優勢為創新動能發展提供堅實基礎

創新動能持續蓄勢，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中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近年來，中國著力推動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安全健康發展，同時大力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來產業，通過“政策引導+市場驅動”，中國在新動能培育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其中三新經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增加值不斷上升，2023年末三新經濟增加值為22.35萬億，較2016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超10%，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同樣呈上升趨勢，由2016年的15.3%上升2.43個百分點至17.73%。一方面，中國在新能源、船舶制造、無人機、人形機器人等領域取得技術突破，例如，2023年11月中國首艘國產大型郵輪“愛達·魔都號”正式交付，標志著中國已形成船海產品全譜系總裝建造能力，逐步實現了從“追趕者”到“領跑者”的轉變，拓展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持續提升，2023年末，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由2017年的27.2萬億增長至53.9萬億，年均增速超12%，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為42.8%，較2017年提升15.8個百分點。此外，在中美博弈加劇背景下，中國在半導體領域和DeepSeek等人工智能大模型領域不斷取得突破，既能夠推動產業本身的不斷發展，又能夠打破美國的技術封鎖，保障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技術優勢是中國創新動能培育的基礎與支撐。近年來，在新型舉國體制推動科技創新要求下，中國基礎前沿研究不斷取得突破，戰略高技術領域實現跨越，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提質加速。2023年，中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規模穩居世界第二，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64%，超過歐盟國家平均水平；截至2024年6月，中國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442.5萬件，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12.9件[4]。通過不斷積累技術優勢，并努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為創新動能的培育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傳統動能不斷轉型升級，對經濟增長拖累減輕

中國在培育創新動能的同時，也在不斷推動傳統動能轉型升級。2015年，為解決傳統動能增長乏力、產能利用率下滑的問題，中國開啟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創新驅動發展，引導傳統行業數字化、綠色化、智能化轉型升級，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此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目前，供給側改革取得明顯成效，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淘汰落后產能和化解過剩產能鋼鐵約3億噸、水泥約4億噸[5]，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等傳統行業產能利用率顯著提升。

房地產作為最重要的傳統動能，近年來也經歷了深度調整，但在政策引導下，中國房地產行業持續向新發展模式轉型，行業的邊際改善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拖累有所減輕。近年來，伴隨人口結構演變與城鎮化趨緩，中國房地產供需關系發生轉變，房地產行業進入深度轉型調整周期。為推動房地產行業轉型升級，改善房地產行業供需結構，2023年下半年以來，國內出臺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尤其是926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以來，穩地產政策頻出，房地產止跌企穩趨勢顯現。2025年1-3月，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的累計同比增速分別為-3%和-2.1%，房地產施工、竣工面積的累計增速分別為-9.5%和-14.3%，跌幅均較去年年末大幅收窄；新房、二手房價格同比跌幅持續收窄，環比增速整體持平，其中，一線城市新房和二手房價格企穩回升跡象明顯，地產政策對住房價格的支撐仍在持續。目前，房地產開發投資仍占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近20%，伴隨房地產行業的筑底企穩，房地產行業仍將持續發揮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三、貿易結構持續優化，有效應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我國持續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進出口規模快速增長，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近年來，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的背景下，我國貿易在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中實現結構性調整并展現出了顯著的韌性。從貿易品結構來看，我國出口結構逐漸向中間品轉型，高端化進程提速的特征明顯；服務貿易雖相對薄弱，但在全球服務貿易的地位穩步上升，并逐漸向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轉型；從貿易國別結構看，我國貿易伙伴范圍不斷拓展，對美國依賴有所降低，與東盟、俄羅斯、拉丁美洲等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占比增加，一定程度抵消了對美出口份額的下滑。過去一輪貿易戰中我國以全產業鏈配套的外貿體系、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擴大經貿朋友圈有效地應對了外貿領域的沖擊，伴隨我國貿易反制工具箱逐漸充足，中國應對美國貿易制裁的籌碼更多、底氣更足。

（一）商品貿易：出口高端化提速，全產業鏈配套的外貿優勢凸顯

在融入全球產業鏈、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我國建立了涵蓋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和666個小類的完整產業體系，在全產業鏈配套能力的支撐下，我國外貿能夠快速響應全球市場的多樣化需求和變化，貿易地位逐年抬升，我國貿易占全球貿易的比重由1995年的0.02%提升至2024年 12%。

伴隨新一輪全球產業鏈重構，我國作為全球產成品中心的地位開始下降，出口總體呈現“中間品轉型，高端化提速”的特征。一方面，我國中間品的比較優勢逐漸顯現。按照廣義經濟分類法將商品分為資本品、中間品和消費品三類，2017年到2024年我國中間品的出口份額從42%提升至46%，而消費品份額從36%下降到33%，資本品份額從21%下降到19%，我國逐漸由全球產成品中心向中間品出口過渡。另一方面，制造業出口逐漸向高技術、高附加值轉型。以2018年貿易摩擦加劇為分界點，我國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份額進一步下滑，其中，紡織制品出口占比下滑2.4%，成為我國出口份額下滑幅度最大的行業，而運輸設備、化學制品、機電產品、塑料橡膠制品的出口份額平均抬升1個百分點以上，相對更有韌性。其中，機電產品作為我國出口的“壓艙石”，近十五年來出口份額保持在45%左右，近年來其細分領域出口具備結構性亮點。一是以電動汽車、光伏、鋰離子電池為主的“新三樣”產品成為2021年以來我國出口的新增長極，新三樣產品占我國機電產品出口比重在2023年達到7.5%的高位水平；二是掌握全產業鏈核心技術的新能源整車廠帶動我國汽車出口向高附加值轉型，近兩年我國汽車出口大幅增長，在機電產品中年出口總額僅次于覆蓋面更廣的集成電路和消費電子產品；三是有競爭力、有創新性的出口產品不斷涌現，2024年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工業機器人、3D打印機出口分別增長60.1%、45.2%、32.8%，高技術產品出口實現穩步增長。

機電產品和礦產品是我國主要的進口領域，近年來海外科技制裁和我國供應鏈自主可控要求倒逼機電產品、光學儀器等進口份額下滑。我國中間品進口仍然占據主導，截至2023年最新數據，我國中間品、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份額分別為82.2%、7.7%和10.1%，從趨勢來看，近十年來我國資本品進口份額呈下滑趨勢，消費品進口穩步抬升，但中間品波動較大，2021年以來中間品進口份額再度抬升的背后主要受新能源產業對鋰、鈷、鎳、鉑原料的進口需求拉動，在我國關鍵零部件自主可控的總體要求下，我國中間品進口仍有較大的下降空間。從進口商品分類看，我國進口主要集中在以半導體設備、集成電路為主的機電產品和礦產品兩個領域，二者占比接近六成。2018年貿易戰以來，我國對礦產品和部分農產品的進口占比大幅抬升，其中礦產品近五年進口平均份額較2013-2018年抬升近5個百分點，而對運輸設備、光學儀器、機電產品、塑料橡膠制品的進口份額有所下降，主要源于美國技術封鎖倒逼國內芯片、部分光學儀器國產化率有所提升。

從中美貿易結構看，我國在部分關鍵產業鏈環節對美依賴度有所下降，但美國在下游消費品方面對華的進口依賴度較高，或是美國進一步實施關稅制裁的主要掣肘。從具體商品領域看，我們篩選出當前中國對美國進口依賴度較高的商品領域，在HS四位代碼的同一口徑下，截至2024年，我國對美國進口依賴度高的商品數量顯著少于美國，僅有發動機、直升機飛機等航空器、食用高粱進口依賴度超過50%，三者中國對美進口份額分別為55.4%、57.3%和 60.8%。此外，近年來在自主可控領域的財政支持和資金投入下，我國在部分關鍵產業鏈環節對美依賴度顯著下降，2018年以來我國在實驗用診斷試劑、食用高粱、石英巖快和堅果對美國的進口份額下滑超過15個百分點，心電圖等外科、牙科醫用設備對美出口份額下滑近7個百分點，進口來源替代和國產替代取得有效進展；另一方面，過去七年中我國半導體產業在美國制裁壓力下表現出較強的韌性，部分工藝已實現技術自主，2024年我國集成電路出口1595億美元，超過手機成為出口額最高的單一商品。但美國在下游消費品方面對華的進口依賴度仍然較高，以2024年美國對華進口金額大于25億美元且進口份額大于25%為標準，篩選出當前美國對華進口依賴度較高且涉及金額較大的商品領域， 2024年玩具車、游戲機手柄等視頻游戲設備，電熱家用器具、塑料廚具、體育用品等下游消費品的對華依賴度超過50%，部分商品如娛樂用品、廚房用鋼鐵器具、破壁機等家用電動器具的進口依賴度甚至高于80%，此外，2018年以來美國對我國蓄電池及零件的進口依賴度不斷提升至2024年56%的水平，我國具備技術比較優勢的核心中間品也對美國進一步實施關稅制裁形成掣肘。

（二）服務貿易：相對薄弱但穩步向好，我國是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的重要來源國，為抵御惡意制裁提供籌碼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貿易在全球的地位逐年上升，但服務貿易的基礎仍相對薄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貿易占外貿比重從1982年的10.1%上升至2023年的13.6%，服務貿易總額在全球服務貿易比重也從2005年3.2%上升至2023年的6.1%。盡管如此，我國貿易結構仍以商品貿易為主，服務貿易的基礎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較為薄弱，截至2023年，我國服務貿易占外貿比重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1%），也遠遠低于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水平；此外， 2000年后我國服務貿易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趨勢，2023年我國服務貿易占GDP的比重為4.9%，也整體低于美國、日韓、德國等其他國家的水平。

2009年后我國服務貿易長年維持逆差態勢，旅游和運輸服務是主要逆差來源。2009年以來我國服務出口的增長落后于進口，服務貿易自此長期處于逆差態勢，拆分結構看，旅游、運輸服務是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建筑服務、其他商業服務是我國為數不多的服務貿易順差項。從貿易逆差的形成原因看，一方面，我國海運運輸能力與國際貨物貿易運輸需求之間差距較大，雖然我國商品出口自2000年以來大幅增長，但與商品進出口貿易相關的海運服務主要由境外海運企業提供，這也是造成我國運輸服務逆差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出境游、留學熱等趨勢推升旅游服務逆差，由于匯率、物價、出入境限制等因素，我國出境旅游消費（如留學、購物）遠高于入境收入。但近年來伴隨過境免簽144小時等政策的推出，我國入境游實現大幅增長，2024年全年我國免簽入境外國人達2011.5萬人次，同比增長112.3%。去年年底，我國過境免簽政策迎來全面放寬優化，過境外國人在我國停留時間延長至240小時，同時新增21個口岸為過境免簽人員入境口岸，并進一步擴大停留活動區域，在此背景下我國旅游在服務貿易領域的逆差有望進一步收窄。

近年來服務貿易結構逐漸向知識密集型轉型。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在服務貿易中的占比從2013年的34.4%上升至2023年的41.4%。其中，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的出口份額由2010年以來5.4%提升至2023年的23.7%，是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的主要增長來源，且逐漸與運輸服務齊平成為我國服務出口的主要支撐項；此外，2010-2023年我國知識產權使用費出口份額提升2個百分點以上，在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有效進展。

我國是美國重要的服務出口目的地，也是美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收入來源，為抵御美國惡意關稅制裁提供一定的戰略籌碼。一方面，我國是2023年美國全球第五大服務出口目的地，以及其亞太地區服務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從國際貿易的分工角度來看，美國高度發達的服務業是其優勢所在，多年來美國服務貿易對華呈現較大順差，且總體呈現擴大趨勢，即便2020年以后順差有所收窄，截至2023年我國占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的比重仍位于9.5%左右的高位水平，其中，旅游（包含留學）、知識產權使用費和金融服務是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最近十年，美國對華投資的規模持續擴大，據BEA的數據，2012—2023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年均增速為7.8%，快于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速的4.3%，而2023年美國的服務出口中36.5%來自于跨國公司的附屬機構，為美國企業帶來長期持久的收益[6]。考慮到跨國服務業企業在投資東道國后為當地消費者提供的服務也是出口的重要組成，無論在貿易順差還是在企業盈利的貢獻上，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出口的依賴度較強，為抵御美國惡意關稅制裁提供一定的戰略籌碼。

（三）貿易伙伴：外貿朋友圈擴大，對新興國家出口顯著提升有效彌補美國關稅制裁影響

我國外貿朋友圈逐漸擴大且日漸穩固，主要貿易伙伴由歐美、日韓等傳統發達國家向東盟、拉丁美洲的新興國家轉變。我國是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已與30個國家和地區簽署23個自貿協定。過去我國貿易伙伴主要以歐美、日韓等傳統發達國家為主，1995年三者出口份額合計占我國出口的近80%，伴隨我國貿易結構的轉型、共建“一帶一路”和中歐班列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CP）等多邊協議的推進，我國對東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區域的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往來逐漸加深，截至2024年，三者占我國出口的份額逐漸由1995年不足10%提升至29%，東盟超越歐美已連續四年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此外，中歐班列的開通極大的推動了中國與歐洲及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截至2024年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超過10萬列，貨值超4000億美元，中歐班列通達歐洲20多個國家、180多個城市的龐大網絡，運輸的貨物品類也從早期以電子產品、服裝為主，逐漸拓展到汽車整車及零部件、機械設備、食品、醫藥等眾多領域。

2018年后我國對新興國家的出口快速增長，為美國對華貿易制裁提供了緩沖和替代的空間。將2018年6月（美國301清單生效前）我國對各地域出口金額標準化為100進行比較，2018年貿易戰后我國對東盟、非洲地區的出口持續增加，其中對東盟出口占比由12.9%提升到16.4%，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出口占比由38.7%提升到47.8%，且保持較快增長勢頭。在汽車產業鏈轉口貿易和俄烏沖突的背景下，2021年以來我國對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國家和俄羅斯的出口持續抬升，接替東盟成為了我國出口的主要增長來源。進出口份額角度看，2019-2023年我國對東盟、拉丁美洲、俄羅斯的平均出口份額分別較中美貿易戰前提升3.2、1.0、0.3個百分點，平均進口份額提升約3.1、1.9和1.6個百分點，有效對沖了對美出口份額的下滑（1.9個百分點）。

（四）我國應對美國貿易制裁的籌碼更多、底氣更足

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任以來，在全球范圍內采取更為廣泛且更有針對性的關稅制裁，包括自2月4日起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3月4日將稅率翻倍至20%，4月4日公布對等關稅方案對華再追加34%的關稅，4月8日對華加征50%的報復性關稅，4月9日和4月10日進一步威脅對華關稅提高至125%和145%。對此，我國早有預期和判斷，迅速采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且相較于2018年更加系統、全面、精準。一是對美關稅措施由部分行業實施到全面覆蓋，2018年我國反制措施多為分批次對特定商品加征關稅，主要針對農產品、汽車、鋼鐵等，相較而言，本輪我國反制措施全面加碼，4月4日、4月9日我國宣布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對美全部商品分別加征34%和50%的關稅，和美國加征的關稅稅率相等，4月11日面對美國“宣泄性”的單邊主義關稅制裁，我國對美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25%的同等關稅稅率，且宣布“如果美方后續對中國輸美商品繼續加征關稅，中方將不予理會”，叫停了本輪美方連續加征關稅的“數字游戲”；二是我國的反制工具箱更加豐富，反制手段從關稅措施拓展到行政管制、企業實體清單等各方面，具體包括新增出口管制清單和不可靠實體清單、對稀土等戰略資源實施出口管制、暫停6家美涉事企業產品輸華資質、首次啟用《反外國制裁法》凍結涉事美企資產并限制高管入境等方面。

從美國實施關稅制裁的經濟影響看，美國對華進口依賴度較高的領域主要為下游消費品，加征關稅對居民端通脹的影響更大；而中國對美國進口依賴度較高的領域主要是高科技產品和農產品，前者向居民生活傳導弱且間接倒逼我國自主可控的推進，后者是可替代性較強的初級農產品，雖然美國對華貿易制裁更多是地緣政治博弈，但對華全面加征關稅所帶來的經濟賬具有不可持續性，給我國帶來了更多的貿易談判空間。

最近一輪中美貿易爭鋒中，我國強硬的對等反制措施已經為后續中美談判爭取了主動權。4月11日深夜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公布豁免清單，對我國計算機、服務器、智能手機、半導體制造設備等 348 類商品免除 “對等關稅”，這也是美國對華進口依賴最大的幾個商品領域，我國貿易結構優勢成為了美國肆意對華實施關稅制裁的主要掣肘。據官媒消息稱，我國正在研究六大反制措施，首次提到把反制措施從商品貿易擴大到服務貿易、電影和美企在華知識產權領域，為后續中美貿易的進一步談判磋商留有后手，在上一輪貿易戰的經驗基礎上，我國應對美國貿易制裁的籌碼更多、底氣更足。

四、財政發力推升政府債務，但也支撐經濟增長、增強韌性，推動在發展中化解風險

在我國長期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財政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是政府開展宏觀調控的核心手段，盡管財政發力帶來了政府債務的攀升，但也有力支撐了我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和結構轉型，助力在發展中逐步化解債務風險。目前我國政府部門負債率、付息水平等低于多數海外發達經濟體，債務結構亦逐步優化，具有較強的韌性、可持續性以及充足空間。未來財政政策精準發力仍是推動我國走出需求低迷、信心不足困境的優先選項和必然途徑，將不斷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及韌性，對于化解政府債務風險、保障債務可持續也具有積極意義，有助于形成“財政發力-政府債務增長-經濟增長-發展中化債”的良性循環。

（一）財政赤字持續發力并向中央傾斜，積極應對需求收縮、預期轉弱壓力

赤字率是宏觀調控的重要風向標，也是財政政策發力的關鍵，提高赤字率進行逆周期調節也是國際通行做法。我國長期以來將預算赤字率穩定在3%以內，近幾年結合宏觀調控的實際需要進行動態調整，例如2020年疫情期間赤字率達到3.6%，應對特殊時期經濟運行壓力；2023年赤字率達到3.8%，支持災后恢復重建和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建設；2025年赤字率首度提高至4%、較2024年增加1個百分點，但仍低于部分發達國家（如美國設定2025年赤字率6.2%），對應赤字規模5.66萬億，比上年增加1.6萬億，這一突破性的調整較好地回應了當前國內需求收縮、預期轉弱的現實壓力，對于當前穩定經濟增長、提振市場信心、扭轉信用收縮趨勢而言非常關鍵。

除預算赤字率向上突破外，安排更大規模政府債券同樣是財政發力“量”的關鍵。近年來我國靈活安排特別國債，并穩步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規模，以保障重大項目建設以及民生領域補短板，2025年兩者規模均創歷史新高，特別國債增加至1.8萬億，新增專項債增加至4.4萬億，估算廣義赤字規模將達13.86萬億[7]，較上年增加2.9萬億，廣義赤字率同比提升1.7個百分點至9.8%，為歷史最高水平，將為穩增長、調結構提供更多支撐[8]。其中1.3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將繼續支持“兩重”“兩新”，中誠信國際研究院估算或能拉動GDP增長約1.7-1.9個百分點；0.5萬億特別國債將用于補充國有大行核心一級資本，增強其抗風險能力和放貸能力，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此外，新增專項債也將加快落實“負面清單”、“自審自發”等新機制，進一步“擴圍”“放權”“提效”，更好發揮穩增長穩投資作用。

從整體赤字分配看，中央財政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預算內中央赤字占比持續上升，2025年中央赤字占比同比抬升3.6個百分點至85.9%，為歷史最高水平；同時，中央政府承擔的特別國債也增加至1.8萬億，同樣創有記錄以來新高，推升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比至43%。目前我國中央政府杠桿率顯著低于地方政府，在宏觀效率下滑，微觀主體擴表意愿不強等背景下，中央加杠桿有利于提振信心、擴大需求，更好發揮統籌調控職能，也有利于減輕地方發展包袱，激發地方活力。此外，中央發力將進一步優化政府債務結構，降低整體宏觀債務成本，尤其考慮到目前經濟發展轉型涉及到的重大戰略及關鍵領域的項目大多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公益性，加大“央進”力度是應時之舉。

（二）支出結構逐步優化、注重“投資于人”，對穩增長、增后勁有正面作用

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體制和發展階段密切相關，伴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財政支出結構也相應變化，2008年前按功能分類的社會文教支出已取代經濟建設支出成為財政支出的第一大項，目前進一步呈現出顯著的民生導向與高質量發展特征。一是注重民生保障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社保和就業、教育、衛生健康支出合計占比穩定在35%以上，其中社保和就業、教育為支出前兩大項，2024年規模均超過4萬億，增速分別為5.6%和2%，財政保民生力度持續加大；二是加快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科技支出占比穩步上升，2024年支出規模為1.15萬億，同比增長5.7%，高于同期財政支出增速，財政投入強度持續增加，重點聚焦"卡脖子"技術攻關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增強經濟增長韌性及后勁；三是有序推進鄉村振興與城鎮化補短板，農林水事務、城鄉社區支出規模保持高位，2024年均超2萬億，其中農林水支出以12.4%的增速領跑，規模創歷史新高，主要用于高標準農田建設、水利防災工程及鄉村振興項目，城鄉社區支出同樣保持較快增長，支持老舊小區改造和縣域城鎮化補短板。

從未來趨勢看，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轉型中仍面臨多項短板制約，如需求不足消費不振、民生領域存在短板、公共服務體系欠完善、新舊動能轉換面臨壓力等，外部形勢也更趨嚴峻復雜，財政支出將進一步強化精準投放，加快從投資為主轉向投資消費并重，從“投資于物”轉向“投資于人”，對于惠民生、促消費、增后勁具有正面作用。一方面，聚焦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提升財政發力的“民生含量”。用好用足現有財稅政策工具提振消費，如近兩年支持“兩新”的超長期特別國債等；加大支持數字、智能、文旅、體育等消費新熱點的力度，推動服務消費回暖；需注意的是，消費不足尤其是服務消費疲弱的背后也折射出我國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均等化不足、社保體系仍待完善等問題，將進一步加強民生財政投入，著重解決醫療、教育、養老、托幼等短板，2025年社保就業支出增速預計4.69%，小幅高于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目標增速4.35%，有望強化基本公共服務托底作用，提升居民消費意愿。另一方面，積極擴大有效投資，提高投資效益，發揮政府帶動作用。盡管近年來傳統基建相關支出增速相對放緩，2025年城鄉社區、節能環保等基建支出目標增速均較上年降低，但對于經濟轉型發展中的重點領域及未來產業，如新型城鎮化、新基建、科創、綠色低碳等，仍將加強財政支出力度；而對于傳統基建領域仍存在的區域發展不均衡、城市更新不充分等問題，也將加力補足短板項目，并繼續支持“兩重”建設，改善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此外，將加強財政與金融的配合，發揮好政府投資的杠桿作用，帶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

（三）地方化債思路轉向發展中化債，6+4+2組合拳緩釋風險、促進經濟循環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發端于上世紀70年代末，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依托地方融資平臺大規模增長，在幾十年來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逐步成為地方高質量發展、財政有效發力、債務可持續滾動的關鍵掣肘。2014年以來，我國地方債務管理采取“開前門、堵后門”的思路，并根據宏觀經濟形勢和風險演化情況適時調整完善，尋求“穩增長”和“防風險”的平衡。十余年來我國陸續開展了若干輪地方化債，均取得了階段性效果，但化債推進中也出現一定宏觀收縮效應，部分地方流動性壓力逐步凸顯，發展活力受到制約。為更好地平衡化債與發展，現階段政策思路發生了重要變化，逐步由以往的側重防風險轉向化債與發展并重，去年四季度適時推出“6+4+2”化債組合拳，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堅持在發展中化債、在化債中發展，有利于緩解地方流動性壓力，釋放地方活力和積極性，對于推動深層次體制改革、地方行為模式與激勵體系根本性改變也具有積極意義。

作為新一輪化債的核心舉措，去年出臺的“6+4+2”大規模組合拳已取得較好的“松綁減負”效果，在主動化解債務風險的同時，助力地方騰出更多空間，為高質量發展蓄勢，促進經濟良性循環。一方面，通過隱性債務顯性化、高息債務低息化，減輕地方化債壓力。截至今年3月底，地方共發行置換債券3.34萬億元，已超過6萬億額度的一半；根據財政部披露，6萬億置換額度可累計節約利息支出約4000億元、“組合拳”五年累計可節約利息6000億元，2024年各地置換債務平均成本下降超過2.5個百分點，顯著減輕地方資金壓力和利息支出。另一方面，在地方財政持續承壓的背景下，大規模置換將支持地方卸下包袱，釋放財政空間，增強經濟發展動能。根據中誠信國際研究院估算，債務置換每年可釋放2.5萬億左右的增量財政空間，相當于增加接近GDP2%的財政支出，既能用于經濟轉型發展和民生領域補短板，同時也有助于解決政府信用問題，逐步提升市場主體信心，促進經濟良性循環。

此外，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還強調“動態調整債務高風險地區名單,支持打開新的投資空間”，從保障融資循環和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未來融資約束政策或將繼續優化調整，適用范圍可能由省級細化至地市級，適當放開對重點省份中經濟財政較好、債務壓力較小地市的融資限制，合理滿足其投融資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并優化進出名單的動態機制，推動在發展中化債。整體而言，我國政府致力于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以及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并注重在高質量發展中推進債務風險化解，這將進一步保障政府債務風險可控、推動財政可持續發展。

（四）財政發力推升政府債務但也增強經濟韌性，助力在發展中化解債務風險

截至2025年，我國已連續16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在近年來財政持續發力的背景下，政府部門債務規模不斷攀升，截至2025年末將達到95.97萬億，若考慮財政部口徑下的隱性債務[9]，廣義政府部門債務或達103.75萬億。但規模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著風險的攀升。結合國際經驗看，多數海外經濟體均采取了大規模的政府債務擴張來應對經濟下行，尤其在低利率或零利率環境中更為有效，是可持續視角下海外政府債務管理的共同實踐，如疫情期間實行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和超常規貨幣政策的美國，打破“債務剎車”制度、實施極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德國，早已進入“零利率”時期的日本等。對于我國而言，在當前“低利率、低通脹”背景下，貨幣政策實施空間相對有限，通過政府部門低息融資擴大財政支出是驅動經濟增長、推動需求走向擴張的關鍵，也是推動隱性債務顯性化、優化政府債務結構、防范化解債務風險的有效手段。

若從衡量債務風險的指標看，我國政府部門負債率顯著低于海外主要經濟體，預計2025年末我國政府負債率上升約7個百分點至67.8%，其中，央地杠桿率或分別升至29.1%、38.7%，考慮財政部口徑隱性債務后的負債率將上升至73.3%，IMF可比口徑下2023年末我國政府廣義負債率為84.4%[10]，同樣低于多數海外經濟體，風險可控，尤其中央政府尚有較大加杠桿空間。進一步地，從債務可持續性角度看，當前我國政府債務融資成本持續下降，且低于名義經濟增速，國債發行利率已向下突破2%、地方債發行利率也僅2%左右，從國債收益率與名義GDP增速之比來看，我國國債收益率明顯低于GDP增速，今年一季度名義GDP增速4.5%、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僅1.63%，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恰恰相反，債務可持續性較強；利息支出規模雖有增加，中誠信國際研究院估算2025年政府債務（不含隱債）利息支出2.3萬億，同比增長6.6%，占廣義財政收入[11]的比重為8.2%、占GDP的比重為1.6%，IMF可比口徑下2023年公共債務利息支出占收入[12]的比重為3.5%，仍低于多數海外經濟體，尚有充足財政空間。此外，國內較高儲蓄率和以內債為主的債務結構也支撐了我國較強的財政實力，為政府債券融資的可持續提供條件，某種程度上看也是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可選路徑之一。截至2024年末，我國國民總儲蓄率約43.4%，高于多數發達經濟體（如G7平均水平約22.5%），并且商業銀行是政府債券第一大持有者，2024年末持有國債、地方債比例分別為63.0%、75.1%，高儲蓄率與內債為主的組合有利于更好發揮公共債務低息融資和政策工具自主化的優勢。

整體而言，盡管財政發力不斷推升我國政府債務，但規模的增加并不意味著風險的攀升，積極財政的推行也有力支撐了我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和結構轉型，對于化解政府債務風險、保障債務可持續有積極意義。目前我國政府債務風險可控，仍有充足的財政空間和應對風險的能力，未來通過財政政策持續發力、精準投向經濟轉型的重點領域、打好政策“組合拳”將進一步推動我國走出需求低迷、信心不足的困境，增強發展后勁和韌性，也有助于在高質量發展中化解債務風險，形成“財政發力-政府債務增長-經濟增長-發展中化債”的良性循環。

近期，美國主導的超預期“關稅戰”給全球經濟帶來較大沖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臨的內外挑戰更加復雜。但不論外部環境如何演變，我們的首要任務都是做好自己的事，以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應對外部環境調整，以國內經濟韌性為外部環境沖擊提供“減震帶”。短期應繼續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快政策出臺落地的節奏，進一步擴內需、穩增長。財政政策除擴大赤字規模外，還可視情況提高專項債、國債、特別國債等發行規模，財政支出上更加聚焦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領域發力，著力解決醫療、教育、養老、托幼等短板，擴大廣義基建等有效投資；貨幣政策“降準、降息等已留有充分調整余地”，5月7日推出了一攬子貨幣政策，后續還可加大對消費、商品房收儲、科技創新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考慮創設穩外貿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中長期，通過持續的改革釋放制度紅利，一方面，進一步暢通內循環，從完善個稅體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服務消費供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推動消費潛力釋放，同時，加大核心領域的技術攻關和自主可控，降低對外依賴，加強產業鏈韌性建設，加大對AI、數字經濟、低空經濟等創新動能培育的資源傾斜，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以產業升級構筑新競爭優勢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另一方面，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有制改革等，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推動中國經濟回歸“增長路徑”，從而增強各方面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信心。此外，堅持對外開放不動搖，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通過深化多雙邊和區域經濟合作，擴大外貿“朋友圈”，同時深度參與國際規則重塑，更加積極地應對國際形勢變化。

[1]《中國新基建研究報告2022》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2-06-15/doc-imizmscu6863768.shtml

[2]《碳排放重壓下的創新：中國工業的綠色轉型策略》https://index.caixin.com/2024-07-02/102212118.html

[3] 《服務業地位作用更加彰顯 發展質效持續提升——新中國75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四》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9/t20240911_1956378.html

[4] 《向著科技強國加速邁進——新中國成立75周年科技事業發展綜述》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3831.htm

[5] 《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3-10/11/c_1129910011.htm

[6] 《服務貿易，美國對華利益的重要體現》，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7] 含2萬億用于置換隱性債務的專項債額度。

[8]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報告《2025年地方債務與財政領域的走勢與關注》，2025年3月。

[9] 結合財政部披露的2023年末14.3萬億存量隱性債務余額以及“6+4+2”化債組合拳進行推演。

[10] IMF估算中國政府債務口徑包括顯性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政府引導基金和專項建設基金。

[11]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對于廣義財政收入的口徑為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及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之和。

[12] IMF口徑下各國收入包括稅收、社會捐款、應收贈款和其他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