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27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吉隆坡出席東盟－中國－海合會峰會。 新華社記者 劉彬 攝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5月27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吉隆坡出席東盟－中國－海合會峰會。會議以“共創機遇?共享繁榮”為主題。東盟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海合會輪值主席國科威特王儲薩巴赫以及東盟、海合會國家領導人出席。

據報道，李強表示，中國、東盟、海合會國家的友好交往源遠流長。在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我們建立起三方峰會這樣的交流平臺和合作機制，堪稱地區經濟合作的一大創舉。三方通過更為緊密的聯接和合作，能夠造就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圈和增長極，對于各自經濟繁榮和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報道，安瓦爾在峰會發表開場演說時表示，三方均擁有悠久的歷史文明、多元的文化和共同的發展愿景，本次峰會標志著對話與合作邁入全新篇章。盡管三方間已建立完善的合作機制，但峰會將為各方提供新合作平臺，有助于整合優勢，共同規劃未來發展路徑。

海合會輪值主席國科威特王儲薩巴赫27日表示，此次峰會為三方合作開辟新的前景，將全球經濟最具活力、最有效的區域聯系在一起。馬來西亞國家新聞社稱，海合會認為，鑒于當前國際形勢面臨經濟挑戰、環境威脅等問題，以及面臨需要加速地緣政治轉型的現實，與中國和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十分重要。

數據顯示，中國、東盟與海合會國家總人口超過21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和接近25萬億美元。2024年，中國與東盟互為最大貿易伙伴，貿易額達到近7萬億元人民幣的新高；中國與海合會貿易額達到2880.9億美元。2023年，海合會是東盟第七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達到1307億美元，雙方力爭在2032年將雙邊貿易額提升至1800億美元。

巨大的市場和經濟規模，以及三方在經貿、產供應鏈領域的互補性，為三方合作奠定了基礎。在國際局勢、特別是自由貿易和多邊經貿體制受到嚴重沖擊的背景下，三方合作傳遞出怎樣的信息？三方合作又有哪些優勢？三方如何真正實現李強總理所說的“1+1+1大于3”的合作目標？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多位專家：

東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貿易室主任

郭延軍，外交學院亞洲研究所所長

牛新春，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教授

三方合作為“全球南方”更好合作提供樣板

澎湃新聞：這是中國、東盟與海合會首次舉行三方峰會。三方為何會決定在此時召開峰會？又向外界傳遞了怎樣的信號？

東艷：當前全球經貿格局以及治理體系正處于重要的關鍵的轉折時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重啟關稅政策之后，雖然目前處于暫時的一個休戰和緩沖時期，但是這已經對全球，特別是亞太、中東以及其他區域未來的合作模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全球治理體系的發展也面臨著是構建新的治理體系，還是繼續在已有的國際治理體系的基礎上創新和發展的問題。

這次峰會的主辦，也明確地傳遞出了各方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基于自身發展的未來和目標，在已有的合作基礎上，以聯合國憲章、世界貿易組織（WTO）原則為基礎，推進新時代的全球南方合作的一種機制建設和發展的共同愿望。

郭延軍：這次東盟-中國-海合會峰會，是區域合作的新模式。過去幾十年，中國-東盟合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而且通過中國東盟合作推動了整個東亞地區的合作。現在這種“中國-東盟+”的模式，從中國-東盟合作、從東亞地區的合作，實際上已經擴展到跨區域的合作，也就是中國、東盟加另外一個區域。

這種跨區域合作的實現，它的主要原因是現在整個國際形勢的一個變化，特別是現在我們看到特朗普的單邊主義、霸凌主義使我們的區域合作實際上受到了很大的挑戰，有可能會使區域合作面臨著被“碎片化”風險。

所以通過“中國-東盟+”這種模式，一方面把合作的空間進一步擴展；另一方面把“中國-東盟”過去那些成功的經驗推廣到更多地區，以更有效地去應對單邊主義對地區合作帶來的挑戰。

牛新春：這次峰會實際上是馬來西亞提出來的。目前國際政治形勢跟經濟形勢都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特朗普這一任上來之后，通過關稅戰和在供應鏈領域繼續搞“脫鉤斷鏈”，使國際經濟越來越“碎片化”，中國、海合會、東盟都受到影響。海合會是經濟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組織，因為海合會國家的經濟主要靠進出口。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抵御國際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地區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地區之間的經濟上互聯互通、政治上互相支持的機制，是應對當前國際政治和經濟不確定性的一個主動作為。

澎湃新聞：舉行三方峰會是否意味著中國、東盟和海合會有意在更廣泛的層面來推動三方的對話合作與機制整合？這對亞洲地區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會產生怎么樣的一個影響？

東艷：中國和東盟、中國和海合會都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礎，以及面向未來的合作的制度框架。比如說，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更進一步強調了在新興領域、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的互利合作，加強標準規則的互融互通，形成深層次的經濟一體化。

中國和海合會也通過戰略對話，比如說2023~2027年行動計劃，提出了在重點領域，比如新能源領域以及相關的金融領域，5G、6G等科技創新領域以及航天、太空領域的合作。在這個基礎上，通過三邊合作進一步加強了區域之間的“邊對邊”平臺的整合，有望進一步形成跨區域的、具有功能性的深化合作機制，為加強一體化的“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制度范式。

郭延軍：這一次中國、東盟和海合會的峰會，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嘗試。如果這種嘗試證明是成功的話，這種模式未來可能會擴展到更多的區域，比如說未來有沒有可能出現“中國、東盟加歐盟”“中國、東盟加中亞”這些合作。當然，這也有待于下一步這個機制的實際運行。如果這個機制能夠成功，這種模式可能會得到更好的推廣。

中國和東盟合作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開放的地區主義，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際上，正是在這種開放合作的過程當中，我們的合作方式、合作理念不斷地擴展到更大的區域，使更多的國家可以在這種區域合作當中獲利，推動自身的這種發展。這種成功的經驗如果能夠得到推廣，我想未來無論是亞洲的合作也好，泛亞太的合作也好，可能它的這種內生的動力會越來越強。

牛新春：這一次把三方聯合到一起，是要通過多邊合作來進一步推動經貿、金融、能源各個方面的一體化的行動，是要在國際經濟政治形勢不確定的情況下，擴大合作的范圍。

在冷戰結束之后，在國際經濟領域有兩股動力，一個就是整個全球層面上的全球化和全球機制，比如聯合國、WTO，來推動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全球化比較好的時候，大家都說“地球是平的”，但現在，全球層面推動一體化的動力是明顯減弱，并且受到美國的嚴重的制約甚至倒退。

另外一股動力就是地區層面的，比如東盟、海合會這些機制，這些機制在推動區域一體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現在在全球動力缺少的情況下，地區組織不僅僅是在本地區內來推動經濟一體化，還是要實現跨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所以這是這次三方峰會的一個重要意義。

澎湃新聞：中國、東盟、海合會加強三方合作，對于全球南方合作又有怎樣的借鑒意義？三方合作如何實現“1+1+1大于3”？

東艷：三方合作首先強調了以聯合國、國際法為基礎，在共同推進多邊主義的基礎上，提供了具體的、適合南方合作發展的一些自主的議程。同時，以功能的構建來推進制度的協調和統一，通過更加多邊包容以及靈活協調的一些機制，通過一些具體的合作的方向，不論是綠色能源、還是數字經濟等等具體的合作的方向，來踐行合作的理念。

比如在氣候合作領域，三方也提供了基于全球南方的具體解決機制；在能源領域，峰會提出了建設綠色能源合作走廊、探索綠色標準等等；也為未來全球的綠色轉型、協同驅動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合作方向。

在新興領域數字經濟、綠色能源、科技創新領域加強合作，引領未來的發展，那么通過金融合作來探索本幣和跨境支付合作，減少對美元和第三方貨幣的依賴。與此同時探索在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的一些金融合作，共同通過多邊機制合作，應對全球性的挑戰，以及維護本地的安全。

牛新春：我覺得是一個很積極的進展。“全球南方”國家太多，成分比較復雜，沒有一個有效的合作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地區國家、地區組織之間先搞一個協調，比如現在中國、東盟、海合會三方，他確實可能會為“全球南方”的合作機制探索出一條道路來。

郭延軍：從經濟學角度來講，“1+1+1大于3”實際上是整個經濟合作的溢出效應。新興產業的領域是特別重要的，甚至是一個靈魂性的存在。現在看到中國-東盟現在已經在標準和規制方面開展了非常多的合作，那么實際上我們和海灣國家現在也同樣面臨著同樣的機會。

從產業鏈角度來說，我們通過分工，產業鏈可能繼續延長，價值鏈也可以接著延長。以電動汽車為例，中國可以提供核心的軟硬件支持，電池核心這樣的技術支持，然后通過在東南亞地區進行組裝、銷售，一些產品則運到海灣國家，作為當地品牌的產品進行銷售，這樣的合作就是大家實現了共贏。

強化合作確保產供應鏈安全

澎湃新聞：在峰會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關于能源和供應鏈等內容引起了外界的高度關注。三方強化合作，對全球能源和產供應鏈合作來說，又有怎樣的意義？

東艷：從經濟內部的結構來看，三方合作更進一步構建了完整的供應鏈。海合會國家一直是全球能源、特別是石油、天然氣的重要的供給方，中國在高端技術以及制造業產品等領域具有較強的優勢。同時，“中國技術+東盟制造”也構成了比較穩定的供應鏈體系。

與此同時，中國不斷發展的消費市場以及東盟的消費市場等等，共同構建了本區域的消費端。也就是說，對三方而言不論是產供應鏈的重構，還是消費需求的升級，都構成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市場結構。 當前全球生產和貿易格局轉型提供了機制性的、完整的供應鏈和供求市場的支持。

郭延軍：這個意義也是很重大的，因為現在中國每年的能源、特別是石油進口量是非常大的。同時，隨著中國很多產業遷移到東南亞，東南亞未來的能源需求也會快速地上升。所以通過這樣一個模式加強和海灣國家的合作，無論對中國還是東盟國家來說，確保能源供應的安全，意義是很重大的。

在產供鏈方面，現在中國和東盟、中國和海灣國家的產業鏈合作是特別密切的。過去幾年，中國很多傳統產業在向東南亞國家遷移，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涉及中間產品的業態會向東南亞進行投資。同時，無論對東南亞國家還是海灣國家來說，他們非常感興趣的就是中國對新質生產力領域的投資，比如說電動汽車、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等，東盟非常希望中國的這些產業能夠去投資。在這個過程當中，三方的聯動會使得未來，我們無論是在傳統產業的領域，還是新質生產力的領域，會形成一個更緊密的供應鏈，來確保我們產供鏈的安全。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一個的跨區域的機制化合作，應對美國帶來的挑戰。

牛新春：這一方面可能合作的空間比較大。以中國、東盟為代表的亞太區域目前已經成為海灣地區石油、天然氣的重要出口地。此外，最近五六年，在石油的下游產業，海灣國家與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成立了很多合資公司，在煉化、化工等領域，三方的合作確實很多。

如果能把三方市場聯通起來，就像上世紀80年代美國與海灣國家的合作一樣，可以把海灣地區的能源跟亞太地區的消費市場給捆綁在一起，所以這方面確實合作的潛力比較大。

再比如新能源領域，中國與海灣國家和東南亞的合作潛力都很大。過去這些年中國在東南亞和海灣、中東地區都投資了大量的新能源產業。但是美國的制裁對我們與這些地區的合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擾。在面臨美國制裁的情況下，中國、東盟和海合會在這方面怎么進行制度上的協調、怎么共同發展新能源產業，也是一個很迫切的任務。

合作初起步，仍面臨不少挑戰

澎湃新聞：5月20日，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完成。中國與海合會、東盟與海合會之間也正在進行自貿協定談判。未來三方是否有望推動一個更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區的實現？考慮到三方在發展水平、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存在的差異，這一進程可能面臨哪些挑戰？

東艷：三方合作面臨的挑戰首先是來自當前外部的干擾、地緣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影響，特別是外部大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壓力和干擾。從基礎上來說，各方的內部在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資源稟賦方面也有一定的差異，在政策上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在市場和技術標準認證等方面，對進一步的貿易投資也需要進一步的協調。

與此同時，在三方可能需要進一步提升技術創新能力，適應新興領域的技術合作要求。所以三方合作是在共同的、包容開放的以及推動多邊合作的精神的引領下，通過功能性的務實的合作來推進機制性的建設，構建高效流通的貿易投資更加便利的共享市場。

郭延軍：中國-東盟自貿區3.0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動服務貿易的發展。服務貿易包括金融服務領域，包括綠色經濟，也包括新質生產力的一些領域。現在我們看到的自貿區，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貿區。它不僅僅是對于關稅的規定，它更大的意義，實際上是作為開放經濟的一個合作平臺，它能夠去把很多的貿易和投資實現一種深度的捆綁。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特別是投資的角度，東盟和海合會非常希望中國的一些新質生產力的企業去他們那里投資。我覺得總體來說機遇還是大于挑戰。當然，這里面有文化的不同，可能會產生一些影響，但總體上我覺得整個大方向來說，還是比較樂觀的。

牛新春：這次峰會三方是邁出了合作的第一步，但還沒有達成實質性的成果，三方要形成更大的自貿區還很遠，未來如何發展還需要觀察。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挑戰和困難還是比較多的。比如，現在美國就在向各方施加壓力，要求越南等東盟國家把中國產品阻擋在自己門外，防止美國對中國加稅后，中國商品通過從東盟國家轉口，再銷售到美國。所以美國的干預是一個重要的影響。

另外一個就是各方本身也有自己的問題。為什么中海自由貿易區談了這么多年還沒有取得成功？三方合作確實有動力，但也有阻力，要取得實質性成果也沒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