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綿延發展的內在動力，也為我們科學把握中華文明的本質特征、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根本遵循。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并非偶發的歷史現象，而是植根于積淀深厚的創新文化沃土，彰顯于文明創造的偉大歷史實踐，助力于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植根于積淀深厚的創新文化沃土

中華文明的創新精神，生發于歷史連續性與時代變革性的辯證統一。作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中華文化既在“稽古維新”的訓誡中維系著精神命脈的賡續，又在“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的實踐中彰顯自我革新的勇氣。歷代先賢深諳“不日新者必日退”之道，創造性書寫了治國理政、經世濟民的宏大敘事。從秦漢確立“大一統”國家治理范式，到隋唐開創科舉取士制度，從宋明理學對儒家思想的哲學重構，到明清實學對經世致用精神的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始終在“損益可知”的智慧中推動文明形態的迭代升級。這種創新既是對“明體達用”傳統的堅守，更是對“與時偕行”規律的遵循，使中華文明在歷史縱深中既葆有根基的穩固性，又具備發展的開放性。

中華文明的創新活力，源自思想文化領域多樣共存的豐沃土壤。先秦諸子“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思想解放，孕育了儒釋道交融互補的文明格局；佛教東傳后的中國化歷程，印證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融合智慧。歷代思想家在“返本開新”的探索中，既以“通其變，使民不倦”的變革觀校準方向，又以“茍利于民，不必法古”的實踐論突破窠臼，形成了“尊道貴德”與“經世致用”相貫通的創新方法論。這種精神特質，在中國現代化實踐中升華為“大膽地試、勇敢地改”的改革創新勇氣，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凝練為“第二個結合”的理論自覺，展現出古老文明應對時代挑戰的智慧與魄力。

中華文明的創新基因，在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的激活下煥發新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中國共產黨人以“傳承不泥古、創新不離宗”的辯證思維，將“民惟邦本”的傳統治理智慧升華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天人合一”的生態哲學轉化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方略，將“協和萬邦”的天下觀拓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方案。這種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既是對中華文明創新稟賦的當代詮釋，更是對“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文化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

彰顯于文明創造的偉大歷史實踐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同一般的實踐活動相比，創新作為求新求異的開創性實踐活動，是一種高級形式的實踐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重要體現。縱觀五千年文明歷程，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淬煉出獨樹一幟的文明體系，既以深厚的文化積淀滋養自身，又以開放的胸襟融匯寰宇智慧，“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屹立于世”。

物質文明方面，中華文明以“經世濟民”為價值導向，將生產力的發展與人文關懷緊密結合。從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模式到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體系，從“絲綢之路”的文明交融到“四大發明”的技術革命，中華先民以“道器合一”的智慧，將實用理性與天人合一哲學觀相統一，形成了“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發展范式。這種物質文明既非單純追求財富積累，更非脫離倫理的功利擴張，而是以“富民厚生”為目標，強調“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繼承這一傳統，將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提出“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新質生產力”等原創性標識性概念，既夯實了現代化物質基礎，又賦予“經世濟民”以共同富裕的時代內涵，實現了對傳統經濟倫理的創造性升華。

精神文明方面，中華文明以“和而不同”為精神內核，塑造了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儒家“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倫理體系，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學思辨，佛家“明心見性”的修行理念，共同熔鑄出“修齊治平”的價值追求。《周易》提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將文化教化視為文明存續的根本；宋明理學以“格物致知”貫通天道與人倫，構建起“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思想體系。這種精神文明并非封閉自足，而是在“和而不同”中實現包容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從“天下大同”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從“義利之辨”到“共同富裕”，傳統精神文明的精華在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的激活下，既保持了文化主體性，又煥發出引領時代的思想偉力。

政治文明方面，中華文明以“以民為本、德治仁政”為核心思想，構建了獨具特色的治理體系。《尚書》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執政思想，與“選賢與能”“德主刑輔”的制度設計相融合，形成了“大一統”格局下多元一體的治理智慧。從“九州共貫”的行政架構到“經國序民”的法制傳統，從“為政以德”的官員修養到“居安思危”的治國方略，歷代先賢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治理體系，既注重制度穩定性，又強調“改易更化”的革新意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堅持人民至上，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正是將傳統“民本”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觀相結合，實現了“民惟邦本”向“以人民為中心”的跨越式發展。這種政治文明的創新，既延續了“天下為公”的理想追求，又以制度優勢確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執政根基。

助力于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中華文明在繼承創新中不斷發展，在應時處變中不斷升華”。從“舊邦新命”的文明基因到“和合共生”的天下情懷，中華文明始終在應對內外環境變化中不斷變革，在傳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在新征程上，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將為破解發展難題，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昭示“以變為常”的歷史自覺，為現代化提供精神動力。《呂氏春秋》言“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強調變革是應對時代變遷的必然選擇。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賡續史，本質上是“舊邦新命”的自我革新史。從“封建郡縣之辯”到“儒法道釋交融”，從“耕戰一體”的農本思想到“工商皆本”的治世理念，歷代先賢始終以“不慕古、不留今”的清醒認知推動制度演進。中國共產黨創造性提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重大理念，正是對中華文明創新基因的守正開新。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體現“因勢而新”的方法智慧，為現代化注入實踐動能。《中說》有云，“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主張制度創新要順應客觀規律。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既要破解“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又要避免重蹈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覆轍。黨的二十大提出“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統籌發展和安全”，這與中華文明“執兩用中”的中道思維深度契合。從“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重塑經濟邏輯，到“雙碳”戰略引領綠色轉型，從科技自立自強破解“卡脖子”難題，到共同富裕實踐彌合城鄉鴻溝，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已轉化為統籌“破與立”“穩與進”的治理能力。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彰顯“和合共生”的文明境界，為現代化開拓全球視野。《文子》提出“圣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主張文明進步須在開放包容中實現超越。中國式現代化既不輸出模式，也不強加標準，而是以“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胸襟推動文明互鑒。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正是對中華文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理念的創造性發展。從共建“一帶一路”打造互聯互通新范式，到三大全球倡議回應人類共同挑戰，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升華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方案。這種既堅守特色又包容互鑒的文明觀，突破了“西方中心論”“文明優越論”的窠臼，為人類文明進步開辟了和合共生的新境界。

新征程上，實現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要求我們以“終日乾乾，與時偕行”的自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從文化沃土中汲取創新養分，充分激活中華文明的創新稟賦并使之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洗禮中煥發新的生機，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不竭動力。

作者：吳海江，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