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佳易博覽》

蘇云，是陶行知為她取的名字，寓意為飄來飄去的一朵云，細品之下，總有那么一絲難言的苦澀與悲涼。作為項英的女兒，項蘇云與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僅十二天，而關于母親的記憶更近乎一片空白。“偶爾想起來也會有些感傷，但是那個年代又不是我一個是這樣的遭遇。”爽朗的項蘇云輕輕一揮手，似乎不愿讓自己陷入到那種情緒中。

　　父親項英犧牲六十多年了，項蘇云愿意到新四軍紀念館去參觀，卻很少參加關于新四軍的各種研討會。“我對父親的資料了解不多，我不愿以項英女兒的身份參加辯論。對父親的評價交給歷史吧，歷史證明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我會接受歷史的評價。”七十七歲的項蘇云已經看淡了很多。

　　漂泊的云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覺得我的經歷有點不一般。我時常想，從某種角度，我與父親項英，我們兩代人的經歷，其實也正是這個國家曾經經歷的那些不平常歲月的一個縮影。

　　我人生的記憶是從上海勞工幼兒園開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開辦的一個孤兒院。那時候我只有兩三歲，我不知道自己是從哪里來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因為在孤兒院里長大，所以我從小就認為自己沒有爸爸，沒有媽媽，像我身邊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并不覺得自己有多凄慘。

　　那時我當然不知道我的爸爸是新四軍軍長項英。關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長大后了解的些許零碎片斷：我1931年出生，媽媽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給別人，自己離開上海去蘇區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農業部部長王觀瀾的夫人），她說她在上海時幫媽媽帶過我，媽媽離開后，她把我帶到了浙江，把我交給在浙江的地下黨林迪生（注：前蘭州大學校長）。可是大家也沒辦法養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兒院里。那些阿姨們說，我的小名可能叫阿苗，我的弟弟項學誠小名叫阿毛，還有一個在蘇區失去下落的弟弟叫阿狗。

　　“蘇云”的名字還是陶行知先生給取的。陶先生的孤兒院開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覺察到他和共產黨的關系密切，英國人不讓他再辦下去。孤兒院要解散了，我記得女老師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沒多長時間就離開了。她剛出門就被自行車撞倒了，陶先生很著急，趕緊叫人把女老師送到醫院去。我聽到后就在那里號啕大哭。

　　沒人管我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帶著我。陶先生曾在江蘇淮安創辦了一個新安小學，新安小學一位叫郭青的老師到上海來辦事，陶先生便讓郭老師把我帶到新安小學。郭老師問：“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下說：“叫蘇云吧，在江蘇飄來飄去的一片云。”從此我便有了一個正式名字：張蘇云。我也不知道陶先生為什么讓我姓張，可能覺得張姓比較普遍吧，“項”還是太引人注目一些。

　　現在回想，陶先生應該知道我身份的。父親1930年去蘇區，任蘇區中央局代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名氣很大。我記得陶先生很鄭重地囑咐郭老師：一定要把這個孩子帶好。郭老師對我這個無名無姓的孩子心里沒底，很緊張地問：“出了差錯怎么辦？”陶先生說：“你只要盡力而為，出了事你不用管。”

　　新安小學是陶行知先生為窮人辦的一所學校，他的理念是窮人孩子也要受良好的教育。很多窮人交不起學費，拿袋子裝點米交給老師就可以了。學校似乎是村里的一座破廟，因為我還有在泥菩薩后面捉迷藏的記憶。晚上我住在一個農民家里，和他家大女兒睡在一起。

　　好景不長，不久抗戰爆發，日本人很快占領了徐州。新安小學的校長叫汪達之，他把大一點的孩子組成新安旅行團，到各地演出宣傳抗日。汪達之校長寫信告訴郭青老師：形勢很緊張，你帶著張蘇云去西安吧——除了我之外，學校還有一名孤兒，但汪校長只讓郭青老師帶我一個人走。我想陶先生應該跟汪校長交代過我的身份。

　　但是郭青老師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只是兌現對陶先生的承諾。他帶上我搭貨車走了一段，然后再換乘駛往西安的列車繼續前行。我記得，車過陜西潼關的夜間，突然遭到在風陵渡的日軍炮擊，車上的燈頓時全部熄滅，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發出任何響動。火車在黑暗中疾駛，所幸沖出險境。

　　我們到達西安，完全人生地不熟。在西安住了一個月后，郭老師身上沒錢了。他告訴我，某學校有個孩子劇團，想把我送到那里，然后自己找個教書的地方。正在商議出路，郭老師收到了汪達之的信，汪校長這時候在信中交代了我的身份，他告訴郭老師：只要把張蘇云帶到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到了那兒，就有辦法了。

　　那時候在西安還不敢公開談論八路軍，當時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是伍云甫，也就是伍紹祖的父親。聽說郭老師介紹我是項英的女兒，他讓我們先住在那里，其實是在了解、審查我的身份。直到這時，我才對“項英”是誰有了點模模糊糊的印象。碰巧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八路軍辦事處，他與父親很熟，見到我后，他親自給父親發了一封電報，問他是否有我這個女兒。得到父親的確認后，我和郭青老師才被正式批準去延安。

　　那時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把很多投奔而去的青年學生送往延安，而且是用大卡車公開地送，一次大概有五六輛車。我是1938年4月出發的，送我去延安的那輛卡車有些特殊，除了我和郭老師外，還有中共華北局情報部長王世英一家四口，蕭勁光的兒子、劉志丹的女兒、高崗的兒子，張國燾的兒子也在其中。他們原本準備去蘇聯，但是沒能成行。雖然張國燾那時已經脫離共產黨，但他兒子不相信，還是返回了延安。我記得他個子比較大，雖然路上比較顛簸，但他喜歡站著，扒著窗戶往外看。

　　十二天的父女

　　我從小到大就習慣了自己的孤兒身份，在延安能見到爸爸，實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飯，郭青老師來了，說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見他。記憶中我又驚奇又高興，急得馬上要走，飯也顧不上吃完。

　　爸爸在武漢搞工運時有一位戰友叫林育英，革命時期化名張浩。張浩派警衛員把我、也把張浩的兩個兒子帶到延安城里一個院子的一間平房里。見我們來了，張浩伯伯一一做了介紹：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著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劉爸爸（劉少奇），懷里抱的孩子是劉爸爸的女兒劉愛琴。我記得劉愛琴只有六七歲的樣子，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著一個童花頭。張浩告訴我，等一會兒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參加歡迎你爸爸的歡迎會。

　　我后來才知道，爸爸這一次是從皖南根據地來延安開六屆六中全會的，延安為外地來的成員舉行了一個歡迎會。歡迎會是在八路軍大禮堂開的，記憶中我乖乖跟著大人們走了進去。大禮堂條件十分簡陋，人們都擠坐在木條板凳上，但會場的氣氛十分熱烈。我跟進去以后，大人們都相互招呼，可我誰也不認識。我就走到主席臺前，轉身面對著整個會場，找我爸爸。陳云走過來叫我：“蘇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領到一排座位前，指著朱德旁邊的一個人說：“老項，這是你女兒。”又轉過來告訴我：“這就是你爸爸！”

　　記憶中爸爸一把將我抱起來，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問我：“你幾歲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問別人家的孩子。他問什么，我就說什么，好像沒有什么特別激動的。雖然我一直很羨慕身邊的小朋友有爸爸、媽媽可以撒嬌，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來后，我還有點不好意思，畢竟我長到了七歲半才第一次見父親。散會后，爸爸要帶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覺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說宿舍的同學都在等我，要先回學校去。于是爸爸派警衛員把我送回了學校。

　　第二天放學，爸爸來學校接我，帶我到他住的窯洞，又帶著我一起到保育院見弟弟，弟弟是早我幾個月到的延安。就這樣，爸爸和我，還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四歲的弟弟，總算在延安團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拼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沒法休息，又把他送回了保育院。

　　記憶中爸爸對我很好，白天他去開會、工作，晚上接我回來，早上送我上學，有空時還給我洗臉、洗腳、洗衣服。有一天，爸爸請郭青老師吃飯，我記得爸爸親自給郭青老師斟上了酒，但我卻把郭老師的酒杯搶了下來說：“郭老師不喝酒，不喝酒！”兩個大人相視而笑。

　　在延安中央組織部門前，馬海德醫生為我與父親、弟弟拍攝的照片，就成了這次團聚的紀念，也是我們姐弟與父親的唯一一張合影。照片里我戴的帽子，就是父親在延安時送給我的。爸爸在里面笑得特別開心，后來有人說，這是項英一生中笑得最燦爛的一張照片。爸爸特別高興，把照片洗了很多張，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紀50年代去鄧媽媽那里看到了這張照片，鄧媽媽贈給了我。

　　有一天晚上，郭老師來告訴我，說我爸爸有任務，馬上要離開延安，所以他白天來學校，想再來看看我。但是，我們學校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已經躲進山里上課，于是我和父親還來不及告別，就這樣分開了。

　　雖然爸爸不在身邊，但我還能感覺他的牽掛和憐愛。半個月后，西安有人捎來父親給我的東西：一封信、一筒餅干、一副手套。很多新四軍的人到延安來，都會到學校來看我。薛暮橋的夫人羅瓊到延安看到我時說：“有這樣一對兒女，項軍長可滿意了！”很多年后我去拜訪陳丕顯伯伯，他還特地把夫人喊過來見我，原來爸爸告訴陳伯伯說，我長得很像陳伯母。陳伯母當然長得比我漂亮。

　　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便是與父親只相處了十二天。直至今日，我對父親的性格沒什么直接印象，但一個“慈父”的形象永遠深植于我記憶深處。

　　父親與皖南事變

　　關于“皖南事變”的是非曲直，現在也是許多學者研究的重點。我是學工程的，之前對黨史并無多少研究，只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了解這段歷史。

　　“皖南事變”中，父親肯定有指揮失誤的地方，但所謂貽誤戰機，沒有及時帶領部隊轉移，卻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決定。軍事科學院有位專門研究項英的專家叫王輔一，他是用白紙黑字的電文來研究這段歷史的。中央發了什么電報、項英是怎么回的，當時都有記錄在案。從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國民黨大軍包圍，中央對項英交代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給新四軍發了這樣一條電文：“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加無辦法，你們北移又讓他一步，以大勢判斷，蔣、顧（祝同）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移動，12月底移完不算太遲。”在事變前十三天，中央仍給他和葉挺發來“以拖為宜”的電報。所以，說項英賴著不走是不對的，是中央一直讓他拖著的。可惜原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電報都經自他手。

　　1941年1月，父親帶著一撥人馬突圍后，藏身在一個石洞里。據父親身邊的人回憶，父親在山上時還很痛心，覺得新四軍遭受這么大的損失他有很大責任，決定出來后先好好檢討，東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劉厚總，3月23日晚上，父親、周子昆與警衛員黃誠住在石洞中，劉厚總在凌晨開槍打死了父親與周子昆，搶走了父親與周子昆隨身攜帶的作為軍費的黃金、銀元，又搶走了手表和槍支，身中兩槍的黃誠死里逃生。

　　劉厚總并不是電視劇《新四軍》里描述的那樣，是項英的貼身副官。據父親的秘書顧雪卿回憶，劉厚總是軍部副官處負責管理馬匹的副官，平時與項英沒有聯系，是“皖南事變”突圍時在山溝里跑到一起的。劉厚總個子高、力氣大，槍法比較準，是個打游擊的好手，所以當他要求留在父親身邊時，父親也很自然地答應下來。父親帶著幾個人突圍出來后，劉厚總自認前途無望，情緒低落，一直念叨著“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殺人劫財的邪念。可憐父親英雄一世，沒有倒在敵人的槍口下，卻死在自己人手里。

　　劉厚總下山時被國民黨捉住，國民黨也并未給他什么優待，在長期關押后釋放了他。全國解放后，他隱姓埋名，到處躲藏，但聽說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獲處決。

　　現在一直有人寫文章說葉挺與項英不和，將“皖南事變”的原因歸結為項英與葉挺的矛盾，說黨內機密會議，葉挺都被排除在外，葉挺兒子在回憶錄里提到葉挺有時無所事事，背個相機到處走，顯得很孤單。總的感覺是葉挺在新四軍中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這一點做文章。因為從當時的歷史看，葉挺早期脫過黨，雖然在“皖南事變”后的表現證明他是經得起考驗的，但在當時，項英對他有戒備是不奇怪的。直到現在黨內和黨外還是有區別的，何況在那個非常時期？如果說父親有什么問題，在我看，只能說他太忠實于黨的路線了。

　　由于葉挺當時已經脫黨，沒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讓他看，作為政委的父親還主動要求中央來文來電時添加葉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揮新四軍。父親對葉挺生活上也很照顧，那時候他們真是同甘共苦，葉挺曾幾次萌生離開新四軍的念頭，不可能全是因為與父親個人的矛盾。項英突圍出來后還擔心葉挺，又回頭找他，結果葉挺下山去談判被蔣介石扣押。

　　葉挺的兒子叫葉正大，是我在蘇聯留學時的同學。我們倆關系不錯，他不止一次拍著我的肩膀說：“父輩的事情隨他們去吧，我們倆永遠是好朋友。”我們相視一笑。

　　而在事變發生的當時，在與父親等人失去聯系、父親生死未明的情況下，上級起草了關于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后來還是陳毅在會上講了“皖南事變”經過，那份決定才沒被“七大”通過。這也說明，有人所說的項英與陳毅的“重重矛盾”是毫無根據的。1945年陳毅去延安開會時住在李富春家的窯洞里，對我和弟弟特別好，正逢過年，蔡暢媽媽拉著我和弟弟給陳毅拜年，說我倆都是新四軍的子弟，要給壓歲錢。陳伯伯一邊說“要得要得”，一邊掏錢，每人給了1萬元邊區幣。1956年我從蘇聯回國時，聽說陳毅伯伯在北京飯店參加一個舞會，我特地去見他。陳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拋開舞伴拉著我在舞場上轉圈，然后特別興奮地逢人就說，“這是老項的女兒，這是老項的女兒”，對我的疼愛溢于言表。旁邊的一個女的不解地問他：“誰是老項？”陳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話回答：“老項，就是項英嘛！”我想陳毅伯伯如果活著，一定不會同意挑撥他和父親的那些言論。

　　盡管當時起草的決定沒獲“七大”通過，只在新四軍內部傳達，但它卻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父親評價的依據。解放后，對項英的評價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對父親參與的革命活動卻只字不提。父親是參加中共“二大”的十二個代表之一，但介紹中只提其他十一位；父親是“二七大罷工”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但電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謙，卻不提施洋還是項英介紹入黨的。陳丕顯任河南省委書記時，有一次去參觀“二七大罷工”紀念館，特地糾正他們不提項英的錯誤。文革中，全上海都貼了“項英是大叛徒”的大字報。幾年前有位作家寫了《皖南事變》的小說，把項英寫得糟糕透頂，我沒有資料反駁無力，是新四軍的一百多位老干部寫信提出反對意見，這部小說才最終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對父親的評價，自有歷史公論。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我只知道父親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陳毅去延安開會時通報給大家，我才知道父親已經犧牲了。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悲痛，跟父親一起也就十二天，坦率地說，感情會有多深？另外，周圍同學也經常有父母犧牲的，這在那個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變”之后，我把名字從張蘇云改成了“項蘇云”，我告訴自己，也告訴大家：我是項英的女兒。

　　母親之謎

　　1938年，郭青老師把我帶到延安時，我聽說媽媽就在一個月前剛剛到過延安，把弟弟留下來后離開，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她。我也錯失了跟媽媽見面的機會。母親后來的命運多少與瞿秋白有關。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一萬多人被敵人包圍。當時重病的瞿秋白、年老體弱的何叔衡、已懷孕的母親與中央蘇區政府的婦女部長周月林一起撤離，突圍時，何叔衡犧牲，瞿秋白、周月林與母親一道在福建被俘。被俘時，母親他們用的都是假名，審問中也沒有露什么破綻。他們在監獄中被關押了三年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監獄的牢房里。但就在母親和周月林被保釋、瞿秋白也快要獲得自由時，國民黨卻突然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實身份，殺害了他。

　　化名為“林琪祥”的瞿秋白為什么會暴露身份？很長時間一直是個謎。最近幾年，一些正式出版物上還發表過這樣的文章，說我母親出獄后找到了父親項英，還沒放下行李就被父親責問：瞿秋白的死是不是和你與周月林有關系？父親看母親顯得很緊張，就認為是母親出賣了瞿秋白，一怒之下，拔出手槍把母親槍斃了。我不知道這個說法從何而來，但這完全是個謠言。

　　為了寫父親的傳記，軍事科學院的王輔一找到曾任項英警衛排長的李德和。李德和回憶1938年2月至3月間，項英在南昌著手編組新四軍時，母親張亮帶著一個兩三歲的小男孩找到東南分局，李德和隨項英由軍部去分局駐地同張亮會面。他們在一間房子里談話，小孩由李德和帶著在門外玩，大約談了個把鐘頭，他們講些什么不知道，聲音時高時低，項英態度嚴肅，但根本沒發生槍斃張亮的事。談話后，項英到東南分局副書記曾山處去了一下，就返回軍部駐地，此后再未與張亮見過面。

　　王輔一也走訪過原新四軍軍部秘書長、后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李一氓。李一氓回憶，張亮找到項英時，由于項英早已知道張亮1935年春，突圍時在福建被國民黨軍俘虜，而且俘去后的情況當時無法查清，故沒有把她留下，而是給她一些錢讓她走了——我猜想，父親大約是在質問母親：瞿秋白被殺害了，你為什么能活著出來？肯定也對母親有所懷疑。

　　事后證明，離開南昌后，堅強的母親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是原延安市婦聯主任，當年媽媽送弟弟去延安時，她還接待過我媽媽，所以“項英殺妻”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自此之后，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她，也沒人知道她的下落。

　　1955年，瞿秋白的遺骸從福建長汀羅漢嶺的盤龍岡取出，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給黨中央寫信，要求抓到出賣瞿秋白的叛徒。有關部門很快成立了一個專案組，與瞿秋白同時被捕、知道瞿秋白身份的周月林與母親張亮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周月林是一位傳奇人物，早年曾被派到蘇聯學習過，與海參崴華工工作負責人梁柏臺結婚，1931年經請求獲準與梁柏臺回國工作，把一雙兒女留在了蘇聯，后來也下落不明。1934年，她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十七人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且是主席團中的唯一女性。她曾擔任過中共蘇區中央局婦女部部長，從資歷上講，還是鄧穎超的上級。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時，因為周月林懂醫，所以留下來護送瞿秋白。周月林被捕后，被判刑十年，關押于龍巖監獄，1938年經人保釋出獄。周月林后來輾轉回到上海，解放后，擔任街道普通干部。好日子沒過幾天，瞿秋白專案組成立后，周月林在1955年被逮捕，被送到秦城監獄改造，1965年又被判刑十二年，送到山西的工廠勞改，吃盡了苦頭。

　　周月林一直沒停過申訴，直到若干年后，有人在當年國民黨的一份報紙上，發現了“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原來出賣瞿秋白的叛徒是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的妻子徐氏。1979年，周月林獲得平反，她已蒙冤二十五年。平反后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縣度過余生。1997年，九十一歲的周月林在新昌縣去世。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周月林的晚年還算安定。新昌縣對她很好，還有人專門采訪她，給她寫了傳記。當中周月林也回憶說，張亮出獄后告訴她，自己要去江西找項英。寫傳記的人把書寄給了我，可惜等我看到這些材料時，還沒來得及找周月林，一年后她就去世了。

　　媽媽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七歲那年爸爸來延安看我時，我曾問過他：“媽媽在哪里？”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媽媽不在了。”然后什么都不再說。周圍的大人也很少提我媽媽的事，像都在保持著一個默契。我的婆婆涂俊明也是一個老革命，當年在上海開家具店掩護工人運動，偶爾她會對我說：“你媽媽年輕時很漂亮，比你漂亮。”

　　很多年，我也根本不知道母親長什么樣子。文革時期，我去上海參觀，住在我丈夫的朋友家里。有一天，朋友的一位友人來拜訪，看見了我，忽然說有一張母親的照片，是從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里要來的。他給我翻印了一張，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邊，這是母親給我留下的唯一紀念。從照片上看，媽媽的確漂亮，我也只有下巴這里像媽媽。但是看到照片，我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感覺，對于母愛，我沒有得到過，所以也沒有失去的痛苦。

　　關于母親的下落，我最近聽到了一個最新說法。去年底，一個記者去訪問公安部的一個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過，在康生手下參加過一些專案組的審查工作。據他回憶，他們抓住了一男兩女，懷疑是托派，找人審查，這位老人家審查的男的被槍斃了，兩個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聽說其中一個是項英的夫人，她出賣了瞿秋白。這件事情之后，他也險些被康生以某種借口除掉，但這些老干部是羅瑞卿的部下，是他托人找到羅瑞卿才保住性命的。等這個消息傳到我這里、我再讓他們帶我去見這個老人時，老人家已經糊涂得說不出話來。不過以我在延安的經歷，我認為這個說法是可信的。

　　我是七十多歲時才聽說這件事的，我能有什么感慨呢？

　　對于母親，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無從去追尋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與父親是在上海搞工人運動時相愛的，為了共同的目標走在一起。現在的年輕人肯定無法理解他們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們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犧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延安歲月

　　1938年到了延安后，我被送進了徐特立創辦的魯迅小學學習，1939年學校改名為“陜甘寧邊區保育院小學部”，也稱延安保育小學。延安保育小學的學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級干部的后代。郭青老師則被送到延安抗大學習，他后來當上了保育小學的校長，成為很多孩子的大家長。

　　剛到延安時，我只有七歲，獨立生活比較困難，有一個保姆專門照顧我。那時還沒有窯洞，我們在平原地區住的平房，房間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張床能睡十二三個孩子，像一個大通鋪。我們這些孩子吃飯、睡覺都在一起，過著軍事化的共產主義生活。

　　在延安，我們隨時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對我們每個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們采了一大捧山花，我們跟老師說：“這些花真漂亮啊，我們把它獻給毛主席好嗎？”老師答應了。于是我們一群娃娃，排著隊、唱著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澤東在窯洞前看到我們非常高興，當時江青也在，她還從窯洞里拿出一桶餅干讓我們吃。有時候想起來，還挺懷念那時候的延安氣氛。

　　我因為記憶力好、膽子大、不怯場，經常被老師騎馬帶到附近參加會議或代表學校演講，延安的報紙還稱我為“小小演說家”。有一次，老師帶我到學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給趕集的老百姓講“行動綱領”。我背得很熟練，正在哇啦哇啦地講時，突然發現臺下站成一圈的老鄉中，從懷里摸著什么，然后摸出一個小東西，放在手上一掐，很清脆的一聲，然后他又把它放在嘴里一咬，好像吃得很香。他不停地重復著這個動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他在干什么呢？他吃的是什么？想著想著，我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綱領也忘了，演講卡了殼，臺下一陣哄笑。回到學校，我還被老師批評了一頓。

　　我后來才知道，延安地區缺水，衛生條件比較差，很多人身上長了虱子。他們習慣邊曬太陽邊抓虱子，那個老鄉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當地老鄉還認為，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應該把虱子也吃了，所以剛才那個老鄉就是在做這個事情。

　　沒有爸爸媽媽的生活，讓我從小養成了自立、好強的性格。帶過我的大人都喜歡我，像蔡（暢）媽媽、康（克清）媽媽、任弼時的夫人。但他們對我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父母，我還是要規矩一些，這一點，我始終是很清楚的。

　　中組部對我們特別照顧，陳云、李富春常接我們去他們家吃飯，蔡暢媽媽待我們更像親生兒女一樣。當時在延安，我們只要往口袋里裝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誰家都有飯吃。

　　我到延安時，才知道我還有個弟弟在這里。我的弟弟項學誠是在監獄里出生的，是周月林為母親接的生。弟弟和我的關系很好，平時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暢家。

　　蔡媽媽很喜歡我，教我洗衣服、織衣補洞。蔡媽媽很愛干凈，擺在桌上的東西別人是不能隨便挪動的。她也囑咐我：“小朋友來玩可以，但我的東西你們不能動。”有一次來了個同學，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沒有感覺有什么變化，蔡媽媽回來問我是否有人動了她的東西。

　　有時吃完飯，李叔叔、蔡媽媽帶著我在窯洞后面的山坡上散步，我還牽著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見認識的叔叔阿姨看到我們，會過來逗我：“你家幾口人呢？”我認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后回答：“四口！”李叔叔與蔡媽媽的女兒李特特很嫉妒我，說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間，遠比她長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個“整風運動”，后來康生又搞了一個“搶救運動”，弄得人人自危。我們保育小學也開始搞起了“抓特務運動”，老師不允許我們回家，留在學校搞“運動”。老師和高年級同學都要受審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經歷，如果說不清楚，就會被懷疑是特務；同學之間也互相揭發。學校還專門組織我們學生到禮堂，聽一些表現好的人現身說法，我們小學生坐在下面，跟著大人喊口號。

　　弟弟告訴我一件事情：他們的老師把一個小同學叫去交代問題，老師問他是不是特務，他否認。老師說不老實交代的話，就罰他站凳子上。小同學被罰餓得受不了，實在堅持不住，就向老師檢舉了一個人。他說，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輕人來接他回去度暑假，途中遇到大雨，河水漲得很高，騎在馬前的小李叫我抱緊他的腰，他在馬背上猛抽幾鞭子，硬是從河里沖了過去。小同學懷疑小李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因為大家險些連人帶馬被洪水沖走，肯定是不存好心。

　　老師很仔細地拿本子記下了小同學的揭發，然后很滿意地告訴他，過關了，可以回宿舍睡覺了。小同學后來聽說靖邊縣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務”，被整得很苦。長大后，他很后悔自己九歲時的無知，傷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整風期間，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不準回家，過了幾個月后，緊張的氣氛才慢慢緩和下來。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暢家。李叔叔問：“怎么這么長時間都沒回家來啊？”我說：“校長說大家都在整風，整風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問：“一群娃娃，整什么風呀？”他這一問，弟弟可來勁了，他不顧我勸阻，馬上眉飛色舞地說：“我們學校整風可熱鬧了，還把人吊起來打呢！大家跟著喊口號！”李叔叔很認真地聽著弟弟的話，很生氣的表情。他馬上拿起電話給中共西北局的負責人高崗打電話：“怎么我們大人整風，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務，還打人？！”結果一周后，西北局就派人來學校調查，學校領導還向幾位被錯整的老師道了歉，承認過去的錯誤。

　　李富春與蔡暢去了東北之后，把我交給了任弼時。有這些叔叔阿姨的照顧，在延安時，我從不覺得孤單。

　　往事

　　1948年，中央決定派一批人去蘇聯學習，選擇的都是革命烈士與中央領導的子女，有鄒韜奮的兒子鄒家華，葉挺的兒子葉正大、葉正明，高崗的兒子高毅，李碩勛的兒子李鵬等和我一共二十一人。給我們送行時，領導對我們說，現在國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們打了，由我們來打，你們去努力學習，回來好好建設新中國。

　　我們在蘇聯學的專業都是從建設角度挑選的。葉挺是因為飛機失事遇難，他的兩個兒子就下決心制造自己的飛機，去了航空學院。林漢雄的父親死的時候，說了列寧說過的一句話，共產主義是蘇維埃加電氣化，于是他就學了水電。但是文革期間，中央成立了一個“4821專案組”，專門審查留蘇的二十一個“蘇修特務”，“4821”名稱也就從那時被叫出來。現在，我們“4821”的成員還是會定期聚一下，雖然當中的很多人已經位居高官，但是相聚時，大家沒有身份差異，感覺又回到了老同學的溫暖回憶中。

　　我的丈夫林漢雄是張浩的兒子，也是我留蘇時的同學。現在很多人把林育南、林育英與林彪放在一起，稱他們是林氏三兄弟。林家是一個大家族，林育南是林彪的哥哥，是林家第一個出來革命的，他與董必武是同一時期的，資格比較老。林育英是林育南帶出來參加革命的，在革命時期化名張浩，而林彪又是林育英帶出來的。他們確實是從林家大家族出來的，但單純從血緣上講已經沒那么近了。

　　張浩早期在湖北參加工人運動，資格比較老。1942年去世前告訴身邊人，死后要葬在楊家嶺對面的桃花嶺上，意思是要天天看著黨中央和毛主席。中共在延安還為他舉行了公祭儀式。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昆、徐特立等親自將棺材抬到桃花嶺安葬，這也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一次執紼抬棺。

　　解放后，林彪對張浩的夫人、也就是我的婆婆一直不錯。不過自從林彪與葉群結婚之后，我們與他們家的來往少了許多。婆婆說，葉群安排了葉家的許多人到他們家，對林家人態度比較冷淡。

　　我們去毛家灣見林彪的次數并不多。那時林彪的父親還在世，我們喊他“林四爹”，去見林四爹的時候，偶爾會見到林彪。林漢雄的大哥在哈爾濱任市委副書記，文革期間受了沖擊，他想到北京見“林副統帥”，我們給林彪打電話，結果他的秘書只是送來了幾本《毛主席語錄》。婆婆通過林彪的姐姐還是聯系上了林家，葉群帶話來，說林彪身體不好，只能談20分鐘。林彪出來見我們的時候，話并不多，臉色也很不好。我那時已經聽說林彪在戰爭時期落下很多毛病，怕光、怕風。我們也只是簡單寒暄了一會兒，見了林彪的兩個孩子，只知道叫老虎和豆豆，也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才知道他們的大名叫林立果和林立衡。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們家也受到了牽連，在水電部工作的林漢雄被關了起來，公安局也進駐了我們家。我被關了一年之后放了出來，我的婆婆是一位老革命，她很不服氣，到處找人申訴。

　　1975年左右，有一次一個老朋友偶然跟我們說：聽說江青和毛主席鬧翻了，寫給毛主席的信可以直接到他手里了。于是我們趕緊以婆婆的名義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將家里情況反映了一下。很快水電部派人來，接我和婆婆與林漢雄見了一面，原來他一直被關押在總后勤部的某個地方，負責他的專案組成員人很多。1975年10月1日，被關了四年的林漢雄被放了出來。可惜我的弟弟在文革中受牽連，1974年便因肝癌去世了。

　　沉寂這么多年的“項英”，最近幾年也走進學術界和大眾評論的視野，對那段歷史的評價也日趨客觀。我不會以項英女兒的身份參與其中，我想，還是把對父親的評價交給歷史吧，歷史證明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我接受歷史的評價。我相信歷史最終會還原其真實面貌。我和父親兩代人的這些往事，是共和國的一代記憶。但愿那些傷心的故事，永遠地成為這個國家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