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成年人司法主要靠“懲處”不同，未成年人司法把“教育”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這是為了更大程度上挽救他們。

“教育為主、懲罰為輔”決定了未成年人司法是一項更為復雜的工程。要想開展有效的教育，需要了解罪錯未成年人的成長歷程。因此，在司法力量之外，需要一支專業的社會力量介入，參與預防、幫教。

在關注“犯了什么罪”之外，司法社工還要搞明白這些未成年人“為什么犯罪”。這也是每當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發生時，公眾發問的重點。從司法社工的視角，能帶給人們哪些啟示？帶著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對話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副主任李涵。

5月30日，李涵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開放日活動上分享幫教故事。新京報記者 行海洋 攝

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社會支持普遍較弱

新京報：過去15年中，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持續開展涉罪未成年人社會工作服務。從中總結，涉罪未成年人整體呈現怎樣的特征？

李涵：我們機構做了差不多5000名涉罪未成年人的社工服務，總體而言，他們的家庭支持和社會支持普遍會弱一些。他們在成長中需要別人安撫、鼓勵，但這樣的機會更少。比如成績不好，跟老師的關系也相對遠，父母又不在身邊，由爺爺奶奶照顧，但是爺爺奶奶可能關注不到孩子的情緒變化。這樣的話，孩子可能就不愿溝通或者只用攻擊性的語言表達。

尤其是我們遇到的很難干預的服務對象，都是家庭支持、社會支持從小斷裂嚴重。所以在我們眼里，無論是預防還是矯正，其實都是幫助他們克服困難、獲得成長的過程。

新京報：你提到家庭支持的重要性。最高法數據顯示，2021年至2023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的涉未成年暴力案件中，被告人為留守兒童、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孤兒的案件占比超過30%。這說明什么問題？

李涵：從專業角度上來講，家庭結構不會完全影響家庭功能。但是從現實角度來講，現在結構完整的家庭，家庭功能也不一定能很好地發揮，如果家庭結構再有缺失，家庭功能可能就喪失一大部分了。

所以，讓家長和所有的成年人理解家庭功能、掌握家庭功能如何發揮，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課題。也就是說“家長要學做家長”。我身邊的朋友其實學習對如何當好家長有很迫切的渴求，現在學習的資源越來越豐富，但也魚龍混雜。我們應該有更多、更好的社會課堂開放給家庭，傳遞好的知識、理念。

社會信息變革給未成年人帶來沖擊

新京報：大眾很關心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的誘因，從這么多的案例中，你有何總結？

李涵：就我們接觸過的案件來看，大部分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沒有什么深仇大恨，梳理起來就是由他們這個年齡階段的需求、處理不了的情緒、狹窄的認知、過激的行為串聯起來的。

回頭看低齡未成年人案件，我覺得整個社會的養育觀念、家庭的養育能力、社會的信息變革，都會給他們帶來沖擊。社會工作的理論是生態系統理論，也就是說，我之所以是我，是我參與社會互動和被社會互動影響的結果。比如我爸媽是什么樣的、爸媽在家里如何與我互動、他們之間是如何互動的，以及我的家庭和其他家庭、社會是怎么互動的。

現在的未成年人和伙伴在一起互動的時間和機會大幅減少，面對面也很多時候都在看手機，這和社會變革有關系。他們通過互聯網設備獲得的信息和成年人幾乎是無差的，但是他們處理信息的能力和成年人有差別，所以可能會吸收一些碎片，從中追求刺激、好玩。而成年人并不知道如何在這種環境下更好地回應未成年人。

新京報：所以說，分析未成年人犯罪，也要看到近十幾年來互聯網的快速普及、社會環境的急速變化？你提到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從互聯網獲取的信息幾乎無差，算法機制是否值得深思？

李涵：是的。我一直認為未成年人群體是成年社會的鏡子，大人以什么為榮，他們就追求什么。

基于算法，你刷到一些信息、短視頻之后，平臺就會不斷地給你推送類似的東西。我們自己也在養一個工作號，就是根據未成年人的習慣，看看有哪些是我們平時看不到的。我們日常每天都跟青少年在一起，也知道他們在看什么，給他們的推送中確實有一些不適合的內容。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引入社會調查特別重要

新京報：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和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程序中引入了社會調查，它的必要性體現在哪里？

李涵：特別重要。比如剛才聊到未成年人為什么犯罪，我們會在報告里呈現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社會支持情況、家庭支持情況，其回歸社會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以及此次違法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原因和成年人非常不同，所以了解未成年人為什么實施違法犯罪，對司法辦案機關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另外，呈現他們回歸社會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就知道后期的幫教點在哪里，知道他們未來的可能性在哪里。從社工來講，做評估的最終目標是幫教，分析了犯罪原因，才能給出有針對性的幫教建議。

有了這份完整的報告，首先是幫助檢察辦案人員更深入理解案件，量刑可能會有變化。因為我們有分流措施，如果只是看到未成年人反復盜竊，給一個重罰，這種控制手段不能徹底解決問題。通過分流措施附條件不起訴或者送到觀護基地，給他們提供較好的社會支持，就更有可能讓他們徹底改變，不再有下一個被害者出現。

社會要有耐心給未成年人創造適合成長的情境

新京報：學術界有個理論叫“養豬困境”，就是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反復實施違法犯罪，反復被放，直到年齡達標被追究刑事責任。這時候再去挽救往往就更加困難了。所以更多的精力是不是應該放在預防環節？

李涵：是的，我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不能只做涉罪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和幫教。與涉罪未成年人相比，還有更多有嚴重不良行為或者只是治安違法的。因此我們推動和公安機關的合作，明確這一大類有偏差行為的未成年群體，公安機關應當引入社工服務。

所以在遇到這種孩子的時候，社工就第一時間和民警協作，開展3至6個月的干預幫教，預防其再次實施違法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在這種機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推進是非常扎實的。只是如何保障這些孩子和家長能配合幫教工作，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根據我們的數據，北京市未成年人首次犯罪的平均年齡是在提高的。有非常明確的理論支持，首次犯罪的年齡越大越好干預，首次犯罪的年齡越小越難干預。

新京報：最高檢多次提到，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前期的分級干預措施不夠完善、落實不夠到位，將出臺完善分級干預的實施意見。在你看來，分級干預需要怎樣更好落地？

李涵：從我的角度看，就是需要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提到的各個部門，更清晰地理解崗位職責，更好地做自己的工作。其實現在引入社工，更多就是在彌補部門之間的縫隙，幫助做好銜接。

我覺得教育系統應該更好地承擔起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責任。成績好、考上大學的孩子當然重要，但如果不重視有不良行為的孩子，一旦他們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將來社會治理的成本更高。而再往前的一個環節就是家庭，剛才我們提到了家庭支持的重要性。

不時會有朋友轉給我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問這樣的孩子你們能幫嗎？我說給我一個合適的情境，都能幫。所以情境特別重要，這個情境需要各部門和整個社會的耐心，給他們創造適合成長的情境。如果所有人都給他們“畫叉”了，他們自己都覺得活著沒意思，破壞可能就發生了。

新京報記者 行海洋

編輯 白爽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