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詩詞宛如一座蘊藏深厚的文化寶庫，其中所蘊含的“法”意象，始終浸潤著儒家“德主刑輔”的哲學精髓。虞世南所作《賦得慎罰》云：“帝圖光往冊，上德表鴻名。道冠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猶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過亦察，二辟理彌精。幪巾示廉恥，嘉石務詳平。每削繁苛性，常深惻隱誠。政寬思濟猛，疑罪必從輕。于張懲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斯在，歡然仰頌聲。”此詩以“上德表鴻名”開篇，將帝王之德行與法治之清明并置，恰似對《尚書·康誥》中“明德慎罰”思想的詩意化詮釋。詩中所描繪的“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之社會治理圖景，實則是禮樂教化與刑罰制度完美共振的生動寫照。

這種德法交融的治理智慧，在《唐律疏議》中得以升華，凝練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立法綱領。這一綱領使法典既具有制度的剛性約束，又飽含倫理的溫度關懷，實現了德與法的有機統一。

唐太宗“以寬仁治天下”的實踐，堪稱德法共生的典范之作。他毅然廢除斷趾酷刑，首創死刑五覆奏制度，甚至因《明堂針灸圖》中“箠者五刑之輕，而或致死”的記載，而果斷廢止鞭背刑。這種對生命尊嚴的深切敬畏，使法律超越了單純的懲戒工具屬性，升華為維系社會良序的溫情紐帶。白居易在《歌舞》中“秋官夜宴，獄有凍囚”的批判，更深刻地揭示出法治的根基在于執政者以仁德潤澤律令這一核心命題。

禮法合治，秩序構建的雙重維度

“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的治理智慧，在詩詞意象中幻化為精妙的文明密碼。虞世南“幪巾示廉恥，嘉石務詳平”的描述，生動展現了古代恥辱刑的教化本質。通過頭蒙黑巾、坐嘉石的儀式，讓罪犯在羞恥感中自我省察，這種“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的柔性治理方式，與《唐律疏議》中的“同居相隱”“親屬容隱”制度相互呼應，共同構建起道德教化與法律懲戒并重的雙重秩序。

宋代提刑官胡穎在審理“兄弟爭產案”時，令當事人共誦《詩經·常棣》，這一司法藝術恰似蘇軾“左牽黃，右擎蒼”豪邁背后暗藏的現代野生動物保護法啟示。唐代《獄官令》對刑具尺寸、行刑部位的精密規定，以及宋人《洗冤集錄》確立的“情法兩盡”裁判原則，共同譜寫出一曲法律與道德共舞的文明樂章。這種剛柔并濟的治理智慧，使社會秩序既如金石般穩固堅實，又如春水般靈動鮮活。

慎刑恤民，司法實踐的溫度與尺度

“罰輕猶在念，勿喜尚留情”的司法倫理，源自《尚書·呂刑》中“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的諄諄訓誡。唐代司法制度將這一理念具象化為疑罪從贖、死刑五覆奏等制度設計，使司法官在秉持“哀矜勿喜”的職業操守中，始終保持人性的溫度。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憤悲鳴，則是對司法失溫的深刻叩問——當法律淪為特權的護身符，社會秩序便失去了其應有的正當性根基。

這種人文關懷在當代法治實踐中煥發出新的生機。上海虹口區“黨建 + 法治”模式成功化解加裝電梯糾紛，既嚴格恪守法規，又以柔性調解彌合分歧，恰似《唐律疏議》“一準乎禮”的現代演繹。正如“會須一飲三百杯”的豪邁背后暗含勸酒擔責的法理，法治文明始終在剛性規范與人性溫度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

教化與懲戒，法治文明的辯證智慧

“每削繁苛性，常深惻隱誠”的立法智慧，在唐太宗的法治改革中得到了完美詮釋。貞觀年間，朝廷刪改《武德律》，廢除連坐酷刑，“變重為輕者不可勝記”，甚至將死刑削減近半。這種“寬猛相濟”的治理哲學，與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的創作觀形成了跨時空的共鳴——法律如詩，貴在因時而變、因地制宜，以適應社會的不斷發展。

然而，教化并不等同于縱容。唐代對司法腐敗“五過之疵”的嚴懲，宋代《洗冤集錄》確立的物證裁判原則，都彰顯了法治文明的剛性內核。這種“柔中帶剛”的智慧，在上海行政復議機關24小時內處理119起產權糾紛的實踐中得以延續——快速定分止爭與堅守法律底線的辯證統一，恰如杜牧“折戟沉沙鐵未銷”的詠史，見證了法治文明在教化與懲戒的張力中永續傳承。

從《尚書》“哀矜折獄”的初心，到《唐律疏議》“一準乎禮”的體系構建，再到“楓橋經驗”的現代演繹，古詩詞中的法治基因始終在文明的血脈中奔涌不息。虞世南筆下“歡然仰頌聲”的理想，在“一站式”調解平臺實現“最多跑一地”的實踐中煥發出新的生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站在新的歷史方位，我們既要傳承“刑措不用”的理想主義光輝，更要領悟“培養德才兼備法治人才”的現實啟示。因為法治的真諦，不僅鐫刻在律令典籍之中，更流淌在“民惟邦本”的仁政情懷、“天下無訟”的價值追求里，這正是中華文明獻給世界治理體系的永恒饋贈。（徐連宗）

責 編｜袁 琳

審 核｜徐連宗

聲明丨轉載請注明來自“上海市司法局”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