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功德林中最難改造的戰犯，文強絕對是不亞于黃維的一位頑固典型。關押期間的他，面對管教人員的認罪悔過要求，文強直接搬出了一眾開國元勛為自己“助陣”：

好在歷經26年教育改造后，文強對“表哥”等人的戰犯靈魂改造政策也逐漸從抗拒轉變為理解和釋然了。重新回歸社會的他，也在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職委員任上，為還原歷史事實和促進海峽兩岸交流統一做出了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骨子里愛較真的文強，在功德林改造期間始終對淮海戰役期間我軍圍殲黃百韜兵團的戰斗充滿不解困惑。

在他看來，以華野當時掌握的兵力，很難同時完成對黃百韜兵團的圍殲和對邱、李兩兵團的阻援任務，而且這種東西兩邊齊發力的操作似乎也很難用兵法來通俗解釋……

1948年9月，時任湖南綏靖公署第一處處長兼辦公廳長的文強，收到了黃埔校友、時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的杜聿明一封親筆信，核心內容就是邀請自己出任即將組建的“徐州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

杜聿明與文強雖說都是黃埔畢業生，但彼此之間卻并無多少交集，唯一一次近距離接觸，大概就是抗戰后他在杜聿明任保安司令的東北擔任軍統辦事處負責人的短暫經歷。

有意思的是，杜聿明對這位辦事沉穩老練，又不輕易向上打小報告的黃埔學弟格外賞識。此番邀請對方加入，一來是認可對方的能力，二來也是發揮文強的軍統情報特長來為全軍戰略行動提供參考。

猶豫再三的文強最終接受了杜聿明的一番盛情。畢竟相比于長期在后方坐“冷板凳”，去前線部隊參戰更讓他有種用武之地的感覺。

當然，作為老前輩和直屬上級的程潛，卻在這一刻選擇反復規勸文強不要孤身犯險。

程潛與文強父親是世交，因而對晚輩文強也比較照顧。文強此前意外脫黨后，也正是在程潛的幫助下才得以重履軍職，解放戰爭后期脫離軍統，也是得益于程潛從中發力。

可偏偏這一次，文強沒有聽從程潛的建議，走上了一條令他悔不當初的不歸路。

到達徐州后，文強被面前士氣低迷、指揮混亂的景象弄得也有些意志消沉，再加上不久后濟南又被我軍攻克，文強立時有些后悔來到徐州“剿總”這個火坑的決定了。

恰在此時，杜聿明又提出了指揮徐州一帶主力北上出擊山東、重占濟南的作戰計劃，文強不禁好奇地反問一句：“共軍新勝，士氣正旺，我們憑什么敢對濟南發起反擊呢？”

豈料杜聿明卻滿懷信心的向他解釋道：

此時的文強只看到杜聿明表面躊躇滿志，大概率不會猜到對方內心一片焦慮卻又強裝鎮定的實際狀態。當然，這些也都是杜聿明特赦后在回憶錄中提到的后話了。

謹小慎微的劉峙覺得杜聿明的這個計劃有點冒險，索性建議對方做了一些微調，即調徐州“剿總”副總司令馮治安的西北軍出徐州，另派李彌兵團防衛徐州。

在當時來說，劉峙的這個決定無可厚非，但就此后淮海戰役的走向來看，這無異于為國軍方面提前埋下了張克俠、何基灃戰場起義的“定時炸彈”，間接為華野圍殲黃百韜兵團提供了便利。

只是，讓杜聿明感到遺憾的是，這一計劃尚未被老蔣最終拍板，自己就等來了前往東北戰場收拾殘局的命令。

杜聿明暫時離開徐州“剿總”后，文強就成了前進指揮部與徐州“剿總”之間的聯系紐帶。

隨后，文強特意向劉峙請示前線各部隊是否按原計劃執行作戰任務，不成想對方以杜聿明離開后無人能指揮前線部隊為由，下令各部隊原地待命。

正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劉峙既然發話了，文強對此也不好再多說什么。

等杜聿明于11月中旬返回徐州時發現，不僅自己當初的計劃被劉峙擱置一旁，黃百韜兵團也因各種不利因素的疊加而被華野圍困在碾莊圩一帶。

無奈，杜聿明只得部署邱清泉、李彌兩兵團向東一路救援黃百韜兵團，但因華野提前部署阻援任務得當，邱、李兩兵團始終未能占到一點便宜。

全程置身其中的文強，雖然對統兵打仗談不上多擅長，但兵法上講的“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戰之”道理他還是感同身受的。

可眼前的形勢是，華野主力縱隊滿打滿算不過40多萬人，既要承擔對黃百韜兵團12萬人的圍殲任務，又要同時阻擊前來增援的邱、李兩兵團20萬人，就常規戰略戰術操作而言，這無疑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盡管心存疑惑，但在當時形勢緊迫的情況下，文強也沒有多余時間去仔細分析研究這一問題。這之后，就是杜聿明在老蔣的同意下率徐州“剿總”主力向西南撤退。

再后來，就是老蔣的一封空投手令，將杜聿明再次推入戰爭泥潭中，直接葬送了自己徐蚌會戰的最后嫡系精銳之師。杜聿明和文強也雙雙在陳官莊被我軍俘虜。

被俘后的文強和大多數俘虜一樣，絕口不提自己的真實身份，只謊稱是上尉書記官。不過，細心的華野戰士還是注意到其他俘虜對這位“書記官”頗為尊重，甚至主動將自己的日用品讓給他使用的細節。

一番細致盤問下，文強最終承認了自己的真實身份……

此后，文強和杜聿明都進入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教育。相比于杜聿明的思想轉變迅速，文強的態度顯然充滿抗拒，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潛移默化中發生了微妙變化。

不過，令文強格外關心的，還是當年淮海戰場上華野同時承擔圍殲和打援的兵力配置問題。換句話講，他始終無法想象華野當時是怎樣做到用有限的兵力來兩邊同時發力的。

很快，隨著1960年9月的《毛選》第四卷公開出版發行，文強得以從中解開當年的一系列困惑。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組織人員專門學習《毛選》第四卷時，文強在其中找到了一份教員在1948年10月11日代表軍委發給華野的電文，其中著重強調了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作戰方針：

毋庸置疑，“用一半以上兵力對付邱李兩兵團”大大出乎文強預料。同樣，對華野以不足兩倍兵力圍殲黃百韜兵團的“非常規操作”，文強在不可思議之余，也深深的為我軍指戰員魄力和各級執行力而折服，用他本人的話講，這場戰役“棋不在局中，而是在局外”。

換作是國軍部隊，這樣的方案即便能被老蔣批準，在執行過程中也很難達到預期效果，畢竟從杜聿明集團撤出徐州的行動就可對國軍的軍紀作風和貫徹執行力窺知一二。

如同電影《大決戰之淮海戰役》中教員那句經典臺詞一樣，我軍上下一心，盡皆抱定一決高下的決心來對待這樣一場戰略決戰：

有了指戰員們的這種恢宏氣魄，未及開戰，勝利的天平已然開始向我軍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