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南京，35軍軍部前，來了一位穿旗袍的闊太太。

她沒有通行證，也沒接受檢查，站在門口，抬起頭，看著哨兵說了句：“我是陳修良，讓你們軍政委出來。”

哨兵沒反應，兩分鐘后，軍政委何克希快步走出來，握住她的手，說了句：“我們終于等到你。”

潛伏身份——闊太太的偽裝與情報網(wǎng)絡(luò)

1946年冬，南京，南京剛從戰(zhàn)火中緩過來，街上有香粉氣，也有血味，這座城市在等待命運的裁決。

陳修良到了，她沒帶任何身份文件，只說自己姓張，上海人，丈夫早逝，來南京“親戚家小住”。

“親戚”是柏焱，中共南京地下黨員，時任《正言日報》編輯，房子不大，在珠江路附近，二層，門口種著一棵梧桐。

她住在樓上，白天做飯，晚上打字，白色旗袍、呢料大衣，出門開的是一輛藍色雪鐵龍，車主是一位被策反的會計。

外人只知道她是“張?zhí)保虾８簧踢z孀，喜歡打麻將，愛聽昆曲。

三個月不到，她就混進了南京的上流圈，軍官太太、警察太太、銀行太太，誰都知道張?zhí)破泛谩⒆焯稹⒋藷峤j(luò)。

麻將桌才是真正的戰(zhàn)場，有人口風緊，她就聊孩子；有人酒后話多，她就不停地倒茶、遞煙、記。

她在日記上寫：“三年打麻將，不為贏錢。”

她不是一個人，南京地下黨當時大約200余人，被稱為“特線系統(tǒng)”，職責不是宣傳，是情報，陳修良來了以后，改變了一條工作方法。

她提出“三勤三化”：

• 勤業(yè)、勤學、勤交友；職業(yè)化、社會化、群眾化。

她說：不要坐等情報，要“做”出情報，把人安插進關(guān)鍵崗位，比拿一份文件更重要。

半年內(nèi)，地下黨安排了9人進入警察系統(tǒng)，6人進財政系統(tǒng)，2人進入國防部情報局后勤處，1人干到了中央銀行辦事員。

有個關(guān)鍵人物叫方休，他是地下黨員，妻弟在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部工作，專管電報。

1947年夏天，方休的妻弟喝醉了，回家?guī)Я艘槐舅{皮密碼本，陳修良接到消息，連夜趕到，安排人把密碼全部抄下。

那本密碼本是當時國民黨B類機密。第二天一早她送還原物，誰都沒發(fā)現(xiàn)。

解放軍破譯南京發(fā)往臺北、上海、徐州的情報從那之后效率倍增，一次突襲作戰(zhàn)因為提前監(jiān)聽，避免了350人犧牲。

她從不出現(xiàn)在前線，但每一份傳真、每一條暗號，都有她的影子。

1948年春，國民黨懷疑內(nèi)部有共諜，抓了八人，結(jié)果全是無關(guān)人員，因為真正的核心，只在她手里。

她不是“傳情報”的，是造情報系統(tǒng)的。

策反行動——從空軍到海軍的起義浪潮

1948年下半年，南京風聲鶴唳。

東北戰(zhàn)場基本告破，中央軍士氣低落，蔣介石把重兵調(diào)往長江防線，南京成了“心臟”。

陳修良開始做第二步策反。

第一個突破口是空軍，南京郊區(qū)明故宮機場，是國民黨空軍第二大基地，飛行員俞渤，湖北人，家里是世代軍戶，技術(shù)出眾，飛B-24轟炸機。

他常在“空軍俱樂部”喝酒，喜歡圍棋，陳修良通過一位軍官太太介紹，和他下了三盤棋，輸了一盤。

五天后，她安排人給他送去一本《資本論》法文版，他讀過半年法文。

半年多接觸之后，俞渤答應了：不殺人、不炸平民，只炸建筑。

1948年12月10日凌晨，南京上空響起警報，一架B-24越過長江，在總統(tǒng)府以東炸毀兩處軍用指揮所，隨后直接飛往山東臨沂，迫降。

這是空軍第一次“起義式”脫逃，南京警備司令部震動。

國民黨立刻懷疑空軍系統(tǒng)有問題，大量人員被調(diào)職，而空軍內(nèi)部已開始小范圍動搖。

她沒停，第二個目標是海軍。

鄧兆祥，重慶號巡洋艦艦長，廣東梅縣人，黃埔五期，抗戰(zhàn)功勛。

他與地下黨無直接聯(lián)系，但他的弟弟鄧兆奎是地下黨員，在南京海軍兵工廠做工程技術(shù)員。

鄧兆祥曾多次向兄弟吐苦水：前線疲憊、補給不足、海軍被當作“擺設(shè)”。

1949年春節(jié)前，陳修良安排了一場“家庭團拜”，地點在下關(guān)碼頭，一家小飯館，當天桌上只一個火鍋，清湯，沒人敬酒，沒人說話。

飯后，桌上只剩兩樣：一封信、一只袖珍電臺。

兩周后，1949年2月4日，重慶號從上海回航途中偏離航線，進入舟山海域，艦上廣播傳來：“奉命向人民解放軍投誠。”

海軍系統(tǒng)大亂，陳誠直接下令“封鎖消息”，但太遲了，緊接著，是首都警衛(wèi)師“御林軍”。

這是蔣介石最信任的兩支部隊之一，每人月薪六百，裝備美制沖鋒槍，住在總統(tǒng)府南樓。

1949年3月，地下黨策反了其中兩個團的副團長和政訓處干事。

方式極簡單：一封信、一包云南中煙、一本《為人民服務》，策反不靠說服，靠信任。

四月初，這兩個團被“調(diào)防”離開南京，臨走前交出了內(nèi)部兵力部署圖。

長江對岸，解放軍已經(jīng)準備渡江，她知道，真正的較量，要來了。

解放時刻——旗袍下的會師與渡江保障

1949年4月20日深夜，南京城東下關(guān)，風大，燈黑。

有人在碼頭邊守了一夜，那是幾個輪渡工人，在等一位“張?zhí)薄?/p>

她來了，穿著深灰色呢子風衣，腳上是舊布鞋，外面套著黑色旗袍，內(nèi)兜里是寫有“甲乙丙丁”四字的密碼紙。

這不是她第一次來下關(guān)碼頭，但這一次，是來協(xié)調(diào)最后一環(huán)。

三天后，百萬大軍渡江，解放軍缺的是船。

陳修良早在一個月前就開始安排，以地下黨交通員身份，逐個接觸工人、碼頭裝卸工、輪機手、調(diào)度員。

她不是開會發(fā)通知，是挨個喝茶、遞煙、問家里有沒有吃飯，她不談主義，只說一句話：“不要讓船被炸。”

港口調(diào)度圖紙、下水口編號、江邊暗樁，她全都做成手繪圖交給情報小組，這些圖，后來出現(xiàn)在東線總攻作戰(zhàn)會議上。

下關(guān)電廠也在她布控范圍內(nèi)。

1949年4月22日晚上，電廠三個班次的工人突然拒絕接替白班，理由很簡單：“機器過熱。”

這個“過熱”是假信號，真正目的是阻止電廠被破壞性爆破，同時，備用柴油機組被轉(zhuǎn)移到江邊，保電、保燈。

解放軍過江第一夜，南京城未斷電，未停水。

那晚，有三艘民船出現(xiàn)在下關(guān)江面，劃出三個方向燈光，作為航道標識，沒人下命令，那是工人自發(fā)做的。

他們不知道誰下的命令，只知道“張?zhí)闭f：“今晚風不大，水路要靠你們了。”

1949年4月24日，南京正式解放，清晨，35軍進入城中，下午，陳修良前往軍部。

她穿了旗袍，黑底暗紋，領(lǐng)口別著胸針，走到門口，哨兵舉槍攔她，她沒有停步。

“我是陳修良，讓你們軍政委出來。”那年她42歲，頭發(fā)挽得緊，臉上沒有一絲妝容。

軍政委何克希聞訊趕出，握著她的手，在眾目睽睽之下說了一句：“我們今天能來，是你們?nèi)険Q的。”

身后的35軍司令員陳士榘回頭說了句：“這才是真正的定海神針。”

從地下書記到城市重建者

南京解放，不是兵臨城下，而是城內(nèi)先動。

根據(jù)戰(zhàn)后總結(jié)，南京地下黨在陳修良的領(lǐng)導下，黨員人數(shù)從1946年不足80人發(fā)展到1949年超過2000人。

建立起兩套系統(tǒng)：

• 一套是情報傳遞系統(tǒng)，以“家庭”為單位，上至軍官、下至碼頭，傳遞情報不靠電臺，靠人；
• 一套是策反滲透系統(tǒng)，目標明確，布局精密，最終影響長江以南三大軍政系統(tǒng)。

她是中共南京市委地下書記。這個身份直到1949年5月才公開。

南京解放后，城市一片混亂，工廠停擺，學校封閉，民眾搶米，第一件事不是慶祝，而是維持秩序。

她被任命為南京市委常委、組織部長，不是去講話，是下街。

她第一個去的地方是下關(guān)港務局，點名讓五位地下黨成員回崗復工，誰遲到扣一天口糧。

隨后是南京兵工廠、中央醫(yī)院、金陵大學，她都親自走了一圈。

所有干部報到時一句話：“過去是什么，現(xiàn)在就是什么，誰想跑誰先坐下。”這是她的風格。

城市慢慢恢復。南京百貨大樓重新營業(yè)時，陳修良親自站在門口監(jiān)督物價牌更新，她說：“別把解放當成漲價的理由。”

沒有慶功宴，沒有表彰會，她的辦公室在市委后院，一張舊木桌，一壺水，一包中南海香煙。

1951年，組織調(diào)她去浙江省委工作，她沒說一個字就走了，被分配到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崗位。

她開始寫材料、審稿、開會，每天早上五點起，晚上十點睡，沒有司機，沒有秘書。

有人問她：“你怎么從南京地下黨書記變成寫材料的了？”

她只回一句話：“工作。”

她晚年住在杭州西湖邊的一套老房子里，每月補貼56元，常年穿舊布衫。

她不再談過去，也不讓家人提過去，直到去世，家中仍未掛一張個人照片。

她不是傳奇人物，也不愛被稱作英雄。

她曾說：“我不是在前線打仗的。但我能讓他們走得更順。”

有資料曾這樣評價她：

“陳修良，是沒有發(fā)號施令的將軍。”